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浪潮中美术传播的多样化与主旋律（第2页）

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美术交流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这一时期，国际展览交流的频率显著提升，1949年到1991年，我国同外国政府间签订文化合作协定133个，其中91个是1978年以后签订的，仅1978年至1991年的十多年间我国赴国外举办艺术展、文物展662次，国内举办国外艺术展293次[24]；地域范围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同西欧、北美、日本等国的美术交流有很多发展；美术种类和表现风格更加多样，涉及国画、油画、雕塑、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儿童画等种类，以及传统与现当代、具象表现与抽象表现的各种风格。这些中外美术交流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美术的繁荣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且传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国外来华美术展览频繁举办，给予了中国美术家和观众近距离接触国外优秀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作品的机会。影响较大的展览有：1979年9月7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的“现代日本画展”，展出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正如刘如醴所言，“大部分应该受到赞赏，特别是那些取材宽广，深入到心理刻画和社会生活的评论中来的作品，最为可贵”[25]；1983年5月，“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毕加索画展，展出毕加索在1904年至1970年创作的油画作品15件、版画作品13件；1983年5月13日至6月12日举办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明”展览精选了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成就的原作、复制品、大幅彩色照片、幻灯片和模具共计80余件，作品配有简要说明和带解说词的幻灯放映，反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成就和风格变迁过程；[26]1985年11月和12月“劳森伯格作品国际巡回展”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拉萨西藏展览馆举行，这是国外前卫艺术家的原作第一次在国内展出；1993年2月15日至3月15日，“法国罗丹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了《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巴尔扎克》《地狱之门》《吻》等作品113件，观众超过10万人次。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定期举办双年展、三年展等国际美术交流活动，其中始创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始创于2002年的北京双年展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美术展览。

积极组织参与国际美术展览与交流活动，既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又传播了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同时面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形象。影响较大的展览有：1982年3月19日至5月9日“中国二十世纪五位名画家传统画展览”在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出了吴昌硕、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5位美术家的100件作品；1991年10月，受法国秋季沙龙展之邀，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巴黎大宫殿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1998年，“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先后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共展出玉器、青铜器、瓷器、雕刻、绘画、书法等古今艺术珍品500余件。2003年，我国政府决定以国家身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但由于“非典”等原因未能成行，直到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才首次设立中国馆。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美展开始走出国门，1988年选自第6届全国美展作品的“现代中国美术优秀作展”在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举行；此后，从第7届全国美展开始，日中友好会馆负责牵头协调美术场馆举办全国美展作品赴日巡展。

（三）美术展览中主流美术传播方向的呈现

在我国，美术传播的多元形态与主流方向始终处于辩证统一之中。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尊重文艺特性和发展规律、倡导文艺创作的个性与自由的政策方向引领下，我国政府和官方机构所支持、主办的美术展览传播并推动了美术创作的多样化，但是，对多元审美表现方式的接纳、对艺术个性自由的鼓励并不意味着对以“人民”与“国家”意识为内核的主流美术方向的忽视。简言之，美术的“双百”必然立基于“二为”之上。

展出作品中，形式的创新和个性的张扬总是围绕“人民”与“国家”意识展开。在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一等奖的油画作品《父亲》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不仅在于其巨大的篇幅、精微细腻的写实、表现对象的质朴所带给观众的震撼，而且在于其对乡土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与真诚关怀。画面上，“父亲”开裂的嘴唇、干枯的双手、满脸的皱纹和手中捧着的粗劣的瓷碗，都是作者在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后对现实劳动人民的真诚刻画。也就是说，作者在寻求艺术突破的同时，紧紧扣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第十届全国美展获金奖作品《西部年代》，通过描绘聂荣臻元帅、科学家钱学森、当年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和政委栗在山，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西部导弹和卫星研发基地的一个瞬间。这件作品不仅是一幅生动的肖像画，更是对为国家奉献一生的创业者的歌颂、对新中国伟大成就的礼赞。

展览的组织和参与总是以“人民”与“国家”为出发点。从国内展览的入展和获奖情况来看，表现人民生产生活、民族传统文化、国家重大历史和时代发展成就等内容的作品占了大多数，评选标准始终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从面向海外的展览或国际交流展来看，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和平交往与友好合作、增进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情况的了解、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是展览筹划考量的中心。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浪潮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美术传播既展现出充满自由与活力的多样化格局，又彰显以“人民”和“国家”意识为内核的主旋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拉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多元，党的文艺政策“破旧”“立新”为美术和美术传播注入了自由与活力，并确立了美术传播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根本使命和“主旋律”与“多样化”统一的原则。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美术传播媒体空前繁荣，新兴媒体急速发展为表达美术观点、讨论美术问题、展示创作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渠道，并在思想和观点的争鸣中形成对社会主义美术以“人民”和“国家”意识为内核的共识。我国主要美术展览积极接纳、鼓励多元多样的艺术表现风格和创新精神，但同时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导向，在多元面貌中呈现了美术传播围绕“人民”与“国家”意识展开的主流方向。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新美术运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20）

[1]《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4]邓小平：《目前的形式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5]邓小平：《目前的形式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6]《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党建》1994年第2期。

[7]朱朴：《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实践创作》，《美术》1979年第1期。

[8]高虹、何孔德：《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历史画的创作》，《美术》1979年第1期。

[9]苏宣：《宣传画创作座谈会简记》，《江苏画刊》1980年第5期。

[10]栗宪庭：《再谈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美术》1982年第1期。

[11]毛时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美术》1982年第1期。

[12]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

[13]陈传席：《笔墨岂能等于零——驳吴冠中先生的“笔墨等于零”之说》，《美苑》1999年第1期。

[14]关山月：《否定了笔墨中国画等于零》，《美术》1999年第7期。

[15]朱虹子：《解读“笔墨等于零”——访吴冠中先生》，《美术观察》1999年第9期。

[16]王仲：《中国需要什么现代美术——与“新潮”美术理论家商榷》，《美术》1991年第1期，第8—12页。

[17]力群：《革命美术的精神永存——驳否定革命美术的观点》，《美术》1979年第1期。

[18]靳尚谊：《靳尚谊谈前卫艺术》，《美术观察》1996年第3期，第5页。

[19]陈醉：《艺术不宜提“与世界接轨”》，《美术观察》1996年第11期，第8—9页。

[20]刘龙庭：《关于社会主义美术》，《美术》1991年第4期，第12—13页。

[21]李琦：《主旋律随想》，《美术》1991年第4期，第11页。

[22]靳尚谊：《总结经验　把美术创作推向新水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美术》1992年第4期。

[23]一冰：《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展览——首都部分美术理论家、评论家座谈第七届全国美展》，《美术》1990年第1期。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9—199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25]刘如醴：《我看〈现代日本绘画展〉》，《江苏画刊》1980年第1期。

[26]王小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明〉展览在京展出》，《美术》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