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裂之祸 太监王振的逆袭（第1页）
2天裂之祸：太监王振的逆袭
永宣盛世中的大明王朝，堪称人类在前马可尼时代最宏伟的超级帝国，这正是明太祖铁腕肃贪留下的宝贵遗产。
然而，贪腐这个幽灵，它从未远去，只是静静地伏于暗处，舔舐着伤口，耐心等待机会。它冷眼长观永宣盛世喧嚣地划过史册，自己却暗中舒活着筋骨。明太祖对贪腐的土壤无差别攻击，但幽灵终究还是觅到了新的宿主：太监。当臭名昭著的大太监王振走上历史舞台，贪腐似乎也获得了复甦的契机。土木堡之变，天裂之祸，皇帝战败被俘，公卿流血漂原，这似乎是病魔压抑许久后一次畅快的反击。
但事实上，真正的反击并不是王振，而是藏在王振的身后，一个真正可怕的庞大集团，正在借他蓄势待发。
2。1永宣盛世暗藏危机
明太祖铁腕肃贪，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最好的答案莫过于他身后的百年国运。
清人评价明太祖一朝“治隆唐宋”，此说毫不夸张。他身后的永宣盛世（明太宗年号永乐、明宣宗年号宣德，合称“永宣更是人类历史上超级帝国的巅峰之作。永乐大帝（朱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大明统一了海洋宇宙，超过夏商周三代、汉唐的功绩。从天到地，无人不成为臣和妾。）中华帝国的如飚铁骑踏遍了成吉思汗的莽原，蒙古大汗知道明军要来，甚至提前一年逃遁；威震欧亚的奥斯曼大帝“雷电汗”巴耶萨特令全欧洲瑟瑟发抖，却被宣宗（朱瞻基）轻轻收入宣德炉中。高悬日月军旗的艨艟巨舰遮洋蔽海，无边的战帆笼罩七大洲五大洋。。。。。。寰球人类无不惊叹：
中华帝国的组织动员能力简直是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之前人类社会最大的奇迹！而就在这样宏大的国家工程中，我们却没有在史书上找到任何关于贪腐的记载！这也不得不说是人类反贪史上最大的奇迹。造就这个奇迹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太祖朝的铁腕肃贪，锻造了一个铁血刚强的大明王朝。
明太祖一路杀下来，所有可能孳生贪腐的土壤都被他掀了个底朝天，以至于他身后几十年，从太宗到仁宗，再到宣宗朝，贪腐这个幽灵着实找不到立锥之地，最顽固的慢性病终于被切除了病灶。然而，这个慢性病是不可能被根治的，即使被切除了传统的病灶，它最终也会觅得新的宿主。现在，它便找到了太监这个平台。
现代人所谓的太监，其实是对宦官的泛称，即阉割后进宫作奴婢的男子，正式学名内侍、宫人，后尊称为宦官，但只是一种尊称，并非朝廷官员。明代后宫宦官组织设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每个部门的长官称太监，副官称少监，如司礼监太监、御马监少监等。后来作为一种尊称，人们将普通宦官也称作太监，到清代这种称呼己经泛滥，但凡阉人一律称太监，沿俗至今。其实这种现象古己有之，比如太尉这个官职是秦汉三公之一，是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掌管全国军事，班秩仅次于丞相，到宋代虽不实设，但仍作为一个非常崇高的虚衔使用。于是有些人就把军官尊称为太尉，未料尊称泛滥，到南宋竟然取代了“军爷”成了低级军官甚至普通军士的泛称。从太监称呼的泛滥也可窥见一个现象：阉人分明是极度受人鄙视的低贱人格，但大家明面上却要极度尊重甚至讨好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渐渐有了权力。
这个权力也堪称玄妙，介于虚实之间。理论上，太监只是皇室的私家服务员，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由于接近最高皇权，又往往容易走到权力核心。尤其是有些皇帝因政务繁忙，喜欢让宦官代行皇权，导致不知不觉中大权流于宦官之手，甚至形成尾大不掉。汉唐宦官专权，甚至到了掌控禁卫、废立天子的地步，不过宋朝权力公共化，宦官政治退出历史舞台，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绝无汉唐宦官专权以至可以把持朝政的例子发生。明朝建立了比宋朝更严格的文官政体，明太祖更立下祖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刻成铁牌，立于宫门。但这条禁令其实也并不特别严格，比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些乌斯藏部落因故中断茶马贸易，并且部落领主不认可汉族的文官制度，认为地方官并非中国之主，拒绝和他们谈判，非要大明皇帝才有谈判资格。这时明太祖派出尚膳监太监而聂、司礼监太监庆童，代表皇帝前往谈判，很快谈妥，达成了10340匹良马交换30万斤茶叶的大宗贸易协定。尽管蕃部的行为不能代表主流，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太监对皇帝的巨大代表作用，注定不会彻底脱离权力核心。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明朝官场渐渐被科考出身的人把持，文官皆由考试选拔产生，而非皇帝提拔的“自己人”，没那么“听话”，甚至经常发生矛盾。皇帝又不便和文官发生正面冲突，这时有些皇帝就会让贴身太监去干一些自己不方便亲自干，甚至是见不得光的事，这就是明朝太监的权力根源，他们并非真正的权力主体，只是皇帝和文官暗中角力的工具，是专门游走在阴暗面的灰色权杖。
