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二人密谈的可信度（第1页）
《史记》二人密谈的可信度
《史记》中有不少“二人密谈”式的细节描写。许多人对此深感怀疑，“看《史记》有个重大问题，就是很多两个人密谋怎么泄露出来。”“感觉《史记》很像小说，很多细节描写司马迁根本不可能知道，只能是脑补出来的。”
这些二人密谈真是脑补出来的吗？
《史记》一书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三大块：（1）先秦及汉初典籍；（2）汉朝所藏国家文献档案；（3）亲身游历访谈所得。这三大块资料，为《史记》提供了诸多难得的细节。
比如，《淮阴侯列传》中载有“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背叛刘邦”“蒯彻游说韩信起兵自立”两事，核心内容是武涉与韩信的二人密谈、蒯彻与韩信的二人密谈。
司马迁之所以知道这两场“二人密谈”的具体内容，既非自行脑补，也非他穿越回了密谈现场，而是有汉初典籍为史料依据：
（1）韩信给武涉的答复，见于汉初成书的《楚汉春秋》，该书已失传，只有部分佚文留存至今，其中即有韩信拒绝武涉游说一节，与《史记》文字基本相同——此外，项羽抓了刘邦之父欲烹，刘邦回复“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一节，也见于该书。
（2）蒯彻本人著有《蒯子》，收入有“说徐公”“说韩信”等内容，该书今已亡佚，但《汉书·艺文志》载有《蒯子》五篇，司马迁显然是读过的。
同样是《淮阴侯列传》，其中还记载有“韩信忍**之辱”与“漂母饭韩信”两则故事。内中有诸多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材料的来源，司马迁也有很直接的交代：“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志其与众异。”
亦即，司马迁亲自游历到了淮阴，淮阴民众向他提供了当地流传的韩信未成名之前的各种故事。
事实上，游历战国及秦末汉初重要历史人物的故地，是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所做的一项极重要的准备工作。
比如，他曾前往“故大梁之墟”访求信陵君的遗迹与旧事，前往薛地寻找孟尝君留下的痕迹，前往“春申君故城”寻找楚国的昔日繁华；还曾亲身走了一趟秦国所修“直道”，体察秦王开山填谷工程的浩大与对“百姓力”的摧残；也曾前往“丰沛”，询问当地遗老关于汉代建国元勋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往事与风评。
国家文献档案也为《史记》提供了诸多可靠的细节描述。汉代制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让司马迁父子有机会接触到诸多未被染色的原始档案。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史记》叙述汉初功臣的军功，攻克郡县多少、擒斩大将与裨将多少，“纤悉不遗”，全都具体到个位数。这种“纤悉不遗”，显然是因为司马迁父子能够接触到朝廷所藏功劳簿这种第一手资料。①
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中最出彩的细节描写（往往也是许多人觉得不可信的部分），大多来自司马迁父子的“口述访谈”。
比如，《刺客列传》中载有“荆轲刺秦王”一段，将刺杀的细节描述得活灵活现，仿佛作者就在现场。且看：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太史公父子当然不在现场。但上述细节描写，并非太史公父子的脑补，而是口述访谈所得，“太史公曰”里交代得很明白：“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刺客列传》一般认为出自司马谈之手。按司马谈的说法，他是从公孙季功与董生二人处了解到刺杀的具体细节。这两人告诉他，坊间流传的两种说法——秦王放言“天雨粟，马生角”才能释放太子丹；荆轲刺伤了秦王——并非史实。而给这两人讲述刺杀细节的，则是夏无且。夏无且是谁呢？他是秦王的御医，是目睹了这件事情的人，而且还参与了事件，秦王被荆轲追杀于殿上时，夏无且将自己的药囊扔向荆轲，事后得到了赏赐。司马谈没有直接访问夏无且，是因为夏无且已经去世了。
再如，《项羽本纪》中载有“鸿门宴”一段，其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也给人一种仿佛作者就在宴席现场的感觉。
司马迁父子当然不可能在现场。这段描写其实也是出自“口述访谈”（部分情节还可能来自《楚汉春秋》等典籍），访谈的对象是鸿门宴的重要当事人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司马迁曾提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樊他广是司马迁所访谈的诸多汉初功臣后代之一。
对于此事，学者李开元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同年，樊他广失侯国除。其时，樊他广已经做了6年舞阳侯，由此推断司马迁与樊他广间的年龄差，至少在10岁以上。司马迁问丰沛，是在他20岁第一次旅行时，大约是在武帝元朔三年，他与樊他广交往的开始，或许就在这次旅行前后。若以樊他广20岁嗣侯计算，他比司马迁大26岁，此时46岁。樊哙鸿门宴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司马迁以访问丰沛龙兴故地为契机，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重要史料。樊他广对司马迁所讲述的高祖功臣们的事迹中，最多的当然是祖父樊哙的事迹，而在樊哙的事迹当中，最详细最精彩生动的无疑就是鸿门宴了，其可靠性堪称第一手史料。②
太史公父子交游极广。这些与之交游者，往往也是其口述访谈的对象。郑鹤生《司马迁年谱》中制有一张“司马迁交游表”。这张表远非完整的“口述采访对象表”，但从表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太史公父子与贾谊之孙、平原君之孙、田叔之孙、樊哙等开国功臣后代，以及苏建、董仲舒、东方朔这些当代重要人物，均有着良好的交往。知悉这种交往的存在，有助于今人更准确地理解《史记》中诸多细节描写的出处。
略言之，太史公父子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是“有所本”。《史记》不是小说家言，包括“二人密谈”在内的诸多细节描写，或出自先秦及汉初典籍，或出自口述访谈。“很多两个人密谋怎么泄露出来”这类疑虑，其实是对《史记》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伪问题。
参考资料
①张大可，赵生群等。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②李开元。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樊他广[A]。吕培成，徐卫民，程世和。司马迁与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