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第1页）
总序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主旨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其他参与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愿意参与的国家还在不断增加中。经过数年的努力，各种建设项目陆续上马。“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历史。历史上众多的政治家、政府使者和商人等都为东西方交往道路的构建作出了贡献。
就陆道而言，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溯至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亲率3万余精兵东征波斯。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仓促应战，最终为亚历山大所败。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来到中亚，灭波斯的地方政权巴克特里亚，并于锡尔河上游筑亚历山大里亚城，派兵加强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邻近中国的地区。此后百余年间，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政权一直掌控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手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当时虽还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西方已经知道了一些中国的消息。希腊人克泰夏斯在其作品中首次提到了东方远国“赛里斯”（Seres）。“赛里斯”也从此成了希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远国的重要称呼。
东段的开拓者显然要数汉武帝的使者张骞。他于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不但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而且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此后，东西方陆上交通大开。从中国西去求“奇物”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1]中国的丝绸随使者不断输出国外。中亚、西亚与罗马都因此留下了中国丝绸的痕迹。罗马的文献中还出现了罗马元老院通过反对男子穿丝绸衣服的禁令。[2]
东汉时，班超为西域都护，曾经营西域31年，政绩卓著，成效明显。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公元97年，班超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抵条支，欲渡，为安息船人所阻，只得“穷临西海而还”[3]。甘英走南道赴大秦，虽中途而归，但其西行的路程远比张骞要长，其实际影响也远比张骞要大。就在甘英出使大秦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4]。东汉朝廷对“蒙奇、兜勒”遣使之事高度重视，还特意“赐其王金印紫绶”。“蒙奇、兜勒”正是“Maes”（马其顿，时属罗马帝国）之音译。西域远国马其顿遣使内附打通了中西间的直接交往，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件事本身也印证了中国和罗马间陆上交通的存在。
就海道而言，中国至印度一线，为中国人所开拓。海船一般沿着印度半岛与中南半岛海岸航行。公元前111年，汉朝用兵南越并在当地置南海、苍梧与合浦等郡。有关合浦以南至印度路线的记载皆保存于《汉书·地理志》中。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海康）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据考证，黄支就是印度东岸之Kanchipura，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第10卷中所记的达罗毗荼国的建志补罗城。
至于印度至罗马的海路则多为罗马人所开创。船队最初皆绕着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记载，在奥古斯都时期，每年都有多达120艘船只从埃及的红海港口起航，远航至曼德海峡之外各地，有的甚至远达恒河。[5]大约在提比略执政时期，有一位名叫希帕鲁斯的罗马商人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罗马人利用季风不但能够直接跨越印度洋，而且还能大大缩短罗马至印度的距离。按英国学者赫德逊测算，从意大利到印度的一次旅程，只要花费16个星期。[6]约在2世纪中叶稍前，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越过孟加拉湾，到达日南北部的卡提加拉（Cattigara）。[7]“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指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理略）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来到中国，中西海道“始乃一通”。[8]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罗马间开始通过海道直接发生联系。印度和西方古典文献中出现的“秦尼”（Sihinae）实际上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尊称。这一消息应该来源于南部海道。
在中西陆、海两道开通之时，有许多中国的商品随使者输往西方。据中国的正史记载，从陆道西去的使者常“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9]，从海道西航的译使也携“黄金、杂缯而往”[10]。由此可见，丝织品和黄金一样，都是出访人员必备的物品。
丝织品之所以成为使者出访时首选的重要物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桑蚕的故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又是唯一掌握养蚕（Bombyxmori）技术的国家。根据传说，我国“养蚕取丝”的发明者为黄帝元妃嫘祖。她教民育蚕，治丝蚕以制衣服。考古发掘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56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养蚕取丝”的技术。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指出，至迟在殷商时代，我国已能“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此后，丝织技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又有新的改进和发展。
《史记·大究列传》有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这显然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实际上，不但当时的安息无丝，就是安息以西的罗马也不产丝，所以穿戴中国的丝绸一直是罗马贵族身份的象征。为获取丝绸衣料，罗马人不惜远赴赛里斯，正是“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11]。老普林尼坦言：“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1亿塞斯退斯。”[12]在罗马，不仅有销售中国丝绸的丝绸市场、丝绸商人，还有具体负责丝绸产品再加工的丝绸作坊。丝绸交易的价格曾一度与黄金相等。
随着丝绸西向输出，我国的养蚕和织绸技术也不断西传。5世纪时，中原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法已传至和阗；到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更传到了罗马的东部世界。从此以后，“在罗马的土地上也能生产蚕丝了”，西方对中国丝绸的依赖逐渐消失。
历史表明，在中国的汉代，也即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及帝国时期，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以丝绸为重要交易物的陆、海大道。19世纪以后，这两条大道被分别冠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称，总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终点在罗马。中亚、南亚、西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红海、地中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过之海，而印度洋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跨之洋。丝绸之路的形成既拉近了亚欧各国与各地区间的距离，密切了沿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属于世界。当今，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与世界建立“互联互通”的关系，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世界，我们还很有必要对世界上主要的古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孕育这些文明的几大古国大多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既广泛持久又深远厚重。深入了解这些文明，不仅有利于人们从源头上认清各文明间的差异与特点，整体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则，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主倡的“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精神的重要价值，有效推进“一带一路”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从2013年年末开始，我们在刘家和先生和廖学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充分利用和吸纳多年苦读积累的成果，殚精竭虑，协同钻研，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多卷本“‘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的研究和写作任务。
“‘—带一路’古文明书系”以“一带一路”所经行且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古文明为研究对象，以中西文明比较为研究特色，既注重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对历史的反思，从当下观察古代文明的整体性变迁，以宏大的视角展示古文明的兴衰；又注重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用中国人特有的视角审视世界文明的源头，展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及辉煌成就。内容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范围涉及非洲、西亚、南亚、东亚和欧洲五大地区。本书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有：（1）古代文明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2）多源产生的文明各有什么特点？（3）各文明区域所产生的成果对后世有何影响？（4）各文明古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政治治理如何运行？（5）国家的经济保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居民的等级特点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6）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有没有像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希腊那样出现过精神觉醒的时代？（7）各文明古国所实行的文化政策有何特点？对居民有何影响？（8）古代文明兴起的具体原因以及个别文明消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9）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或以专题论述，或寓论于事实叙述之中。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只是在书中提出而已，要给予很好的解决还有待于新材料的不断出现。
“‘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追求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在保证体例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作者的学术特长，体现作者的主体思想。为使读者更好地领略古代作家的写作风釆，书系中还刻意保存了原作中的部分重要内容。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学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2017年3月15日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Taals，2，33。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
[5]Strabo，Geography，2，118；15，686；17，708。
[6]参见[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李申、王遵仲、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页。
[7]Ptolemy，Geography，1，16。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
[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0]（东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
[11]PliuralHistory，6，20，54。
[12]PliuralHistory，12，4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