这，自然会成为慢性病魔绝佳的新宿主。明英宗最宠幸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恰好处于这段历史的起点，命运将他推向了历史大变局的风暴眼。一场猛烈的反击战，就在王振身上打响！
2。2王振重启太监干政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改次年为正统元年，史称明英宗，是继太祖、建文帝、太宗、仁宗、宣宗后的第六任明帝。明仁宗皇后张氏为太皇太后摄政，朝中则有著名的“三杨”辅政。
“三杨”指明宣宗留下的三位内阁大学士一杨士奇、杨荣、杨溥。明太祖朝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为宰相。后来中书省裁撤，太宗朝形成了内阁辅政的架构，内阁取代了中书省的职能，内阁大学士成为新的宰相，员额一般七人左右。“三杨”并非亲戚，而是各自通过科举考试，从民间走上政坛的普通人，只是碰巧都姓杨。张太后以贤良淑德著称，“三杨”更是历史上经典的贤相组合，这时的明朝官场依然延续着永宣盛世以来的良好局面，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年幼的明英宗并不干政，而是与后宫的小伙伴王振每日读书嬉戏，快乐成长。
不过张太后早就看出来王振此人野心勃勃，绝非寻常人等，只恐日后会成祸患。但太监就是这样，他与皇帝是私人关系，王振与明英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做奶奶的又凭什么无故拆散人家？于是张太后便三天两头找借口训斥王振，想以此打击他，使其不敢嚣张。王振也察觉到了太皇太后的意图，刻意收敛，韬光养晦，使张太后放松了对他的打压，终于捱到了张太后离去。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卒。正统八年（1443年），明仁宗诚孝昭皇后张氏驾崩。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卒。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卒。永宣朝的政治遗产终于用完，十九岁的明英宗一还有他的小伙伴王振意气风发，准备大展拳脚。当然，“大展拳脚”这个词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有人是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有人则是放开手脚大捞一番私利。洪武以来的官员大多属于前者，但你能相信太监也始终不渝地坚守节操吗？
其实王振还不是天生的太监，最初也曾走正途，读书考功名，甚至考上了秀才，当了私塾先生。但是王振发现要想再考举人、进士，以他的能力就做不到了。那种所谓考不上钻牛角尖考一辈子的腐儒毕竟是极端个例，越是科举这种规范的考试，一个人越便于衡量自己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就像绝大多数人上两年高中就知道考不上清华北大，不会钻牛角尖反复考。然而王振又是个权欲熏心的人，铁了心要去当官，哪肯安心在乡下教书育人。可惜以当时严格的科举制度，王振连举人都考不上，没有途径入官。最终，王振咬了咬牙，主动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说到主动阉割，古代太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国外掠来的战俘或国内的罪犯，一是民间自愿阉割进宫的本国公民。比如著名的太史公司马迁，便是国内的罪犯，为了留有用之身完成《史记》，所以忍辱负重，选择了以宫刑替代死刑，进宫当了太监。不过他话说得很清楚，他确实是有伟业未竟才忍辱偷生，正常人在宫刑和死刑之间宁愿选择死刑，宁死不当太监，所以自愿进宫当太监的人少之又少。何况经历了宋朝这个太监的大低谷，整整三百余年没有出一个汉唐式把持朝政的权阉，明初几乎找不到人自愿来当太监，小公公们全都是从与蒙古、越南等国的战争中抢来的，王振应该是史书有载明朝第一个自愿阉割来当太监的本国公民。历史证明，恰恰是这种人最易掀起风浪。因为当时当官的正途就是读书考试，王振这种人正途走不通，又不想老实勤奋靠劳力吃饭，而是想着走旁路继续钻营官道，一旦让这种人钻进官场，后果就很可怕了。
