第五章 谦让也需要来点艺术（第2页）

在德国，朋友结婚了，同事生日了，谁谁谁搬家了，某某某生小孩了，也会送礼表示祝贺。经常是大家一起凑份子买礼物，不过三五马克，顶多十马克。刚到德国的同胞，往往觉得：每月挣好几千马克的德国人，送礼最不舍得掏腰包。而且，那份不大的礼物，还漂漂亮亮包装，弄得神秘秘玄乎乎的。你看，我们中国的亲朋好友结婚，送红包低于一百元都拿不出手，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最让人吃惊的是，如果交德国男友，出去吃饭啊坐车啊，有时女士还得掏腰包，付自己那份钱。你看看，德国男人就这么不潇洒。

其实，德国人斤斤计较的背后，有很多表面上不易觉察的东西，一些可以称得上好品德、导致好风气的东西。

德国人账单精确到一分一厘，反映了德国人处处讲求准确的民族特性。

德国人的“精确彻底”对里对外都一样，即属于自己的少一分都不行，不属于自己的是多一厘也不要。比如，我刚到德国不久，研究所举办一次中国人聚餐，要到亚洲店买一大堆东西，德国同事为自己买了很小一瓶酱油。在付款时候，德国同事悄悄地把自己东西和公家东西分开，单独付款。不占公家一点点便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德国，一个人对钱含含糊糊，会被看成不负责的人，是不可以委以重任的。德国各部门管理财务的人，大都有德国房东“账单必须准确清楚”的斤斤计较态度。所以，一般说来，在德国很少行贿受贿，相对很少贪污腐败。德国人逻辑，即“如果小钱都管不好，怎能管好大钱呢”，我认为有一定道理。

德国人虽斤斤计较，但有时候让中国同胞看来，又不够“精明”。比如，有中国同胞在德国街头兜售磁带，那些磁带都是中国同胞的家庭制造，两马克成本，售二十马克。他说，那些德国人来买磁带，不但从不还价，而且还同时买两盘三盘的，说是送朋友。同胞就想，德国人怎么没想到，买回一盘，自己翻录，不就人手一盘了吗，那多省钱。可德国人不。同样，在国内买音乐唱盘，我的德国朋友从不要盗版，说一方面盗版质量下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不能助长盗版这种偷窃行为。

德国人这种清清爽爽的“你的”和“我的”（Eigentum）的概念，延至及“个人的”和“单位的”，乃至“个人的”和“国家的”，就是：属于单位的国家的就不是我个人的。德国这种观念从小就培养，比如，是妹妹的玩具，姐姐要玩的话，就得问妹妹是不是可以；孩子的东西，家长也不可以随便做主给张三李四。家长不能包办孩子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都是家长买的。

如果大家明明确确地分清楚“你的”和“我的”，做到有所不让的话，不就没有那么多“顺手牵羊”、用公款请客不心疼的事情了吗？归根到底，树立好的社会风气，应该是：你我大家做起，做到有所不让，斤斤计较一点又何妨？

都说德国人算账特清楚，精确到一分一厘，可谓斤斤计较，从某个层面来讲这对于一个国家是件好事！

5．对朋友的忍让也要有度

某年8月张医生在桂林进修，碰到一个叫毛玉风的女人心脏病发作，救死扶伤为张医生信条，马上组织抢救，这以后，两人自然结成朋友。毛玉风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常说要报救命之恩。说自己所在的深圳某公司给她分了4个股份，每股2500元，三月后可获利2万元，表示让两股以示谢恩！此等朋友，此等友情，张医生不由不信，立即将5000元交给毛。

第二年春节后，毛又对张医生说：“上次股红没分，是公司用股红做一笔大生意，三月每股回报3万。因为是老朋友，亲戚我都没给，再让两股给你，每股3000元，张医生又把父亲多年积攒的6000元交给毛，毛说她这个朋友“爽”，不久，毛又把张医生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小李。

小李对张医生说：“你是我妈的朋友，我就算是你的干儿子，我一定要在经济上帮你。”又说，“我和北京两个朋友在内蒙古办3个山羊养殖场，做羊皮出口生意，年纯利几十万元，冲你是妈妈的朋友，把一个3万元的股份给你吧，半年赚10万元。”

张医生心想友情难却，况且利大，扯债拉债借了3万元交给小李。

她天天盼分红还债，不料，第二年7月的一天，得到的消息是双方的生意都亏了，张医生只觉得五雷轰顶。

莫非毛某是骗子，不像，因为她的儿子小李又来了，晃一晃100元一扎的现金，拿出一张4万元的欠条，说马上要去买一只价值连城的古瓶，买了可卖150万。还他张医生后还有多的。

