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次 语意界说（第2页）

“第二，调节意义范围。在我们用名词时，如果原有用法或意义太狭或太宽，我们必得借语意界说来重新调节一下，在学术范围中常需如此。例如，‘哲学’一词，用久了以致太宽泛，很需要把它的意义弄窄一点；窄一点，就严格些。又例如，‘民主’一词，许多人认为只指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意义似乎太狭，我们可以把它加宽：意指一种态度，或一种生活方式而言。常识中的‘能力’和‘热’这些字眼富于意象和美感，不合科学之用，物理学家使用之时，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如未重新界定，则物理学的‘能力’概念根本不能显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智能’‘羞恶’‘本能’诸字眼，尤须重新界定，方合科学之中。其他这类对字眼松紧的例子很多，只要我们留心，便不难碰到。

“第三，增进新意义。新事物出现而有新名词时，我们也得借语意界说来规定该名词之新意义。或者说，当原有名词不足以表达一新经验时，我们便需新立一语意界说。例如，‘熵’，物理学家就替它下了界说。‘航空母舰是作为航空基地的舰只’这个界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没有的。

“第四，保证推理之一致。科学不仅需要一致采用的名词，而且需要从此名词出发所作之推理为大家公认。只有从无有歧义的和精确的名词出发，我们才可作无误的推理。许多思想上的错误，系由推理错误所致；而推理之错误，在起点上，一部分系名词的意义不一致。

“第五，简缩语言。简缩语言可收语言经济之效，这主要系语法界说的任务。不过，从语意着想，简缩了语言后，不仅可收语言经济之效，而且可以使人易于把握一个中心意义，因而增加了解。在十几年前，假若我们文气满口地对一般老百姓说：‘我们此时正在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略从事抵抗战争。’他们一定很难把握住一个中心意义。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正在抗战。’他们便可立刻明了是怎么回事。在这里，隐含着一个界说：我们是拿‘抗战’二字来界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略从事抵抗战争’这一长串。……定立语意界说的理由，主要的有刚才所说的五条。”老教授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吴先生！界说有方法吗？”王蕴理问。

“严格地说，定立语意界说之普遍的程序是没有的，不过，在事实上，逻辑家或科学家常常从许多门道来定立。为了给大家一个引导起见，我们可以将那些门道清理出几条来。

“第一，拿同义词来界定的。在传统逻辑教科书中有一条规律，规定界定端中不能包含与被界定端同义的名词。有一位做老文章的人，摇摇笔杆写道：‘夫军阀者，军中之阀也。’这样的界说，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过，此条传统规律之所指，并不能排斥同义词之可作界定端，至少，基于一种需要而言，我们可以拿同义名词来界定任何名词。例如，假若有人不懂何谓‘闭户’，我们可以告诉他即‘关门’。同样，‘犬’即‘狗’、‘豕’即‘猪’。我们拿大家已经熟悉的同义词来界定有人尚未熟悉的名词，使他因这一同义词比较接近自己的经验，而能了解尚未熟悉的名词。这样一来，语意界说的目标便算达到。

“第二，解析法。我们可借解析方法来厘清名词之意义。有时，我们了解一个成语，但并不了解某一名词，于是我们可借此成语来界定它。例如，如有人不解‘哲学’一词的意义，传统哲学家会告诉他：‘哲学者，爱智之学也。’亚里士多德借着种（genus）、属（species）、别（differentia）来行界定。这种方法，当用于名词而不用于事物时，也是解析方法。例如，‘人是能用工具的动物’。……当然，解析方法只能用来界定普遍名词或抽象名词；而不能用来界定特殊名词。如‘罗密欧’‘朱丽叶’‘嫦娥’，都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界定的。

“第三，综合法。我们借此法把所要界定的名词置于一个关系系统中的某一地位，与其他名词综合起来，以界定之。例如，我们说‘红’，即‘正常的人，当其眼受波长7000～6500?刺激时所生之颜色’，便是这种界说。综合方法乃指出所要界定的名词与某些已知名词有何关系的一种界说方法。在几何学中，我们把‘圆’界定作‘一条封闭曲线上任何点与其内一定点之距离相等之图形’。这种界说方法，即是综合方法。

“第四，指明法。一般说来，名词有外范与内涵。外范即此名词可应用之范围或所涉之分子。如有人对某名词不了解时，我们可将此名词所应用之范围中的分子展示，那么他就可以了解。如有人不了解何谓‘鸟’，吾人可以说，‘鸟’是鹅、鸡、鸦、鸭……；如有人不了解‘洋’，我们可以告诉他：‘洋’者，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

“现在，我们已经把语意界说的几种程序说过了，当然，我们还得会用，会用才能精。”老教授深深抽了一口烟。

“吴先生，界说有什么必须遵行的规律没有？”王蕴理问。

“传统逻辑中是有的。新式的逻辑书中反而不大谈到。”

