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刘瑾 阉党的登场秀（第2页）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告诉明武宗，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其实都是肥缺，他们蒙皇上恩典捞了那么多，却不贡献点出来，太不够意思了，于是明武宗下令每位镇守太监先交纳一万两贡金。这简直是丧伦无耻，公开激励贪腐！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率户部尚书韩文等重臣入谏，请立斩刘瑾这个奸贼。明武宗令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到文渊阁去和宰相们商议，看能不能将惩罚降低到贬至南京。刘健等坚持不可，一定要杀刘瑾。王岳等几位都是前朝遗留下的老太监，地位受到刘瑾等新贵的威胁，也很嫉恨“八虎”，于是与刘健等合谋，准备内外夹击，他们先回去向明武宗表示阁臣们说得有理，捅刘瑾一刀，第二天上朝时诸臣再给其致命一击，内外说辞俱己合计妥当。
未料文官中出了叛徒，吏部尚书焦芳紧急把情况告诉了刘瑾。刘瑾大惊，连夜率八虎围住明武宗，叩头哭求。一直哭到明武宗心软，刘瑾才说：“王岳这些老太监想害奴婢等，他们跟外廷勾结，想阻止皇上出入，所以先除掉我们这些障碍。这样下去，皇上的鹰犬损失成千上万啊！”明武宗一听是想阻他出入游玩，那可不行！尤其外臣也就罢了，你们这些太监是私奴，怎么也这么不称主子的意？刘瑾再适时地补上一句：“如果司礼监用人得当，怎会让这些人得逞？”明武宗立即下旨，刘瑾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马永成提督东厂。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提督。当夜，收王岳、徐智等太监发往南京充军，后在途中杀死。以往换皇帝确实意味着后宫势力的重新分配，但也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动**，刘瑾这次堪称太监中的政变。
第二天，大臣们如约上朝，却发现形势不对。刘健等按原计划向明武宗揭发刘瑾的贪腐行为，明武宗却说：“太监能贪多少？我看前朝不法行径，十之六七都是文官干的。”继而得知刘瑾己经升任大公公，刘健等宰相见明武宗宠幸私奴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以内阁集体辞职为威胁。万没料到明武宗居然就坡下驴，准了他们请辞的奏章！这就完全不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了，但明武宗就是个生性放纵的顽童，刘健、谢迁堪称一代名臣，遇到这个对手也只好认栽。
刘瑾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揽权招贿的本事超过了历代大公公。太监并没有实权，大公公的权力只是来源于皇权的散逸，刘瑾非常用心地搜集这种散逸出来的皇权，他的一大技巧是侦查清楚了明武宗正在嬉戏时就去奏事。明武宗玩儿得正开心，被政事所扰非常厌烦，立即跑开，边跑边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拿这些事来烦我？”之后刘瑾便经常直接加盖御印，不告诉皇帝，皇权便大量沉入他的手中。以至于时人论及称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坐皇帝”指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明武宗，“立皇帝”便是指立在他身后的刘瑾了。刘瑾这个技巧很可能来源于秦二世（赵胡亥）权臣赵高揽权的典故。赵高是秦始皇之子秦二世的近臣，干的工作和后来的太监很类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太监。赵高专权的技巧是侦知秦二世玩得正在兴头上时通知丞相李斯来进谏，每次都弄得秦二世很扫兴，李斯也越来越得罪皇帝，逐渐失去信任，赵高得以专宠。刘瑾将这个典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堪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愧为贪官奸臣界的大理论家。当然，揽权也是为了贪污，在贪污受贿的方式方法上，刘瑾也用心作了很多创新，以巩固其理论地位。