果然，明英宗亲政，王振也觉得熬到了头，准备要开始他的享乐人生。太祖朝的肃贪风暴过去太久了，那时王振还没有出生（王振的生年失考，但据估计应该在永乐后期，必然是太祖驾崩后才出生的），那些都是古代的故事啦！事实上，王振能够开启一场太监腐败政治的历史大潮，正是因为恰逢太祖朝铁腕肃贪的影响耗散和太监政治崛起的两个历史机遇叠加。当然，王振本人的一些主观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明代太监政治崛起。
明英宗亲政后立即任命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按明制，内宫十二监各监的长官为太监，正四品；副官为少监，正五品。事实上每个监并非只有一个太监，而是有很多个。明太祖为了防范宦官地位过高，硬性规定每监只能设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其下奉御等职品秩更低。但宦官和文官不一样，文官是国家公务人员，不受皇帝更迭的影响。宦官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一个皇帝死了，换一个新皇帝来，宦官中的低级别苦力倒无所谓，但是太监、少监这种层面的就面临大换血。不过宦官往往又是要在后宫终老的，那换下来的太监、少监怎么办？当然就只能继续挂着四品虚衔在冷宫中寂寞度日。这样每个监实际上就不止一员太监、两员少监。到后来禁令渐松，有些皇帝同时任命好几个宠信宫人为同一个监的太监，享受四品待遇，但一个监实际管事的人则只能有一个，于是就形成加挂头衔来区分诸多太监实际秩序的方法。比如司礼监就依次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数员，均为正四品。司礼监提督太监不实授，掌印太监则为实际上的一把手，数位秉笔太监为实际上的副手。司礼监本身是内宫十二监之首，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堪称整个宦官系统的一把手，俗称“大公公”，但王振的志向却远远不止于后宫。
司礼监理论上的职能是为皇帝收捡笔墨纸砚，后发展为皇帝的私人文秘，帮皇帝处理文书。皇帝的文书不就是奏章、御诏、圣旨吗？所以司礼监相当于皇帝私设的中央办公厅。为何说是私设呢？因为国家自有一套行政机构编制，内阁便是国家正式的中央政府办公厅。明朝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政治规矩，后来廷推大学士的制度也日渐完善，阁员（宰相）由相关官员公开推举产生，以保证人选的公开公平公正，避免结党营私。所以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朝廷的公共属性很强，绝不是谁的私器，从源头上掐断了王莽、曹操、杨坚、李渊这类权臣出现的制度根源，对唯一的皇位非常有利。但这样皇帝也失去了随意任免宰相的权力，难免不太畅快，于是利用太监在内宫形成了一套类似于朝廷的组织机构，这套组织机构就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组织，可由皇帝本人随意任免。隋唐以来尚书六部每部内设四司，共二十四司，所以明朝内宫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称“二十四衙”，号称与外朝相对应，形成“内朝”。其中尤为重要的自然是中央行政和军权二者。宋朝的中央政府叫政事堂，中央军委叫枢密院，明朝的内阁（初为中书省）、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继承了二者的职能。于是明朝后宫掌管文书的司礼监便号称“内政事堂”、掌管兵符的御马监号称“内枢密院”，代表皇帝在内宫处理军国大事，号称与外朝的内阁、五府对掌文武大权。司礼监的一把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则渐渐被称作一内相，死太监们更私下将内阁大学士称作“外相”，俨然自己与宰相并称，甚至自己是“内”，死老头们是“外”，自己还更核心一点点。
