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独裁（第2页）

现在，杰克逊回到了他“隐居的地方”，在东部几个精明政客的帮助和支持下，准备1828年卷土重来。这些政客利用这位老先生的先人之见，致使他确信那些与之意见不合的人腐败邪恶，全非好人。

在那次选举中，他席卷了马里兰以南和阿帕拉契亚山脉以西诸州的选票。此外，通过他在当地党徒的精心安排，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全部选票以及纽约州选举团选票的多数。其结果就是，他获得的选票是亚当斯的两倍，可能会以唯一真正适合他脾气的角色——独裁者的角色到华盛顿赴任。

1829年3月4日，获胜的民主体制的追随者来到了国家的首都。一万五千多人来听他们的领导人做宣誓就职演说，之后，还有可能很多人拥入白宫各个窄小的房间，热情地与他握手，向这位人民的英雄表达他们对他全心全意的支持和始终不渝的爱戴。

杰克逊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担当起新角色。他向朴实无华的朋友们微笑着，耐心倾听他们的发言，容忍他们踏踩他的地毯和家具。但是，当嚣声散尽，乱局重整，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大权在握，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最典型的传统和现代专制主义统治着这个国家。

实际上他是一个保守派，不是新英格兰意义上的保守，而是那些与世隔绝的边疆人眼中的保守。他们将不能立竿见影满足其需要的一切东西斥之为无用的东西，视其为一种古老而娇气的文明的可鄙残余；他们希望以一种新的未经考验的民主的偏狭标准，取代非常成熟的贵族体制的固定之规。

如果有人希望杰克逊的胜利意味着重返各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快乐旧时光，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因为在安德鲁·杰克逊统治时期，华盛顿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帝国之都。

杰克逊本人不信任合众国银行，并重创了那个有用的机构。如果有人因此预言资本主义将毁灭，那么他们必将幡然醒悟，因为关税虽然略有调整，但并没有废除。那些旨在摆脱这一不受欢迎的负担，曾经通过在其孤立的辖区内宣布关税无效的农业州，立即受到了联邦出兵镇压的威胁，它们很快被迫对杰克逊言听计从。

如果还有人头脑简单，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从此可以将治国大权赋予那些最适合担当此任的人选，那么，当整个联邦任命权体制变成了一个对政治服务的奖赏制度，当“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说法成为国家行政长官的正式行为准则时，他们定会震惊不已。

然而，跟杰克逊的独裁对整个美洲大陆做出的伟大而持久的贡献相比，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当然，杰克逊将军同时代的人，非常刻薄地将其新统治者的武断粗野的方式同上一代统治者威严的风度做了对比。他们倾向于同意托马斯·杰斐逊的判断：这位名声远扬的新奥尔良英雄既粗鲁恶毒又头脑糊涂。他们还谴责其追随者，其用词如同当今政客评价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朋友。

而且，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根本不懂社交礼仪，他们在白宫随处抽烟——一个非常惊人的创举；还听任围绕一个女人过去的荒唐争执沦为一场激烈的斗殴。结果就是内阁中半数人辞职，致使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

黑人的解放，由于伴随着代价高昂充满血腥的战争，在历史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白人的解放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它没有受到行刑人和绞刑架的干扰。但是，在使白人摆脱古老的农奴制的最后枷锁获得自由的运动中，新独裁者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或许不是有意为之，但其作用仍很重要。

边民们可能不在乎他们曾否听说过欧洲，但是欧洲开始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美洲在民选政府方面进行的伟大试验，并且获得成功，激励欧洲自己努力挣脱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枷锁。

首先在封建制度依然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接着在波旁王朝恢复了令人深恶痛绝的中世纪专制政体特点的法国，再就是奥地利和德国，甚至在遥远的俄国，都进行了以代议制政府取代目前的贵族统治制度的尝试。这种尝试在法国和英国取得了成功，在俄国却失败了，而在奥地利和德国则获得了部分成功。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些尝试都带来了民主力量的复兴。它们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应归功于美洲存在着一种欧洲领导人梦寐以求达百年之久的政府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是尽善尽美的完人。老天不容！这种民主之理想国，一旦为坏人所操纵，其危害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过善良而聪明的人创立的其他形式的政府。最为糟糕的是，它曾有（而且仍有）一种鼓励平庸、甘于无知和低效的倾向。

另一方面，它往往会释放出某些能量和热情，这些能量和热情在贵族或富豪统治的国家注定会永远受到压制，更不用提在神权国家了。

杰克逊的行为和判断曾铸成大错。当他怒气冲冲或猜疑重重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最终会给本国繁荣和福祉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但同时，他在务实政治上不仅给美洲而且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

他使新旧大陆的人们看到，一个民选政府能够像一个组织严密的贵族统治的政体那样成功地治理一个帝国。虽不那么一帆风顺，或许也不那么庄严郑重、效率很高，但它可以使政府运转正常，而且可以保证普通人在自尊和独立上的投资能够获得比当时实行的其他制度更大的幸福回报。

对于这些问题，根据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和原型计划，当然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当代参观者的看法则给人以启发。

“绝对不可能。”特罗洛普夫人说，她痛苦地回忆起了被迫向辛辛那提的乡下人出售高筒橡皮套鞋和发夹的痛苦岁月，绝对看不出在西方的这个伟大民主国家有什么好的。

但是阿历克西·托克维尔伯爵则有不同看法，他不是从债主的监牢不好受的角度，而是从布鲁日的一个难闻的寄居宿舍看待这个大陆的。

“这场奇特的政治实验具有某种意义。”他告诉朋友说。

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