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助力安徽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摘要（第2页）

现代叙事和个人历史言说

——略谈朱斌峰的小说

郭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今天研讨的五位作家都是安徽实力派作家，其中有四位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优秀学员。在安徽文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这次活动非常盛大庄重严肃，能够感受到安徽文联对于作家培养的重视和力度。作为安徽籍评论家，很高兴回到安徽和大家共叙文学，能够参加此次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

朱斌峰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碉堡成群》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从当下整体的创作情境来看，这是一部成熟的现代汉语小说，小说从语言、意象、历史情境和人物关系等角度，重新叙述了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经验，并试图进行当代生活史的深度叙事，小说在这些方面都达到这个年龄段作家的一个高写作水准。朱斌峰的现代小说语言叙述非常有特色，文本的语言控制力很强。在《碉堡成群》里面，持续的个人内心摹写以及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诗意化表达，这些都是极考验一个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的。有张力的语言会时常被政治化的或者生活化的语言所冲击，但是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情感张力和对语言先锋叙事的控制度。但是小说结尾却有些落入俗套——小傻终于成功了，而碉堡真的成了一个失败者的纪念馆。从现代小说的内在特质来说，这个结尾恰恰消解了文本的张力和饱满度。

朱斌峰的《碉堡成群》像其他现代小说一样，文本实际上是要处理现代个体和当代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晰的现代小说写作特征。他写了“我”的少年朋友小傻和他失踪的父亲之间颇有想象空间的故事。这个文本非常自然地展开了对于三代人尘封历史记忆的叙事，小傻、小傻父亲和小傻爷爷，用三代人的生活经历重塑了抗日战争、“**”，还有20世纪80年代一段很特别的时期。他重塑了这些历史事件在普通个体身心上所留下来的烙痕，这个烙痕很特别，比如抗日战争中，小傻的爷爷偶然一次死里逃生之后，他活在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战友的愧疚当中，最终抑郁而终。在“**”的时候，小傻的父亲和大伯都是参与者，这个参与又导致了个体悲剧性的命运——“哥哥”夭折了。“哥哥”死亡之后，也就是小傻的大伯死了以后，小傻的父亲在革命**消退之后，碉堡内部的生活就成为他的一种寄托。他成为矿工，而下矿之余的画画和写小说，是在另一个层面试图要冲出碉堡。这些细节非常明确地指向个体与环境、时代和命运的冲突，先锋小说或者说现代主义小说更注重个体在时代中陷入的困境，而困境中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被时代和命运所抛弃的失败者。

小说家在处理个人和历史关系的时候，会把重大的历史事件集中放置到个体生命经验当中来，以象征性符码来暗示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比如小傻的爷爷参加抗日，小傻的大伯投身革命，小傻的父亲为了摆脱日常麻木的生活冲出去等，其实个体对于自己到哪里并不清楚，也就是个体对于自身行为的目的性和可能性是不自知的，恰恰不是一种如《城堡》中K般对于自身出走的坚定和自觉。由此，小说个体被赋予的时代和历史经验就成为一个无法及物的表达。小傻的父亲是作为失败者叙述的，经历过他这样的人生的人，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写小傻的父亲会有很强烈的先锋性，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再来重新叙述同样的人物，读者和评论者可能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代生活经验当中是一个异类，这个异类的生活经验值得关注，却不是一个真正代表时代主流气质的人物。这样一类希望冲出碉堡群的懦弱而无能的人，让我们在投去同情目光的时候，也会心生鄙夷和厌恶。

作家处理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历史关系的时候，如何和真正的时代主流精神气息产生共鸣？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如何突破瓶颈的问题。因为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主流是向着一个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物质生活也日渐从贫困转向丰裕。这个基本社会现实通过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写作两种不同的路径表现出来：一方面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写作的文本中，大多摹写当代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人，内容涉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表达了这些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中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情感追求，叙述这些时代最基础的个体是如何在生存层面踏实行走的，他们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身心两个方面进行建构性的尝试和探索，同时着力叙述中国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小说写的大都是时代疏离者，个体在时代中的苦闷，个人或群体以欲望表达为特征的苦难叙事。前者在写作技术、人物塑造甚至语言表达方面多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后者在写作技术纯熟中却透露出对于一个质变与转型时代的隔膜与疏离。那么，作家到底该如何看待和摹写真正时代主流的精神气息呢？