人家在举债没法还钱嘛，张医生再次为朋友之情感动，跟着小李去取那价值连城的古瓶。

谁知取到手，小李说有事先走，走后她就给自行车撞了一下，古瓶应声粉碎。到小李那里去时，小李却拿着菜刀要她赔偿古瓶，张医生因此投资分文未得，还给小李开了欠债20万元的欠条。

张医生这以后病倒**，好在病后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说这叫“杀熟”，一种当前极其普遍的宰朋友手段。

她本能地喃喃一声：“既如此，人干吗还交朋友？”

朋友是最难读懂的两个字，值得信任是朋友，同时最难防的也是朋友。

6．“难得糊涂”的智慧

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一个则是苏军总参谋长华西里也夫斯基。

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由于受反常的“自我尊严”的驱使，变得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唯我独尊”的个性使他不能允许别人比他高明。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大本营总参谋长朱可夫将军曾建议“放弃基辅城”，以免遭德军的“合围”。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但斯大林听不进去，当面骂朱可夫“胡说八道”，并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赶出大本营。不久，基辅果然遭德军合围，守城的红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等到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你是对的”时，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一度当了苏军大本营总参谋长的华西里也夫斯基，却往往能使斯大林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他的正确作战计划，从而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每当斯大林与华西里也夫斯基谈天说地的“闲聊”时，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不经意”地“顺便”说说军事问题，既不郑重其事，也不头头是道。可是奇妙的是，等他走了以后，往往使斯大林想起一个好计划。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就会在军事会议上陈述这个计划。大家都惊讶斯大林的深谋远虑，纷纷称赞。斯大林自然十分高兴。再看看华西里也夫斯基本人，也与大家一样显得惊异并且与众人一道表示赞叹折服。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想到这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主意，甚至斯大林本人也不这样想了。但是，上帝最清楚，统帅部实施的毕竟还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计划。

华西里也夫斯基也在军事会议上进言，但那方式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首先讲三条正确的意见，但口齿不清，用词不当，前后重复，没有条理，声音含混，因为他的座位通常靠近斯大林，所以只要使斯大林一个人明白他的意思就行了。接着他又画蛇添足地讲两条错误的意见。这会儿，他来了精神，条理清楚，声音洪亮，振振有词，必须使这两条错误意见的全部荒谬性都昭然若揭才肯罢休。这往往使在场的人心惊胆战。

等到斯大林定夺时，自然首先批判华西里也夫斯基那两条错误意见。斯大林往往批判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接着，斯大林逐条逐句，清晰明白地阐述他的决策。他当然完全不像华西里也夫斯基那样词不达意，含混不清。

但华西里也夫斯基心里明白，斯大林正在阐述他刚刚表达的那几点意见，当然是经过加工、润色了的，不过，这时谁也不再追究斯大林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来，华西里也夫斯基的意见也就因为已移植到斯大林心里，变成斯大林的东西，而付诸实施。事后，曾有人嘲讽华西里也夫斯基神经有毛病，是个“受虐狂”，每次不让斯大林骂一顿心里就不好受。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是笑而不答。只是有一次，他对过分嘲讽他的人回敬道：“我如果也像你一样聪明，一样正常，一样期望受到最高统帅的当面赞赏，那我的意见也就会像你的意见一样，被丢到茅坑里去了。我只想我的进言被采纳，我只想前线将士少流血，我只想我军打胜仗，我以为这比讨斯大林当面赞赏重要得多。”

因此，面对“唯我独尊”，难以接受其他人意见的领导，当个“傻瓜”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使领导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你建议的“俘虏”。

当“傻瓜”在现实中就是“糊涂学”中的“装糊涂”，实际上是真聪明。

在官场上或者是在职场上，当环境氛围不利你表现的时候，如果你不会当“傻瓜”，不会看风使舵，改变航向，就会樯倾楫摧，而此时改当个“傻瓜”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主动隐身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在幕后策划，更强地掌握事情的发展走向；另一个便是为了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上司在采纳的同时不致对你产生嫉恨，从而间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7．充分发挥“糊涂”的艺术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个特别节目——首届外国人汉语知识大赛，有位美国朋友在用汉语讲一件含有汉语知识的完整事件时，这样说：

“有天，我去拜访一位中国朋友，他留我吃小饭。我说，做饭很麻烦。他说，又不是请客，做顿便饭，不麻烦。我说，那你就做顿小便饭吃，不要做大便饭了，大便饭也够麻烦的。”听完他的叙述，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