那么，明朝到底是从何人起，开始形成所谓的内外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呢？大约就是王振了，所以王振也堪称大明王朝第一位“内相”。王振之前也有几位重要的大太监，比如七下西洋、威震四海的郑和公公；还有参与了几朝皇位更迭大业的海寿；甚至就在王振冒头时，还有一位威望比他高得多的老太监一金英。不过这些太监都堪称忠仆，在整体官场风气都还很好的时代也没有弄权，开始专权弄事的应该还是从王振开始。王振为了跟外朝文官争权，撺掇明英宗干了一件大蠢事一建立票拟制度，对整个明朝之后两百年的政治生态都产生巨大影响。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下诏，皇帝不再到文渊阁（内阁的会议室）与大学士一起处理政务，内阁草拟了诏书或者收到奏章后，在封面上贴上一张纸，写上内阁的意见，通过司礼监呈报给皇帝批红，即用红笔在上面批阅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发还给内阁照批红办理，称作“票拟”。票拟过程理论上只有文书往来，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不在一处办公，见不到面。隔绝中外，这其实是历代太监弄权最老套的办法。但王振向明英宗进言，称内阁大学士无非是皇帝的顾问秘书，身份悬殊，怎能和他们混在一起办公，应该隔绝开来，以显示身份地位的差距。明英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发小，颁布了这套皇帝和宰相分隔办公的新式行政机制。
不过，时代是发展的，这一次产生的后果估计王振自己也没料到。皇帝和宰相在都堂共同议事、理政，这不是明朝才发明的，而是唐宋以来数百年中华帝国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唐宋宰相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意思就是和皇帝一起，在中书门下（隋朝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的产物，相当于中央政府）处理奏章。明太宗最初设立内阁制，让大学士在文渊阁协助皇帝办公，本意是加强这种做法，让皇帝更深刻地融入最高决策层，牢牢掌控政权。王振这样一搞，其实是把皇帝排除出了最高决策层。虽然表面上皇帝仍然掌握着最后一道批红的权力，但其实这个权力很容易被虚化。因为内阁一旦形成决议，皇帝也不方便做太大改动，一般只能被动地批示是或否，渐渐就成了橡皮图章。如果皇帝真想干政，那就需要在内阁议事这个环节便参与进去，而不能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团队之外，干等着内阁背着自己形成最终决议再报给你签字画押。其实唐宋以来的制度就是皇帝带领宰相们议事，偶遇秦桧、贾似道这样的权相当政，在会上架空皇帝，但好歹也要让皇帝参与。现在王振这么一搞，皇帝连宰相议事的门都进不去了，自然沦为橡皮图章，所以明朝皇帝总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亦并非某些人批评的懒政，实是因权力太虚所致。这一点堪称皇帝制度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也并不在王振的预料之中。
王振这么搞当然是出于私利，因为这样搞虽然让皇权严重虚化，但司礼监的权力却急剧膨胀了。内阁将票拟呈报给皇帝，皇帝批红后发还给内阁，这个环节是由司礼监执行的，太监们便在其中上下其手。不要小看了这个权力，皇帝的贴身太监与皇帝朝夕相对，深知皇帝的脾气状态，什么时候把什么奏章呈交给皇帝至关重要，如果给了皇帝再有意无意地补两句就更可怕了。更重要的是，皇帝被虚化后，更无心理政，后来逐渐认识到批红这个权力也是鸡肋，就懒得亲自批，由太监代笔了。这种权力对皇帝而言是鸡肋，对太监而言就是扎扎实实的大肉了。最要命的是明朝很流行差额选举，也就是任命一个职位，外朝一般会推出两个人选供皇帝批红时选择。这表面上看是为了尊重皇帝，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力，实际上却又给司礼监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尽管外朝提供的人选是有排序的，但毕竟给太监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除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外，其余诸如财政收支、工程运营、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寻租空间更是数不胜数，自王振开启了这种模式后，一路发展下来，明朝的内宫太监终于成长为与外朝分庭抗礼的“内朝”。尽管“内朝”的权力玄虚无根，但这对于太监们来说恰恰不重要，他们只要一朝权在手，就要充分兑换成实利。明朝在建立前就经历了明太祖的铁腕肃贪，之后又建立了严格的科举文官政治，堪称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相对最清廉的一朝，但万事皆有阴阳，有了这么清廉的外朝，同时也就有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腐败内朝。