刘瑾的第一个创新发明是“见面礼”，意即新进京上任的官员，都得向他进献见面的礼金。见面礼的金额据说最初以一千两白银起价，之后越来越高，以至于到了五千两甚至上万两的地步。有些官员刚上任，还没捞够那么多钱，于是向京城富户预借，捞够了连本带利还给富户，谓之“京债”。这种钱借出去一定收得回来，而且利息不薄，京畿富户争相出贷，竟然成了一个不错的理财产品。从地方提拔到京城的官员贿赂这个资源开发得差不多了，刘瑾又考虑开新矿。当时地方官也都是从京师派出去的，每年要定期回京述职。刘瑾宣布，回京述职的地方官也要向他进献厚赂，后来扩大到京官出差回来也要进献，因为在他眼中出差就是去捞钱，捞了钱不给我送怎么行？由于这一类礼金是出去回来答复时给的钱，所以称作“谢礼”。侍郎韩福在刘瑾的安排下巡抚富裕的湖广（今湖北、湖南），前后送给刘瑾十余万两“谢礼”。还有一个发明是“贺印钱”，意思是官员一遇升迁，都要给他送钱。官员升迁的诰赦文件中有一个环节是皇帝加盖御印，这个手续往往就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代劳，所以任何官员的升迁都绕不开刘瑾，刘公公通过盖这个印恭贺你升官，所以要收“贺印钱”。尽管刘瑾掌握的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还是代掌不是实掌，但升迁是多么好的事情，谁也不愿在这个好时候在手续上惹麻烦，于是往往就把这所谓贺印钱给了。
刘瑾的创新发明还很多，不少都被后来的贪官学习沿用，其中“见面礼”“谢礼”之类的名目后来竟然成了常用词，所以刘瑾在贪腐界而言，不仅工艺水平高超、实践成果丰富，理论上也颇多建树，堪称大家。而且刘瑾还懂得张弛有度，甚至有自我纠察的勇气。有一次给事中周钥出差回来，没有钱送给刘瑾，竟然急得自杀了，舆论反应相当恶劣。刘瑾的党羽吏部尚书张彩趁机劝他：“官员们给刘公送的钱，必然也不都是私财，很多是在京城借贷的钱，再贪污国库或盘剥小民去偿还，他们贪的钱中送给您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出了问题却要怪到刘公头上，您何苦要敛怨贻祸呢？”刘瑾听从了建议，分派给事中、御史调查挪用公款给自己送礼的情况，重处了好几位送钱的官员。官员们见风向突变，大惊，连忙找钱来弥补亏空。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存在这种情形，受到弹劾。两浙都转运盐使杨奇挪用了大量盐税来行贿，现在查到头上，只好散尽家财甚至卖掉孙女来弥补。刘瑾收钱大胆，又懂得该在什么程度节制，这种境界更是受到贪官们的无尚景仰。
不过收受贿赂毕竟是小头，刘瑾捞大钱的方法还得算大开皇庄、皇店。
皇庄是皇室私有的庄园，开展放牧、种植、加工等多种经营，赚取利润。和西方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封建君主制不同，中国皇帝的家、国分得还是很清楚的。比如御马监下辖的腾骧四卫就明确是皇帝私军，而不是国军，财产也是同理，国库和内帑泾渭分明。皇室的俸禄虽从国库支取，但数额有法可依，不是予取予求。不过正常情况下皇帝本人的开支非常充裕，并没有捞私财的动机，皇庄、皇店这套玩意儿主要是皇帝用来赏赐宗室、太监用的。明朝前期皇庄很少，第一个见于明确记载的是曹吉祥谋反被诛，其财产抄没后设立了一个皇庄。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曾向朝廷汇报，共有五处皇庄，占地一百二十八
万余亩。最初皇庄的所有权均属仁寿、清宁、未央三宫，每年所收利润称“三宫子粒银”但实际上后来后宫、宗室甚至后妃、太监的家属纷纷取得皇庄，渐成明中叶之后的一个弊政，此风正是盛于刘瑾。
明武宗登基后，刘瑾立即建议大开皇庄，第一个月就开了七处，后来又陆续开了十余处。
《明史》称一共开了三百余处，此说又过于夸张了。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朱厚熘，年号嘉靖）继位，对之前的皇庄进行了全面清查，计有36处，占地3759546亩，其中可考证的至少有21处为正德年间所立。三宫参照民田税率抽取每亩三分银利，每年可收取十余万两。但明朝的税率非常低，田税只有130，剩余的钱就都落入了管庄太监的腰包，算下来恐怕有三百余万两，己经超过了当时两百万左右的国税总额水平。