大概提供两个方面的思路：一是现代叙事的个人化视角和主观性叙事在多元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如何自处。作家对于时代镜像的距离感和理性观察是必需的，然而对于当代生活经验偏于现代解构主义倾向的理解，会带来对于时代主流人群生存经验和情感特质的疏离和隔膜，这对于追求史诗风格和象征性叙事的中国现代小说来说，无疑是需要警醒的。二是明确汉语写作和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世情传统的中国经验叙事如何和现代小说写作方式相结合。如果一个作家对世情的理解非常浅薄或者片面，即使写中国人的人性或者着力描写人内在的深度和厚度，那么在中国这片世情的土壤上，文本依然无法达到让中国读者满意的程度。因为作为一个有阅历的中国人，成熟的人不是像西方作家笔下意味向内生长的过程，他还是要向外延展，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圆形的多维度的复杂的中国人，作为中国作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叙事都要有一个独特的中国视角。

余同友小说的空间、现实感和缝隙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诗刊》主编助理）

首先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诗歌的批评，很少做小说方面的研究，尽管也零星地写过几篇。这也是我第一次读余同友的小说，包括发过来的五个中篇和四个短篇。读完之后我个人还是很认可余同友的小说的，我们评价小说可能有的是从当下中国小说背景和总体性来评价，我单纯是从个人的趣味出发，我确实比较喜欢余同友这种类型的写作方式。余同友最早是写诗歌的，从写诗歌到写小说，这个转换很有代表性，这个里面提供了很多特殊性和有效性的信息以及写作经验，包括他的小说集里面有一个短篇小说《有诗为证》，我觉得就透露出一个人对诗歌的特殊原型的观照。余同友的小说包括中篇和短篇，我更喜欢他的中篇小说，尤其是《四脚朝天》这个作品，短篇里面我更喜欢《斗猫记》，我觉得这两个文本在余同友的小说里面更具有象征性。关于这个象征性，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一个作家的原点是通过什么来完成的？看余同友的小说，在他大多数的小说里都出现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叫瓦庄。瓦庄有时候是放在历史里面，有时候是放在当下和历史互相观照的一个空间里来完成。但是瓦庄对于余同友来说，是一个精神策源地。它不仅是情感上的，还有道德方面的以及修辞层面的，它建立了一个作家的基础。不管我们是读诗歌还是读小说，很多的文本单个看确实成立，但是放在一起整体看就很零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非常完备的个人体系，我觉得余同友小说里面的瓦庄，从修辞到内蕴都非常重要。

第二，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中国小说家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仍然更多是以一种城市时代的乡村化视角来叙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是我觉得余同友的小说和流行的现实写作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非常明显。不只小说，当下诗歌也对现实投注了更多的热情。我注意到余同友的几个小说里面涉及很多关于当下中国乡村以及城市的问题，而他处理这些事件只是作为一个侧面，甚至作为一个背面，最关键的是他的写法和处理方式都非常特别。首先从主题来说，他写到了乡村性格和父辈的表情，写到了科技AI、智能，也写到了养老问题，还有校园事件，甚至包括古老职业在当下时代的丧失，如铁匠、木匠，但这个还不是他写作的关键。如果这只是他为了处理题材的写作，那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关键在于他的处理方式非常特别，一个就是他的细节经验。我在阅读的时候非常震撼。比如《四脚朝天》里面最经典的所谓的“烂好人”四脚朝天的动作，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生活里，他的这种动作和小说的细节与整体的象征性之间非常契合。包括《斗猫记》里出现的这只白猫，它有一种诡异感，但是又离不开真实。包括干部介绍信，这封介绍信穿越历史到今天，在一个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恍惚感，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重要的一点，余同友的小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非常关键，这个缝隙关系到很多层面，比方说这个缝隙代表了写作的可能性，缝隙实际上代表了作家的抽离感或游离感。如果没有这个缝隙，小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比方说这个缝隙指向了日常和偶然的关系，比方说《斗猫记》里出现的这只白猫，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浑身一惊。他说，“他再看看屋顶，那只白猫竟然像人一样盘腿而坐，冷冷地看着他”，当时我觉得这只猫也在看着我，看着我们每个人，就是日常和偶然的这条缝隙。此外，还包括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缝隙，包括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缝隙，我觉得这样缝隙的出现真正打通了一个小说家应该具有的才能。比方说，我们说到的真实可能是修辞意义上的真实，余同友的小说提供了日常的可能性和写作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充满了寓言化的甚至荒诞感的游离色彩，这个非常关键。当然，他的小说语言非常成熟，这跟他的诗人身份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斗猫记》里面有一句话，“在院子里站立了好一会儿，把浓霜都站淡了”，如果不是一个诗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情景的。

