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9 甘博镜头中的杭州（第1页）

1917—1919　甘博镜头中的杭州

在1949年以前，曾经有众多的外国人拍摄过杭州和西湖的照片。在这些对杭州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当中，有的长期在杭州城里居住，把这个拥有西湖美景的“人间天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慕雅德（ArthurEvansMoule）、梅藤更（DavidDun）和费佩德（RobertFerrisFitch）等人，有的则是萍水相逢，来杭州短期工作、考察、访问、旅游、报道和拍摄的外交家、学者、建筑师、记者、旅行家、摄影师和画家，如美国驻杭领事云飞得（FrederickD．Cloud）、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西德尼·甘博（SidneyGamble）、德国建筑师柏石曼（ErnstBoers）、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EdgarGeil）、英国摄影师布列松（RobertBresson）等人。在这些曾经给老杭州和西湖拍过照片的所有专业或业余的西方摄影师当中，西德尼·甘博可能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位。本文拟根据他于1917—1919年间在杭州拍摄的一组数量约为两百张左右的老照片，来讨论甘博根深蒂固的杭州-西湖情结，以及他在表现这个古老城市及其人文景观时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独特视角。

西德尼·甘博首次随父亲一起访问杭州是在1908年，当时他才刚刚18岁。他的家庭与这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他的父亲戴维·甘博（DavidGamble），作为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跟杭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使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戴维带儿子西德尼首次前来杭州访问的那年，正逢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杭州育英书院酝酿在钱塘江边的秦望山山坡上购买地皮，以建立新校区，给学校升格和扩大办学规模。当时费佩德也是刚刚从宁波的一个美国北长老会学校调到杭州的育英书院任教，并被委任以监理新校区建设的重任。戴维·甘博出手不凡，毫不含糊地为育英书院计划中的新校区建设捐赠了一座大楼和修建浙江首个大型田径运动场。1918年，当费佩德去美国为之江学院的校园基础建设进行募捐时，戴维·甘博再次慷慨解囊，又捐出了在之江校区创建一个图书馆大楼及其配套藏书和设备的另一笔巨款。（1）

照片中的老人就是戴维·甘博

在首次访问杭州时，西德尼·甘博也跟之江大学未来的校长费佩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他俩之间存在着年龄的差距，出生于1873年的费佩德比甘博大了整整17岁，但是他俩具有共同的摄影爱好，都是对用照相机记录中国人文地理具有强烈兴趣的发烧友。西德尼于1917年6月和另一位名叫安尔吉（J．HillcoatArthur）的北长老会传教士摄影发烧友一起与费佩德在上海会合，共同参与了一个历时四个月之久的西藏摄影之行。这次极具冒险精神的摄影之旅虽然因为西藏边境发生僧侣暴乱被关闭而未能达到去拉萨的初衷，但是他们在沿途各地及川北地区的拍摄活动也留下了3500多张内容相当精彩的黑白照片。

由于家族与之江大学之间的渊源，以及自己与费佩德所结下的友谊，使得甘博数次来华旅居时曾经常来往于北京和杭州之间，尤其是1917和1919年这两次在杭州逗留期间，西德尼·甘博几乎走遍了杭州城的大街小巷和西湖的众多景点，拍下了数以百计表现杭州人文景观的照片。在如今收藏在美国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和特藏图书馆中的近6000张西德尼·甘博中国老照片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于1917—1919年间在杭州所拍摄的一组老照片，总数约有200多张。

西德尼·甘博夫妇，1919年。

甘博父亲捐赠的之江大学男生宿舍楼。戴维·甘博捐赠的这座楼最初是男生宿舍楼，因位于校园的东面，所以被称为东斋或“甘卜楼”。楼前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悬崖，从那儿可以遥望下面的钱塘江和不远处的钱塘江大桥，以及对岸的风景。如今这座大楼依然存在，其外观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周围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

甘博站在“甘卜楼”门前。这张照片是甘博本人站在“甘卜楼”大门前的留影。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的上方刻有“GambleHall”（甘卜楼）字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几个字早已在1950年代被抹去，门前的台阶也已经破旧不堪。饮水思源，今人应记得该楼捐赠人的姓名。

之江学院的主楼慎思堂

甘博父亲捐赠的之江大学运动场之二

从钱塘江上眺望之江大学的校园建筑。从六和塔再往西挪一下拍摄的角度，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之江大学的校园及其校园建筑。校园内几个主要的建筑历历在目：前面三个大的建筑从左至右分别是西斋惠德堂（WheelerandDusenburyHall）、主楼慎思堂（SeveranceHall）和东斋甘卜堂（GambleHall）。第二排两个较小的建筑从左至右分别是中教习住宅楼（eseTeachersResidence）和西教习住宅楼（verseResidence）。最上面那三个别墅从左至右分别是上红房（SouthererianResidence）、下红房（RochesterResidehPacifice）。