事实上，除了皇庄，还有牧场和皇店两项数额也很惊人。
所谓牧场，是指御马监牧马的场地。御马监既然理论上是养马的，自然应该有马场和草料场。后来有了腾骧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后，这方面的需求更大，不断増置马场。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定下御马监牧场的规制，驯养象、马、驼、牛、羊共一万八千头，每年向民间签约的一些草场定额征收饲料十八万二千余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余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草场随时可能转型不做，固定征收实物越来越困难。刘瑾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御马监自己建设一些草场，稳定供给草料；二是实物折算成银两，向原签约草场征银，再到市场上去买草料。这确实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更多权力寻租空间。而随着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的扩张，御马监表示马匹用量也越来越大，早己不是当初蒙古逃民带来那点马匹够用，必须大开牧场自己养马。根据嘉靖初清理的结果，御马监下属共有马房20处、牧场56所，共占地二百四十余万亩。但事实上，御马监的牲畜只剩下三千九百余头，按户部一匹马配给150亩牧场的定额计算，这些牲畜最多只需四十一万亩牧场，那其余近两百万亩牧场都到哪儿去了呢？当然是被太监们开垦成私田来营利了。如果依然按每亩0。9两白银的产出比例计算，牧场这一项的产出略计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接近一年的国税收入水平。至于御马监还要向皇帝支取一些费用去购买草料，过手的银两也不少，太监们的油水就更多了。
更可怕的是，在牧场改为私田的这个过程中，太监们趁机扩大田界，强侵民田、民宅的行径更是不可尽数，将封建社会最害怕的一件事——土地兼并发挥到了一个**。皇庄、牧场大多在北直隶境内，数十座皇庄、牧场将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激发了杨虎和刘宠兄弟（俗称刘六、刘七）起义，席卷北方数省，历时数年，极大地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但这些问题都不在太监们的考虑之内，打起仗来他们派监军太监出去打仗立功更开心。刘瑾真正比较关心的问题却是皇庄、牧场都是归御马监掌管，自己没那么方便开捞。对此，刘瑾很重视内宫署衙的权力整合问题。
明代权阉大多是从小在司礼监、御马监最差也是御用监长大的，刘瑾的起点却很低，在钟鼓司、内官监等多个边缘部门经历了多岗锻炼，他自身对司礼监或者御马监都谈不上很深的感情，但这恰恰更利于他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之前司礼监和御马监常年争权夺利，结下梁子不少，矛盾越积越深，现在刘瑾一来，力促二十四衙和谐统一。当时司礼监二公公马永成、御马监老大谷大用都是“八虎”成员，愿意与刘瑾共谋大业，其余小衙更是诚心归顺，刘瑾不难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张锐、钱宁造成厂卫合流的局面本己黑暗，现在刘瑾又造成司礼监、御马监合流的更新局面。而且刘瑾还留了个心眼，他嫌东西厂分立的局面还不可靠，发明了“大内行厂”由自己亲自率领，地位更在东西两厂之上，做派也比西厂更加狠毒，甚至将很多太监、后妃都置于内行厂的监视之下。