我说得非常简单，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非常喜欢余同友的小说，我没有太好的建议，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感受是阅读这几篇小说的时间并不一样，有的小说读起来会很慢、很细，但是有的小说读起来很快，阅读时间的快和慢，代表了余同友的小说给读者或者批评者所提供阅读时间的长短和有效性。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谢谢大家。

先锋的余韵及可能

——读朱斌峰《碉堡成群》

季亚娅（《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

一

朱斌峰的《碉堡成群》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是一个孤绝的文本。当然这并不仅是对作者其他作品不熟悉的遁词，而是，哪里来的这么一篇气质独特的迥异文本，一个当下小说主流叙事程式外的另类？孤篇竟成峰，它的来路和去处何在？

异质感首先来自第二人称叙事。第二人称有特别强烈的主观感和倾诉意味，小说史上除了早期的书信体很少有人用。第二人称写法本来会让人觉得私密和亲和，就像知己或情人间的面谈或笔谈。但很奇怪，这篇小说反而有很强的疏离感。刚才杨庆祥讲到安徽的诗歌传统，这篇小说的语言有散文诗的意味，甚至让我想起《野草》，浓郁的抒情气息伴随着海潮般流畅的叙事节奏，就好像舞台剧的大段念白，滔滔一口气支撑到结尾。语言内部充满了象征、抽象和主观抒情性，迥异于一般小说力图还原真实的细节描绘和口语对话，所以即使叙事口吻是私密的，这种诗剧般的腔调，依然带来阅读距离感。而适当的阅读距离，使得读者能从具象的体验沉浸式阅读转入思辨和抽象的层次。于是碉堡不是碉堡，松树不是松树，它们都不指向具体事物，而是变成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精神道具。这是此文本的奇特之处。

二

作者驾驭叙事的能力非常成熟。“你父亲消失的真相”，小说转述了红姨、大秦叔、豆腐阿婆三个不同版本的父亲与碉堡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又分别对应着父亲成长、失踪前后的80年代前期和“**”时期的历史，尤其在第二个故事中，还有一段“你父亲”以“书信”或“小说创作”方式掺杂的抗战史，可见作者的叙事雄心。

来看这封书信。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你父亲”去碉堡的目的是躲起来写小说，以书信的方式，一封接一封地向外投稿。“我”追溯真相的时候，看到并打开了这封信。一般的小说叙事里，一封突然被打开的书信，作者的处理方式通常是引用信的原文，但朱斌峰不是，他转用第三人称追述，介绍原来这封信是以书信形式写的抗战史的小说。当然技术层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全文叙事本来就是第二人称，此处如再引用第二人称的书信原文，反而不如第三人称转述区隔清晰。但这种人称的转换，可看成一个特别有意味的关于当代小说、关于叙述与真实关系的隐喻。“你父亲”把小说用书信来写，书信这种文体的接受前提是，写信者的讲述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内心的真实，“父亲”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将他虚拟的抗战史（小说）讲述为真实的抗战史（历史）。也就是，将“你爷爷”抗战时曾当过叛徒的经历，这个一直梗在“你父亲”心中的痛点，经由虚构来治愈：原来“你爷爷”从日军剿灭中幸存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下山通风报信，而是为游击队的同志寻找紧缺的食盐……但是这封信从来没有被“你父亲”期待中的读者打开，因为孩子们的恶作剧，它永远没有抵达收件人、“你父亲”要投稿的目的地。“你父亲”的书信写成“**”主流历史小说的样子，其实是对小说叙事的提醒：以书信方式开始的叙事，哪怕写信者怀着百分百真诚的叙事意图，往往也只能讲述成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因为信小说、虚构非虚构都是同一种历史无意识的产物，真正的历史被叙事的逻辑虚掩。

这个书信小说的隐喻结构，更贯串到整个文本，《碉堡》全文也可看成“我”写给“你”的一封长信。作者显然熟知后现代叙事原理，“我”转述“你父亲消失”的三个版本，并非一次指向历史不可知论、迷失事实真相的罗生门式尝试，相反，这三个故事秉承某种贯串一致的历史观，一种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脉络下的、对于当代史的主流式理解。这三个故事，无论因画人体打成“流氓犯”、因祖父历史污点困扰出走、因武斗变成虫蟊消失，“你父亲消失”的不同版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公共或集体的外部暴政对个人的精神戕害。这也是当代先锋小说的重要主题。作者的叙述方式看似充满了解构，实际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某种高度总体性、固定化的文学意识形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