作为一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正规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甘博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曾经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燕京大学的同事步济时（Jess）合作，率先在北京城内开展过各种大型的社会调查，曾先后出版过《北京社会调查》（1921年）、《1900—1924年北京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标准》（1926年）、《两户中国家庭的家务账》（1931年）和《北京的中国家庭如何生活》（1933年）等多部社会学专著（2）。在利用照相机镜头来表现杭州这个古老城市上，甘博也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跟他那位在杭州居住多年的挚友费佩德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所不同。由于他们经常用不同的视觉来拍摄同一个事物或场所，所以他俩所拍摄的杭州和西湖老照片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就内容而言，甘博所拍摄1917—1919年间杭州和西湖老照片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他表现杭州之江大学和费佩德一家的老照片从当今的角度来看，已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其次他对杭州古建筑，街道、运河、寺院、城门和学校等众多历史地标的兴趣和取景的手法在其照片中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第三，他对于各种中国传统手工业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如今可以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的场景。

之江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承最悠久的新式学校之一。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团在宁波创办崇实义塾开始，到1952年之江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被强行解散，前后共经历了长达107年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1867年，这个教会学校随北长老会差会一起从宁波迁到了杭州的上皮市巷，并改名为育英义塾。后来它又从皮市巷搬迁到了大塔儿巷，并于1893年改名为育英书院。接着，又于1910年，学校从位于城区中心的大塔儿巷搬迁到了钱塘江边秦望山麓的新校园，并改名为之江学院，直到1940年，又改名为之江大学。

长期以来，能反映之江学院早期校园景色和建筑的照片并不是很多，即使有一些，其清晰度都不高，而表现之江第四任校长费佩德及其家庭成员的老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鉴于甘博跟之江大学和费佩德家庭的特殊关系，在他老照片收藏中出现这方面的照片并不令人惊奇，但是这些照片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仍令我们不禁眼睛为之一亮。根据统计，甘博所拍摄育英书院和之江学院校园的九张照片均属上乘，都是国内以前所没有见过的；二十余张表现费佩德及其家人的照片也非常罕见，尤其是费佩德拿着相机，正准备抓镜头拍照的那张快照使我们得知费佩德当时是使用什么样的相机，并且是以何种方式拍照的；而从费佩德位于杭州内城仁和路新居的三楼窗口遥拍西湖和湖滨风景的那五张照片则更是绝无仅有的摄影佳作。

甘博用照相机镜头来记录城市坐标的方式一般都比较独特。他善于选择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建筑物，而且由于他拍摄这些地方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当我们如今来审视这些照片时，往往能够见到一些出乎我们想象的东西，即使是在那些现在依然能看到的景物上，也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与现在已大相径庭的细节。

例如他所拍摄的一座城门的照片，其说明文字是“杭州西城门”，但是它的外观并不像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和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已经拍摄过的钱塘门，后者城楼底层只有三个方形的大窗，而甘博照片中的那个城楼底层却有八个圆拱形小窗；（3）从城门外的地形来看，它也不像民国初年一本名为《中国名胜》像册（4）中表现的涌金门，因为后者临湖，而且在甘博来杭州之前就应该已被拆毁，所以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作为杭州三座西城门之一的清波门。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一。从甘博的照片来看，1919年的杭州西湖湖滨已经建起了一些西式洋房，但是它们并没有破坏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而且它们还是能够跟周边的中式建筑和谐相处，在树木的映衬下，跟西湖风景融为一体。但是如今湖滨有一些新建的高楼，不仅跟周边的环境极不协调，而且其本身的美观程度也很成问题。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二。甘博1919年访问杭州时，费佩德在杭州仁和路11号的新居刚刚落成。这是一座三层的中西合璧式的洋楼，从三楼朝西的窗户望出去，西湖风景一览无余。因为当时的湖滨并没有高房子，费佩德的三层楼就已经算是鹤立鸡群了。甘博在这个位置上拍摄了两张眺望西湖的照片，显然是用了望远镜头，因此把湖滨的那些房子距离拉得很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张照片跟下面那张的角度略有不同，如果用作图软件将它们拼接起来的话，可以组成一幅广角的湖滨写真图。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三。这是从杭州仁和路11号费佩德的寓所三楼朝西窗口拍摄的湖滨和西湖。在照片的下方可以看到费佩德寓所砖砌的坚固围墙，与附近一道用土夯成的土墙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湖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好几个大房子显然是旅馆，其中位于平海路上的一个屋顶有露台的西式洋房还挂着“清华旅馆”的招牌。湖滨一个白墙的大房子屋顶还飘扬着三色国旗。

从城隍山上鸟瞰杭州城。从照片上看，当时杭州城里的房屋建筑风格相对比较统一，均是白墙黑瓦的院落宅第。偶尔有一些西式的建筑，也没有破坏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这张照片是在城隍山上从南往北拍摄的，图中的建筑大多是大街清河坊一带的房屋。