由于出身特殊，刘瑾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但并不袒护司礼监，相反还有意打压司礼监，扶植御马监，似有一种超脱狭隘身份，一统整个内宫的态势。武宗朝是御马监权力恶性膨胀的一个时期，不但继续掌管腾骧四卫等皇帝私军，还保住了到明军中监枪的职能，甚至出现了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这个史上唯一的特例。刘瑾还把很多原属司礼监的镇守太监肥缺让给了御马监，当然，最大的财源还是皇庄、牧场，在刘瑾的策划下大发横财。贪官是很容易得寸进尺的，御马监的公公们心潮澎湃，又准备大搞皇店这门生意。
所谓皇店，就是皇帝开办的店铺，动用国家资源来采办、运输货物，到价高的地方出售，属于典型的公权力直接插手市场行为，但这就突破了刘瑾的节制界线。正德初年，御马监掌印太监谷大用在一位临清镇守太监的建议下，奏请在临清（山东西北部）开办皇店，刘瑾不允，还惩罚了那位临清镇守太监。不过己经被刘瑾喂肥了的御马监贪官们岂肯罢手，在刘瑾死后的正德九年（1514年），御马监太监于经又奏请在京师九门外和宣府、大同等边镇开办皇店，这一次明武宗准奏。皇店开在边镇恐怕是为了便于走私，尤其是一些违禁战略物资，反正皇店海关不敢来查。皇店每年要上缴子粒银八万余两，接近皇庄的水平。但考虑到明朝的商税比田税低得多，只有150，如果皇店也是参照这个税率上缴的话，那说明总利润高达四百余万两，足足是国库收入的两倍！立此大功，于经受到明武宗大奖，其父授锦衣都指挥使，母、弟均有封赏，敕建祠堂。
皇店尽管一度受到刘瑾的否决，但在他死后很快就大行其道，实则也是刘瑾大开皇庄、牧场的延续，不能认为与其无关。这三者同为明武宗朝最具标志性的弊政，也都是刘瑾这个贪腐界的大理论家留给后世最严重的新病种。尽管明世宗一登基就立即全面清理并革除牧场、皇庄、皇店，但这种方法却被后人所学，清朝又全面恢复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皇庄、皇店直到辛亥革命才予以革除。
牧场、皇庄、皇店三项每年向内府上缴子粒银共计二十三万两，约为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强化了内宫的财力。如果参照民间税率折算，这三者实际年利润高达九百余万两，是国库岁入的四五倍，这些钱便都落入太监们私人腰包。那么到底有多少是直接流入刘瑾个人的口袋呢？现在己经无法确切计算。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总结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上榜，刘瑾“光荣”地作为明朝的代表名列其中，盖过了严嵩和魏忠贤。《华尔街日报》考证了刘瑾财富数额的三个可能版本：一是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称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余珍宝不可计数；二是明代中叶史学家陈洪谟的《继世纪闻》，称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三是《明史纪事本末补篇》，称有黄金2987万两，元宝500万锭，白银八百余万两，另有宝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4162束。这里的有些说法不但超过了明朝三百年的总财政收入，甚至超出了当时中国境内贵金属总量，显然不可尽信，不过也从一个侧面重重地警醒了世人，当一个宦官掌权时会发生什么。庞大的牧场、皇庄、皇店及其附属产业确实产生了远超国库的可怕利润，不管是否刘瑾个人尽得，总之都是直接从市场上攉取，落入太监们的腰包，这种贪腐的盛世，比起王振、汪直时代的小贪小贿简直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太监们如果真的是只捞钱也就罢了，关键在于要愉快地捞钱也绕不开真正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文官们。之前太监的步步进逼己经让文官们节节败退，不断认输，而到刘瑾的时代，己经不是败退的问题。
5。3堕落的阉党宰相
