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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返部队
1976年8月，大学毕业后，二哥返回原部队。
从学校到部队、部队到学校，再从学校到部队，每一次变迁，对二哥都带来精神上的升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十年“**”运动结束。
回到部队不久，1977年3月二哥就提干了，这样每年能有一次探亲假。另外，由于到海军总部机关出差时大都是坐长途车往返，而我家距当时的北郊市场长途汽车总站不远。发往部队驻地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两趟，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在返程发车前的时段，顺道回家看看。这样，相比入伍初期，他回家的次数就多了些。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二哥和两位战友在家，母亲正在收拾碗筷。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第一次听到歌德的作品《浮士德》。还有一次是傍晚，二哥和战友冉庆云到家，由于末班车已经没了，只能是第二天回部队，所以当晚就住在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冉庆云。二哥把他介绍给全家：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冉庆云身材与二哥相似，相貌俊秀，谈吐优雅，全家人都很喜欢他。他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水平非常高，曾担任海军某款进口直升机资料的翻译工作。家里地方挤，吃过晚饭，父亲叫我去叔叔家临时借宿。往常家里来了亲戚，我和三哥就要去叔叔或邻居家借宿。冉庆云坚持说不用，大家挤一挤就可以了。看到他态度非常坚决，二哥也表示认可，父亲没有再坚持，我心里也是特别想和二哥他们在一起。当晚，冉庆云、二哥、三哥和我四人挤在一张大**，谈到很晚。第二天一早，父亲买了早点，二哥他们吃过早饭就坐车返回部队了。
这期间虽然我们偶尔能见面，但时间都很仓促，二哥与我和三哥之间更多的交流仍然是书信方式。写于1978年1月8日的这封信，是我保留的二哥写的第二封信，信的内容仍然是在引导我们。
友子、顺子二弟弟：
你们的来信我都收到了，请你们放心。看了你们的来信，我的心情很复杂，基本上有这么几种成分，就是高兴、遗憾和同情。首先看到你们都在用心学习，在动脑子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学习问题，这就说明你们在进步，特别是友子对自己的分析总结，是有条理的。只有通过总结分析找出了自己的弱点，才能进步。顺子应该把分析推进到更具体、更有条理的程度，要用心找出学习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看到，虽然你们花费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教育质量降低，使得你们现在和将来还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才能把学习成绩提高到较为满意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确感到稍有遗憾。另外，对于你们现在学习的物质条件，我作为一个哥哥是极为同情的，特别是顺子的情况，使二哥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没能在物质条件上给你们更大的帮助而深感自疚。这个问题确实使我很苦恼，因为有许多具体问题也要解决，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支援你们。
信的开篇谈到收到我们的信后，二哥的心情很复杂，高兴、遗憾和同情交织在一起，对于没能在物质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感到愧疚，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虽然二哥很早离家，但我们兄弟之间感情深厚。那时，我和三哥时常给他写信，毫无保留地讲述各自的学习思想情况，请他指导帮助。二哥会对我们的进步给予鼓励，同时也结合信中反映的问题，谈出他的观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有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是多么的幸运。
这封信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关于学科选择，二哥认为还是要学习理工科。这年三哥将参加高考，我读高中一年级。从1978年开始，学校高三阶段就开始文理科分班了。信中二哥写道：
前几天华罗庚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体系的文章，主要谈的是学科关系，大致是这样的：全部科学的基础是物理和数学，数学是运算工具，物理是一切科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它们之上才是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及派生学科如力学等。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内容都是以物理为基础，在这些之上才是应用工程技术学科，如果列一个式子就是：物理、数学→天、地、生、化、力学→应用工程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因此一定要花大功夫、下大力气攻下数理化。