“为什么呢？”王蕴理又问。

“我想……”老教授慢吞吞地说，“有两个理由：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那些规律，时至今日，经不起批评的解析，已经不大站得住了。其次，最实在的理由，……照我看……界说之见诸形式，固然是有普遍的结构，可是，界说之创建，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颇有艺术成分。既有艺术成分，就不大容易定些规律来限制它。传统逻辑中的界说规律之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我看……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传统逻辑中界说规律的对象是所谓‘实质’界说和种属界说，而近年以来，特别自数学中种种界说发展以来，界说的种类远远出乎‘实质’界说和种属界说范围以外，因此，旧日的规律自然不适用于它们了。”

“那么，界说是不是可以随便定立，不依任何限制而行呢？”王蕴理又问。

“这也不然。定立界说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律可资遵守，但是，逻辑家和科学家在实际定立界说的工作中，经验到怎样定立的界说才有用，怎样定立的界说便不合用。日子久了，经验多了，在大体上，他们可以摸出一些避免失败的门路。依据他们的经验，严格的界说规律固不可得，但是依据他们的经验而给我们以种种规诫，总是办得到的。”

“哪些规诫呢？”周文璞问。

“1．在不必要时，不要定立界说。这也就是说，在不必要时，或未感到不便时，不要改变大家已经接受的界说。我们必须知道，新的界说，系不得已而用之。界说用之过多，破坏约定俗成，使用者脑力负担过多，因而引起不便——不易交通意念。

“2．除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原有的名词太繁重，否则不用界说。每一事物可用语句来表达，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非每个事物都已有名称，因而只要原有语句够用，不必另造新名。

“3．如果无一名以名人所须名之事物，则立界说以名之。可是，在定立界说之前，最好弄清楚所要定立的界说，是否在某一专门学问范围以内。如是，最好请教该门专家，切勿自作聪明。尝见有弄玄学的人撇开已有的物理知识，自订物理学名词的界说，这样，恐怕难免贻笑大方。

“4．不可以一名而界定两次。这一条容易说而不容易完全做到。有时，有学问的人亦不免于此病。例如，正如鲁宾逊所指出的，agel把逻辑上的‘独立’界定成两个意义：（1）设有二个命辞，任一不蕴涵另一之真，则二者独立；（2）设有二个命辞，如任一之真或假不蕴涵另一之真或假，则此二个命辞独立。第一个‘独立’的意义是在讨论公设时用的；第二个‘独立’是讨论任何一对命辞的蕴涵之各种不同的可能情形时用的。在专门知识的范围里，这类情形不少，所以尤其要当心。

“5．不可把界说当作一项回避。有时，我们碰到难解的抽象名词，并不确知其义，而随便用了。或者，我们对于某问题，讲到半途，有人发现我们所讲的不通，于是我们就从所用的名词上找出路，歪曲原来所取的意义。如果这种办法系出诸有意，西方人叫作不够sincere，不真诚。这是很严重的事。西方学人对于学术上的siy，真诚性，非常重视的。

“6．界定端必须与被界定端切合。这也就是说，界定端的范围必须与被界定端的范围大小相等。希腊古代柏拉图派的学者将‘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相传阿基斯顽皮得很，提了一只初孵出来还没有长羽毛的小鸡，问这是不是人。显然得很，将‘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这个界说的毛病就是界定端的范围太宽。可是，如果我们将‘人’界定为‘识字的动物’。这个界说又失之范围太狭，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识字，初生下来的婴儿也不识字。在前例‘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中，界定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的范围与被界定端‘生物学’的范围之大小才是相等的。所以，这个界说可用。

“7．界说在能用肯定语气时，不可用否定语气。假若我们将‘男人’界定为‘不是女人的人’，这个界说没有达到目的。

“8．界定端不可用意谓暧昧的表词，而必须用意谓明白的表词。这一条是很显然易见的。我们之所以要定立界说，常常起于名词的意谓不明。一旦名词的意谓不明，我们需要以意谓明白的表词来界定它，使人由未明了而明了。既然如此，界定端必须用明白的表词。如其不然，界定端的意谓何在，都不明白，那么便是以其糊涂还其糊涂。这样一来，界说的目的便没有达到。

“9．界说不可循环。这就是说，被界定端不可出现于界定端，如果出现，界说的目的也未达到。如果我们说，‘人者何？曰：人者人也’。说了半天，我们对于人的意谓还是一无了解，这样的界说是无用的。所以，在一般情形之下，被界定端不可出现于界定端。”

“不过，”吴先生加重语气说，“这种限制，也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的。就特殊的目的而言，就不适用了。联回界说（recursivedefinition）的被界定端就出现于界定端。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预备在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