按常理，文官和宦官是势不两立的。一来双方的层次差距太大，文官都是进士出身，人中龙凤，宦官则是最卑贱的奴婢；二来双方也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明史就是一部宦官逐渐崛起，不断侵蚀文官权力的历史活剧。更重要的是双方所受教育不同，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明朝官场上文官和宦官是一对权力冤家，很多令人感动的清官事迹，正是一些清正刚直的文官在与贪残暴虐的死太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然而，明代宦官借助接近最高皇权的优势，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不断侵蚀文官的公共权力，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明初，文官对宦官有压倒性优势，王振崛起时却盖过了很多文官，到宪宗朝更出现了汪直擅权，文官集体噤声，甚至“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局面。文官越来越屈服于宦官的**威，但无论如何，之前文官们也只是暂时屈服，还不至于太过于公开地帮宦官办事。直到刘瑾的时代到来，终于出现了**裸地投身于宦官门下的“阉党”这个丑陋群体。
所谓“阉党”并不是指一群阉人结成的党，而是指一些依附于阉人的文官。之前有一些文官如徐有贞、王越等与曹吉祥、汪直等宦官过从甚密，但也只是合作关系，双方的人身还是相对平等的，阉党则是一群彻底背弃了礼义廉耻，甘愿给太监为奴的人。
有幸名列《明史阉党列传》第一位的正是被称作“阉党宰相”的焦芳。焦芳学历很高，是明英宗天顺八年庶吉士，进士中的佼佼者。焦芳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合格，留翰林院工作，授翰林编修（正七品），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但似乎焦芳在侍讲岗位上表现并不太好，任满九年都没有得到升迁。按明朝官制，在一个职位满了一定年限如果还没得到升迁就要进行考核，升或不升给个说法。事实上，翰林院号称内阁直通车，升官很快，像焦芳这种在侍讲这么重要岗位上任满九年都不升迁的情况本身就很罕见。而且这次考核的情况似乎又不太满意，按转迁之制，侍讲任满九年必须升任侍讲学士（从五品），但有人却对首相万安说：“焦芳这么不学无术的家伙，能胜任学士吗？”焦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不敢得罪万安，想了一个办法，放话出去说这必然是另一位宰相彭华在离间自己，如果这次没晋升为侍讲学士，就要在上朝的路上刺杀彭华！彭华听了很害怕，连忙找到万安，劝万安让焦芳升了算了。
不过弘治中兴似乎又成了焦芳的转折，万安、彭华倒台后，焦芳却咸鱼翻身，通过南京官的途径，转了一圈又回到京师。焦芳毕竟有庶吉士这个学历做后盾，回京后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不久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回到中枢的焦芳很快又暴露了秉性，他对首相刘健非常不满，经常当众诋毁谩骂刘健。刘健给礼部的批示文件中有他不满意的，就提笔抹去，并且不报告给尚书。后来焦芳转任吏部侍郎，时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是著名的直臣，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焦芳经常在背后诋毁马文升，并暗中勾结了很多言官，四处散布马文升的坏话，想把马文升挤下去自己好升官。明武宗登基后，官场风气又为之一变，焦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有一次户部尚书韩文与焦芳交谈，说到财用不足，应该劝谏皇帝节俭，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言论。焦芳却不走寻常路，他心知有厂卫正在监听，于是故意说：“庶民家里尚且需要花钱，何况皇帝？读语说‘无钱拣故纸’（没钱就要想办法从故纸堆里仔细拣选出来）。现在天下逃税漏税的何其之多，你们户部不去好好检索，却在这儿损害皇上用钱的额度？”明武宗听到非常高兴，正好马文升退休，立即超擢焦芳为吏部尚书。
