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蒸汽时代（第2页）

经过数年的愁苦和贫困，他最终赢得了一个名叫韦尔的新泽西电线制造商和一个名叫康奈尔（他给世界留下了电话线杆和一所大学）的纽约贵格会会士的好心帮助，1837年9月2日，他在纽约大学成功地将一条信息从一个房间通过一条长一千七百英尺的铜电线传递到了另一个房间。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国会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批准了莫尔斯建设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所必需的资金，1843年（就在他申请资金的五年后）莫尔斯就主持建设了第一个电磁记录电报，不久之后就使得费城和旧金山如同隔壁邻居，使伦敦如同纽约的郊区。

关于我们年轻的国家征服距离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吧。

除了距离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如影随形的敌人，就是“饥饿”。

有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类寻找每日的面包、黄油和果酱的记录，经常哀叹说，《独立宣言》和《宪法》几乎没有体现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经济精神。他们宣称这是因为美国的反叛在很多情况下是富人的革命，开国先驱们几乎全部属于有闲阶级，他们把剥夺大多数同胞的权利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牢牢控制“财产”，使共和国政府掌握在“善良和精明的人”手中。

显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对引导十三个州进行伟大的独立战争的人们来说是很不公正的。的确，在很多州只有有些钱的人才能够谋取公职，而且只有纳税人才能投票，但人们不能要求社会一个阶级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自尼布甲尼撒二世以来，财产就统治着这个世界，因此期望来自弗吉尼亚的几个种植园主和来自新英格兰的几个商人具有连我们的道德法鼻祖摩西都有所欠缺的美德是不理智的。

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和杰斐逊们都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经济学派的代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那些无可失去的人获得跟那些有钱参与游戏的人同等的权利和特权，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稳定。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行事的。

除了在学校学到的功课外，我们不要忘了他们那一代人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从赢利和亏损的角度思考问题。1780年的生活相对是简朴的，还没有受到1880年诸多问题的困扰（更不用说1927年了）。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人们自给自足，既是屠户，又是面包师，也是蜡烛制造商。他们的需求很少，实际上不知奢华和行乐为何物。

西部的农民通常欠着东部银行家的钱，因为他们最初购买家园，购置他们告别文明进入荒原时随身携带的牛马和车辆。从我们殖民初期开始，债权阶层和债务阶层就有着明显的裂痕，而且两者经常互相辱骂。当时这个国家仍然非常富庶，有足够的粮食养活田野、森林、公海上的所有人，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这是红色工厂和绿色农庄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迫不得已靠变幻无常的贸易谋生的年轻人为数寥寥。

慢慢地，这个国家开始人满为患，多余的人口被迫到那些富裕邻居家去做工，因为他们能够买得起蒸汽机推动的新时代的昂贵工具。这些东西有个名字叫“工厂”，在普通大众中很受欢迎，就如同手榴弹在新建的掩体中备受欢迎一样。

这就是奇怪的恶性循环的开始，这种循环很快就席卷了全世界，令过去数百年的哲学家们也大惑不解。

这些复杂的新工具（通常称为工厂）的产量是巨大的。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接近史前简陋条件下（带石头烟囱的木房子，几件衣服，充足的粮食和一两件粗糙原始的家具）的各色人等开始享用过去只有帝王家才享用的各种东西。他们很快接受了他们过去不习惯的奢侈品，认为这是他们应该享受的，而且要求得到更多。但是他们得到的越多，就必须更卖力地工作，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所需的工厂的数量就越多。

那些拥有现代工具，即工厂的少数富人，为了使工人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来确保自己财源滚滚，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在非洲和亚洲寻找有利的开放港口，必须利用每个政治机会来防止自己的产业免遭一时的亏损。

中世纪简单的农业制度一直沿用到共和国成立十年后，接着高度复杂的国际经济制度迅速席卷了全球，使许多国家在行为习惯和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北部和西部，人口大多是白人，大部分都从事农业劳动，这场革命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它被视作一种必然而慢慢地为人们所接受。当然有很多摩擦，但是除个别情况下，没有引起流血，也没有危及文明，而摩擦也已经成为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南方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里的领导人将所有的技术进步拒之门外，竭尽全力要避开他们害怕的工厂制度的恶果。南方仍然是农业社会。在弗吉尼亚、田纳西、肯塔基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州议会占垄断地位的地主乡绅认为，应该保持原样。让扬基人用他们冒烟的发动机的烟灰污染他们自己的空气吧。

至于他们，将继续过着绅士的日子，而且除了个别的轧棉厂，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不合时宜的工业侵入十七世纪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庄园。