王振一当上大公公，立即有许多趋炎附势的小人便来给他进献礼物。送礼，这是一种常用的试探手法，收或不收可以看出这人的节操。经过太祖朝铁腕肃贪，敢于收礼的官员其实很少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清正的风气也在一点一滴地转变，送礼之风渐渐抬头。王振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发小，张太后和三杨又都己经离世，断定自己再无人能制，于是敞开了收。贪官污吏们见多年来进展不利的送礼行为开始有了转机，一个个眉开眼笑，更加欢快地进献越来越贵重的奇珍异宝。王振也借机开始打造自己的势力，极力提拔对自己馅媚逢迎的贪官，同时还要打压那些正直的清官。
当时有一位工部郎中王佑非常善于谄媚，他碰巧没有胡子，这可能是有什么疾病或者就是为了逢迎王振每天刮得很干净，总之他肯定不是太监。有一次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就很无耻地回答：“老爷都没有胡子，做儿子的又怎么敢有？”王振听了哈哈大笑，第二天就安排王佑晋升为工部侍郎。郎中是六部内设的司长，正五品。侍郎是六部的副官，正三品。中间还隔着很多级别，按明朝的转迁之制，郎中是不能直接升任侍郎的，王佑这是大幅度越级提拔，但王振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让满朝文武见识了他的能量。王振又大肆提拔和王佑一类的阿谀奉承之徒充当爪牙，尤其注重在兵部、都察院、锦衣卫等要害部门安插亲信。其中王振尤为重视锦衣卫，安插头号亲信马顺出任锦衣卫指挥使，侄子王山、王林为副官。至于地方官就主要是看谁送钱送得多就给谁好位置，福建参政宋彰一口气送了五万两银子给王振，很快提拔为布政使，其余地方大多循此例。这些人拿这么多钱来买官，钱从哪儿来？总不可能是私人的钱吧，还不就是从地方上狠命搜刮而来。空印案、郭桓案中被杀的万千贪官泉下有知，终于可以瞑目了。
到后来王振要收钱己经成了宫中公开的秘密，王佑就主动跳出来充当王振的“会计”，经常当众公布某人为了办什么事给王振送了多少钱，办事结果怎么样。于是大家有了一个了解“行情”的公开渠道，能够预估办某件事需要给王振送多少钱，说来还真是公开公平公正。除了收拢贪官，还要打击清官，以免有人坏了“规矩”。国子监祭酒（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李时勉向朝廷提出拨一笔款项扩建国子监，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行政事务，户部、工部都通过，报给内阁也通过了，但就因为李时勉没有送钱，王振就一直把他的奏章压着不批红。后经多次暗示，李时勉还是坚决不肯行贿，王振便认为此人坏了“规矩”，必须惩戒，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门前古树的树枝为由，罚他身带重枷跪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此事震惊朝野，国子监一千多名学生伏阙上书，恳请释放李时勉，但王振将上书全部压下，皇帝压根不知道。眼见李时勉己经在烈日炙烤下连续跪了三天，多次昏厥，就要脱水身亡。国子监助教李继终于通过孙太后的父亲将此事转告给了太后，太后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来过问此事，王振才释放李时勉。
逐渐，大家开始察觉王振己经成长为后宫的一颗毒瘤。正统八年（1443年），翰林侍讲刘球借炸雷击坏奉天殿，向明英宗上疏，提出皇帝应亲理政务，不能将权力下移，流失到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手中。王振看出这是在暗示自己侵政弄权，勃然大怒，召集马顺等亲信策划要重惩刘球。他们仔细研究刘球的奏疏，其中有一句提到太常寺没有长官，应尽快补缺，朝廷诏许，令吏部推举人选，翰林修撰董璘主动请缨，求任太常卿。
刘球见朝廷有职务出缺，上疏时顺便提一句；董璘见朝廷招聘官员，前往应聘，而且也是参加吏部会推程序，不是私下跑官要官。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行政事务，但王振集团就借此发挥，将刘球和董璘都逮捕下狱，毒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是暗中勾结，结党营私！
真正结党营私的人往往才会以这类罪名污蔑别人，王振、马顺玩的是宋朝就淘汰了的老套路。那个可怕的慢性病魔，正在舒活着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