焦芳和刘瑾的第一次合作源于一次可耻的告密。明武宗登基不久，刘瑾就不断向皇帝进言，诸如让镇守太监每人进献一万两贡金、签发盐引给太监作为工作经费等。宰相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与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商议内外夹击，除掉刘瑾。准备让太监们先回去在明武宗面前说刘瑾坏话，第二天上朝文官们再发出致命一击，置刘瑾于死地。这个方案本来是不错的，唯独没料到文官中出了焦芳这个叛徒。本来焦芳没有参与此谋，但文官们设计的是九卿联名出劾，内阁附和的战术，他作为九卿之首的吏部尚书需要来牵这个头。其实以往也出现过某部尚书不愿意承担责任，临阵退缩的情况（张鹏），但不至于提前告密，这次实未料遇到了焦芳这个变异品种。焦芳素来厌恶正直的文官，尤其深恨刘健、谢迁多次否决自己的意图，这次抓住机会岂能不趁机出卖？焦芳紧急找到刘瑾，告诉他情况。刘瑾率“八虎”夜见武宗，逆转了形势，甚至将刘健、谢迁逐出内阁。
焦芳和刘瑾联手第一战便告捷，刘健、谢迁被逐后，焦芳顺理成章地补进内阁，授文渊阁大学士。不过明武宗相当信任李东阳，留下没走，并且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占稳了首相之位。焦芳也绝非易与之辈，在刘瑾的大力支持下，于正德四年（1509年）也授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虽因入阁较晚，排名于李东阳之后，但官、职、差均到极限，创造了明朝历史上唯——次两位华盖殿大学士并列的特例。
焦芳能获得这样的特殊恩遇，是和刘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诚心地投于刘瑾门下。每次说到刘瑾，焦芳都要称其为千岁，自称是刘瑾的门下，裁阅奏章时都要充分考虑刘瑾的心意。刘瑾毕竟文化层次较低，很多政事不是很通，焦芳便大展其才，尽心为其理顺。国家设立官制，本意是优选人才为国理政，这些阉人选拔出来的人才当然就是为阉人理政了，焦芳一个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在刘公公门下，才能形成势力。焦芳举荐的第一个人才当然就是他儿子焦黄中了。焦黄中其实才华不错，焦芳立志要让他夺得状元。但状元岂是想拿就拿，最后焦黄中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其实也不错，但没考中庶吉士，焦芳很不满意，去找刘瑾。刘瑾便给他想了个办法，直接授其翰林检讨，不久晋为翰林编修，取得了相当于榜眼、探花或庶吉士的待遇。但焦芳依然愤恨难平，深恨主考官李东阳和王鏊不帮忙。
刘宇算是刘瑾阉党中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他的一些价值观连阉党都有点看不起。刘宇是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从知县起步，后因犯错被贬，但奇怪的是之后他又步步高升，这可能是他贿赂了某些人的结果。刘宇性情狡诈，非常善于侍奉上级，为其隐藏奸状。弘治中期，宰相刘健、吏部尚书马文升等名臣屡屡提拔刘宇，一直当到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到了这么重要的边镇，刘宇考虑的不是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而是利用职权，走私贩卖战略物资，捞了不少钱，并用捞来的钱大肆贿赂权贵。兵部尚书刘大夏向明孝宗谈及这个情况，明孝宗派锦衣百户邵琪去秘密调查刘宇，不知为何却被刘宇所知，重金贿赂邵琪，为其遮掩罪行。但最终明孝宗还是知道了情况，甚至委婉地批评了提拔过刘宇的刘健、马文升等重臣，终弘治一朝，刘宇再未得升迁。
明武宗登基后，刘宇开始结交焦芳，并在他的引荐下投效了刘瑾。刘宇出手非常阔绰，刘瑾刚开始纳贿时一般期望值不过数百两的水平，刘宇初次见面便奉上万两，令刘瑾都大喜过望，连声道：“刘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好呀？”对你这么好当然是瞄着你的利用价值咯！很快，刘宇升任太子太傅、兵部尚书。焦芳入阁后，许进接替了他吏部尚书的职务。刘宇在刘瑾面前不断说许进的坏话，最终将许进挤走，自己当上了六部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吏部尚书）。然而，升了官刘宇却发现不如在兵部的时候实惠。尤其是文选郎中（吏部负责任免文官的司长）张彩也深得刘瑾厚爱，实际上才是阉党头号人物。《明史阉党列传》中焦芳、张彩有本传，刘宇、曹元这两位宰相却只有附于焦芳的附传。官员的升迁任免张彩都直接向刘瑾、焦芳汇报，刘宇成了光杆司令。刘宇想到自己花了那么钱，从兵部尚书改为吏部，现在却捞不到钱，不由得郁郁道：“兵部本是极好极好的，何必跑到吏部来嘛！”