二哥对我们的学习一直非常关心。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科学技术，粉碎“四人帮”后，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当时全社会对理工科非常重视。二哥上初中时，“**”爆发，初中阶段的综合知识教育接受得较少；之后是参军服役；在上海读书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对物理、化学知识接触得很少，数学的底子也较薄弱。他以自身的认知体会，认为文理科相比，理科更为实用重要。
其次，对于正处在紧张学习阶段的我们，如何约束自己的问题，二哥写道：
一个人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得花费精力和时间，就得在其他问题上少花点时间。既想干一番事业，又想玩得痛快，那岂不矛盾？中国有许多老话都说的是这个问题，如：“欲求生快活，需下死功夫。”又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等等。这就是说，要干一番事业，就不能自由自在，必须用事业心约束自己。
二哥特别以他的同学刘敏[1]为例：
我的同学刘敏你们还记得她吧，她现在学习是全语种第一名，但是怎么得来的呢？她星期天极少外出，电视从来不看，电影除了新的以外，一律不看，而把这些别人用在消闲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二哥在信中还提示我们，努力付出并不一定就能取得满意的结果，要有承受挫折的思想准备，对此他写道：
对于学习能否成功也必须有两种思想战备，因为学习在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由竞争。因此一个人可能竞争过他人，也可能竞争不过他人，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学习上的挫折和打击，还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失败了再干；同时要经常总结和分析自己的学习情况，请别人和老师帮助分析，以发现缺点，采取新的学习方法才能不断进步。
第三是兄弟团结问题。三哥比我大四岁，平日里我有时不大爱听他的吩咐，偶尔也有矛盾产生，二哥对此情况也多少有所了解，就在信中告诫我们：
几千年前的孔融在四岁时就知道让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学习和生活中应该怎样互相帮助吗？总之，你们俩不论谁，都应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互相自觉地为对方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家务和生活方面。哥哥关心弟弟，弟弟体谅哥哥，应该形成这么一种习惯。再有，年轻人都有个面子，但什么是光彩，什么是不光彩，要有个标准：学习努力，成绩好，懂道理才是真正的光彩；在小事上出个风头，穿得体面一点并不是真正的光彩。在物质上没有忍耐困难的精神，学习是很难搞好的，事业也是很难成功的。
这封信的后部分，二哥对我俩的书写字体提出了批评：
希望你们把字体注意练一下，特别要注意汉语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个实际问题。顺子的上封信错误较多，我给纠正了一下，寄回去，以后应注意。字要有基础，工整，清楚，不能乱画。
我之前写信比较潦草，错别字较多，看到二哥在我写的那封信上，纠正了许多错误，心里很惭愧。凡是发现的问题，他都及时指出来，对我们也是严格要求。
这封信写了有7页长，在信的结尾，二哥特别写道：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二周年，我们都要学习周总理，以周总理的革命精神激发我们的斗志。
与三年前的那封信相比，二哥此时对我们的指导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二哥不仅关注我们的学习，更关注我们的品德修养，能够看出他自身也是在不断成长完善中。
我于1976年上初中。学校离家较远，出家门一直向西，走到北京医科大学宿舍区（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东墙那儿向右拐，再向北，穿过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步行40分钟左右才到学校；中午放学后回家吃饭，往返时间非常紧张。我们那届学生的家离学校都很远，老师对此也非常同情。当时，学校食堂条件有限。第二年，在老师的争取下，学校同意个别路远的同学可以在学校入伙，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我在其中。那时物价非常便宜，素菜5分钱一份，荤菜一毛钱一份。父母每月给我2元伙食费，二哥知道我在学校食堂吃饭后，基本上每月会寄给我2元钱，这也是他在信中说对我的情况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后提供的帮助。
兄弟四人当中我年龄最小，如果说父母对我有稍许格外疼爱的话，那么二哥是最关心我的，终其一生。他不仅尽力在物质上给予我帮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我引导和鼓励。
除了1975年的那封信是我特意保留外，其他书信能保留下来，也属偶然，这期间二哥写的许多家信并没有得到保存。
二哥再次写日记是从1978年2月15日开始的。日记本中有他在这天之前，即他返回部队初期、粉碎“四人帮”不久所写的一些思考性短文，能够反映出他这个阶段关注的事项及思想认知。
形式这个东西是个外壳，可以说是一种容器，而内容才是要装的东西，在它们二者之间大致有以下几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