然而，绅士的生活是需要金钱来维持的。由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东西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原因是罢工、工资增加和原料价格上涨），南方的地主乡绅现在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现金。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比以前种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在棉花地和烟草地里劳动，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奴隶。

那种不知如何摆脱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情况下，恶性循环往往别具特色。这次恶性循环部分是白色的，部分是黑色的，还有部分是咖啡色的。

我以前曾说过，历史学家不应变成道德家，除非万不得已。但是让生为北方人的我们不要再非常厌恶地为蓄奴的可恶南方人而苦恼，因为世界上一直就存在着奴隶。只是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自从人类第一次学会用后腿走路，他们就已经存在了。

《十诫》中那个甜美的女仆实际上就是女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实际上是为占有某个求之不得的美貌奴隶而赌博。恺撒曾经一次将不下六万三千名条顿犯人卖身为奴。圣保罗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大宪章》承认农奴的存在。总之，随时随地都有人在蓄奴。在欧洲西部和美洲东部，这种制度慢慢地被废除了，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对神学家的观点兴趣下降，更相信耶稣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再有利可图了。不幸的是，这种铁家伙同黑人从未有过成功的合作，而且在汤姆叔叔的土地上，冒烟比利一向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被视为社会的弃儿。

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快变得落伍的经济制度，仍然在梅森-狄克森以南的各州存在，而且坚决拒绝被废除。

“但是，”你可能会争辩说，“难道南方的统治者不明白这种顽固不化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奴隶制已经被一切正直的人谴责唾弃几百年，而且从长远来说奴隶制将会使他们的繁荣化为乌有？”

他们当然知道。

一些受教育不高的南方人，如安德鲁·杰克逊，可能会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制度，但是南方思想领域的真正领导人则极力反对奴隶制。只是他们认为这样说毫无用处。他们可能坚持要求不要将“奴隶”和“奴隶制”这些字眼写入宪法，因为他们不希望被他们的北方邻居说他们是奴隶主。但是至于其他，他们就一意孤行了，而且忽视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同他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社会体制交织在一起，不可救药，一旦触及它似乎不可能不引起文明的崩溃，而从他们内心来说，这种文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某些经济法律不相抵触，他们就继续保持这种漠然、疏远、不问不管的态度，他们对经济法律可能并不怀疑，但是这种法律在南部各州同在佛蒙特一样深入人心。

正当他们的北方工业邻居们被迫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工厂运转以战胜其竞争对手，为他们的工人找到活干，否则将破产的时候，种植园主们也的确感到他们不断有义务种植尽可能多的庄稼，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日子里为他们的奴隶找到合适的活干。

那意味着他们必须种植棉花和烟草，而且还要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接着还要种植更多的棉花和烟草。

直到最后，他们种植了太多的棉花和烟草，于是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

接下来，他们开始想着种植其他作物——稻谷、粮食、甜菜，无所不有，而且他们到有钱的银行家那里讨论改种和贷款问题，因为钱对于资助他们春天种植很必要。

但是银行家们却说：“不行。”

如果他们不能向其客户保证绝对安全，他们将无法维护存款客户对他们的信心。为了向顾客保证这种安全，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收到贷款请求的后果。他们对棉花和烟草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棉花和烟草的平均亩产量在二千包以内。但是稻米、粮食和甜菜是试种——全靠运气，或许颗粒无收。就这样种植园主不得不继续种植棉花和烟草，并要种植足够多以使他们不幸的奴隶有活干，一定不能让他们闲着——因为闲散的奴隶仍然还得吃、穿、住。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令人困惑不解且爱莫能助的状况，使情况更糟的是北方完全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富豪习惯于送自己的儿子到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接受教育。但是很少有新英格兰人穿过那条分界线，英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森和杰里迈亚·狄克逊画出这条线，作为佩恩家族和巴尔的摩家族之间的边界线，现在被认为是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边界线。

他们得到的这些信息往往有失偏颇，而且经常是不正确的。接着在查尔顿和斯普林菲尔兹的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暗示性的文章，之后有一天，整个问题被全部拖入了令人愉悦的文学领域，一个善意但持有偏见的女清教徒描绘了一副据认为在蓄奴州随处可见的惨状，以至于整个北方地区似乎都进入了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去解放那些受苦的奴隶。

我没有为奴隶制辩护的意图，我想证明的是另一个问题。

北方指责南方使用奴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南方的蓄奴者本身就是这种制度的奴隶，这种制度迫使他们使用奴隶。

情况已然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似乎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了，那就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