张彩其实才是刘瑾私下最喜爱的文官，只是起步比较晚。张彩是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进士，初任吏部主事。张彩为人巧媚，而且善于沽名钓誉，很多名臣都被他所蒙蔽，非常喜欢他。有些给事中、御史弹劾张彩滥用职权，马文升等名臣还为之辩护。正德后，刘瑾崛起，焦芳因为张彩是刘瑾同乡，所以引荐给他。不巧有人举荐张彩去陕西边关任职，错过了见面。后来总算见着了面，未料刘太监一见倾心，完全被张彩英俊白皙的外貌所倾倒，紧接着又被张彩的口才机巧所折服，紧握住张彩的青葱玉手激动地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得遇你这样的神人！”当时吏部文选郎中的位置空出来，本来应该验封郎中（吏部排名第二的司长，主管爵位、恩荫等工作）石确顶上，己经通过了会推程序，吏部己经将任命的奏疏报上去了，刘瑾急令吏部将奏疏追回，改为张彩。张彩从此投身阉党，一心侍奉刘瑾。
其实韩鼎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能臣，弘治年间多次直言进谏，不惜得罪权贵，一度将明孝宗皇后得罪得很惨，被皇后追着攻击了许多年，所幸有圣君明孝宗一直庇佑，才得以继续升迁。后来韩鼎任右通政使，驻在安平镇（今河北香河），负责京畿的水利，离任后当地百姓为其建生祠祭祀，可见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但这样一位好官，太监们却以其手脚不灵活加以耻笑，继而逐出朝堂。太监们看人的标准大致便是如此了，首要是为人巧媚，其次是相貌英俊，至于人品才华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其实以他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也无法评判别人的才华高低。至于人品，恐怕他们实施的是逆向选择，人品差的他们才喜欢吧。像张彩这种相貌好、人品差的巧言令色之徒正是太监们最爱的美男子。
为了继续提拔张彩，刘瑾安排刘宇入阁，给张彩腾位置。张彩一年之间便从郎中超擢为尚书，而且还是六卿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张彩离开吏部前的同僚都还在原位，见到这位新尚书都惴惴不安。果然，张彩立即变了一张脸，对昔日同僚非常严厉，丝毫不留情面。这种巧言令色之徒都是这样，对上位者极尽巧媚逢迎之事，一旦他到了上位，必然对下级穷凶极恶。有时候非工作日，一些公卿有急事要找刘瑾，等很久都不得召见。张彩故意徐徐来，直入刘瑾的小阁，欢饮而出，才给众人打招呼。一般人说到刘瑾，都尊称为“刘太监”，唯独张彩故意称之为“老头子”。渐渐地，大家都知道张彩和刘瑾关系确实不一般，以刘瑾的礼仪侍奉张彩。
美男子张彩除了贪钱，还非常好色，贪色的人往往比贪钱的人更难控制以权谋私的欲望。张彩当权时，贿赂他的金帛奇货堆满了他家门前的巷子，但他很少去理，只让管家代收，自己专心渔色。张彩听说抚州（今江西抚州）知府刘介娶了一位美妾，于是将其提拔为太常少卿，然后盛装前往道贺，问：“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刘介惶恐道：“除了身体，都是公物。”张彩说：“没错呀！就是用身体呢！”别误会，是指美妾的身体。张彩让人径直入屋取了刘介的美妾，扬长而去。张彩又听闻平阳（今浙江温州平阳县）知府张恕的小妾也很漂亮，就直接索取。张恕不肯，张彩指示亲信御史劾其罪，判充军。张恕连忙献出小妾，才减免了罪责。至于想升官的人，只要贿赂到了位，张彩就写一张纸条，指示亲信举荐，然后他在吏部通过，大量幸进之徒由此而入，同时这些人也都算加入了阉党，成了他们一条线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