他所拍摄的的拱宸桥外观大致上跟现在并无多大改变，其基本结构都已经保存下来了。但假如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看到1917年的拱宸桥与如今那座桥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当时的桥上建有很高的扶手栏杆，以保证人们不会失足掉进河里；桥上还建有电线杆或电报线杆；在桥顶甚至还有一个岗亭，由此可见当时那儿还有警察看守。桥两端的建筑都很高，而且距离桥很近。所有这些细节都跟现在重修后的拱宸桥有较大的区别。

甘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在杭州期间曾专门前往留下镇的老东岳大方井，去拜谒和拍摄了那儿金尼阁、卫匡国等人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从而为这个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从他拍摄的老照片来判断，这个早期耶稣会士的坟墓之中应该放置有十三位耶稣会士的骨灰瓮，但在“文革”之后重修的“卫匡国墓”中，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十二个骨灰瓮。（5）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史料对此加以详细的考证，说不定就能够发掘出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故事。不仅如此，现在的陵墓和骨灰瓮的形状跟以前的都不相同，估计重修这个陵墓的人并未见过相关的老照片。

毋容置疑，甘博杭州老照片对于杭州市园林和文物部门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他所拍摄的“碧血丹心”牌坊那张照片来看，当时这座古老的牌坊显然同时具有纪念表彰民族英雄岳飞和标示引导岳庙的功能。令人费解的是，杭州市园文局当时在重建这一牌坊时，完全无视上述功能，竟然在牌坊与岳庙之间建造了一个花坛，从而挡住了从牌坊处看岳庙的视线，把两者人为地割裂了开来。这一做法显然违背了当年修建牌坊和岳庙时的空间逻辑，以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须“修旧如旧”的公认原则。

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这张照片中的桥估计大家都还能够辨认出来，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拱宸桥。它的外观大致上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现在都已经保存下来了。但假如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看到1917年的拱宸桥跟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当时的桥上建有很高的扶手栏杆，以保证人们不会失足掉进河里；桥上还建有电线杆或电报线杆；在桥顶甚至还有一个岗亭，由此可见当时那儿有警察看守。桥两端的建筑都很高，而且距离桥很近。所有这些细节都跟现在重修后的拱宸桥有较大的区别。

从西泠桥桥洞遥望保俶塔。西泠桥是从孤山去岳坟或北山街的必经之地，它的北端就是闻名遐迩的名妓苏小小之墓，而西泠桥本身也是西湖上一座著名的古桥。当年甘博在拍摄这座桥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绝佳的角度，使该桥半圆形的桥洞与它在湖面上的倒影形成了一个圆圈。而从这个圆圈望进去，则可以看见后面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和山脚的大佛寺。

杭州东河上的太平桥。太平桥连接双眼井巷，是杭州东河上最大的一座桥，它位于连接凤起路的凤起桥以南和连接庆春路的菜市桥以北。与东河上的其他绝大多数单孔桥不同，它是一座三孔桥，这主要是因为东河在这一段的河面最宽。从远处看，它的形状跟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十分相似，只是桥的比例要小多了。令人可惜的是，这座风格古朴、具有文物价值的的石拱桥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竟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下令拆毁，改建成了一座以钢筋混凝土为桥基的廊桥。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东河上一条客船的式样。桥南的河西边停泊着好几条船，而桥北的河东边有许多成捆的待运竹排。

杭州城内运河上的另一座石拱桥。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在杭州城内的运河上共有12000座石拱桥，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旧时杭州城里水系纵横和桥梁密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民国初年，城里的运河和石拱桥数量也要比现在多很多。照片中的这座桥便是当时众多石拱桥之一。虽然其所在位置和桥名现已难以考证，但从桥左端的民房、石栏杆上晾着的被子和桥上的电线杆来判断，它应该是城内运河上的一座桥。桥身坚固而美观，在桥洞的两边各有一根条石，上面刻有一副对联。石桥的南北两面各有一组石阶梯导向运河的水边，以供妇女到运河里洗衣、洗菜和淘米时行走。

杭州东河上的万安桥。民国初年杭州城里纵横交错的水道有不少，但主要的两条运河分别是中河和东河。由于位于城内，这两条运河上都有很多的桥。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东河上的万安桥。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石拱桥，桥上建有石栏杆。从桥洞下望过去，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的另一座石拱桥，那就是淳佑桥，即现在的解放桥。笔者出生的大塔儿巷离这儿不算太远，小时候经常要走过这座万安桥，所以老照片中的场景能勾起许多儿时的回忆。

杭州“曲院风荷”南面的玉带桥。甘博照片中的这座玉带桥位于苏堤与曲院风荷之间的金沙堤上。这里原来只是一座小桥，清代时改为带有一座亭子的石桥。根据《湖山便览》中的描述，该桥“中设三洞酾水，上构飞亭，夹以朱栏，绕以花柳，晴波倒影，俨然长虹亘空，增修十八景目曰‘玉带晴虹’”。但是到了民国初年，桥上的亭子已经不复存在。1983年，玉带桥得以重建，恢复了往昔飞檐翘角、朱栏汉玉的原貌。

1919年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