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描述 欧美政治影片创作进程概论（第1页）
一、历史描述：欧美政治影片创作进程概论
1。早期政治影片：电影发明—20世纪20年代
在早期电影中，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表现，并且在电影中表达出政治观点的影片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的剧情片。如美国电影先驱大卫·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小麦的囤积》（AWheat，1909），通过讲述一个贪婪的商人大量囤积小麦以牟取暴利，却导致民众们食不果腹而陷入饥饿的故事，控诉了资本家投机买卖的罪恶和社会贫富的不均。苏联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1925导演的《战舰波将金》（Broyomkin，1925）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宣传片之一。他在这部献礼片中，将1905年发生的一起水手哗变事件改造成革命行为，并虚构出“敖德萨阶梯”和黑海舰队加入起义等情节，以其革命性的电影技巧和史诗般的恢宏精巧的结构，奠定了蒙太奇学派的基础；同时影片也以政治宣传片的身份，跻身于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的行列。
2。经典好莱坞时期的政治影片：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的不公正的电影，比如茂文·勒鲁瓦（MervynLeRoy）导演的《亡命者》（IAmaFugitivefromag，1932）叙述贫穷的主人公被迫偷窃6美元却被判处十年监禁，以及他在监狱中所遭受到的种种残酷的折磨。弗里茨·朗（FritzLang）导演的《狂怒》（Fury，1936）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通过讲述主人公被诬蔑为绑匪，小镇民众纵火欲烧死他，死里逃生的主人公愤而复仇的故事，控诉了美国早期民间滥用私刑的严峻问题。
这一时期的政治影片代表作还有德国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desWillens，1935）、美国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SmithGoestoWashington，1939）、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大独裁者》（TheGreatDictator，1940）等。《意志的胜利》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成为电影史一则奇特的个案。这是一部记录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代表大会的纪录片，记录了大会的盛况和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这部影片实际上向历史学家显示了纳粹政府如何通过宣传而发展壮大，希特勒是如何运用他无与伦比又令人恐惧的语言能力煽动群众，并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的。而《大独裁者》则是查理·卓别林尖锐讽刺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影片。全片的**是在片末，主人公查理公然要求在政治上对抗法西斯主义。本片特别之处在于其上映时期，那时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仍和纳粹德国保持良好关系。在对纳粹主义的恐慌还未完全爆发时，卓别林此作就已经震撼人心了，并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予以谴责。本片是卓别林首部有声电影，也是他思想与意识成就最好的影片之一。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影片：1945年—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拍摄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影片，包括美国罗伯特·罗森的《当代奸雄》（AlltheKing’sMen，1949）、伊莱亚·卡赞导演的《君子协定》（Gentlema，1947），意大利佛朗切斯科·马赛利导演的《放犯逐》（1954），英国米歇尔·安德尔森导演的《1984》（1984，1956），波兰安杰依·瓦依达导演的《灰烬与钻石》（Popiolidiament，1958）等。
罗伯特·罗森导演《当代奸雄》通过讲述以为民请命的初衷而步入仕途的青年如何在政治黑幕中越陷越深的故事，揭露了美国政坛的阴暗面。威利·史塔克原本是美国西南部一个小镇上的正直有为的男青年，他想要通过竞选职位来为选民办事，但是他在竞选中却屡屡遭遇失败。后来，他抓住镇上小学校的建筑发生倒塌的事件，对市政当局发起攻击，赢得了一些选民的支持，终于当上了州长。史塔克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开始结交权贵，利用职权行贿受贿，不择手段地迫害反对他的人。他的渎职舞弊终于引发了议会对他的弹劾，他随即发动群众示威来支持他。就在法律和民主看似已经无法制裁他的时候，被史塔克陷害的政治敌手的儿子以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玩弄权术的生涯。英国米歇尔·安德尔森导演的《1984》改编自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同名政治小说。《1984》也是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未来的极权社会的寓言。影片描述了一个虚拟的大洋国的社会图景，统治者老大哥对每个人采用全面的监控，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完全没有自己的隐私可言，而他们的思想则被各种政治谎言所高度控制。供职于政府管理部门“真理部”的男主人公约翰·赫特每天的工作便是为统治阶级生产各种各样欺骗国民的谎言。然而，当他违背禁令与苏珊娜产生爱情之后，对这种剥夺人性的统治制度萌生了反抗的意识。但最终，他的反抗计划被识破，他遭到了无法预想的可怕处罚……
4。政治影片创作的热潮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局势动**不已：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大分裂、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运动、越战的爆发和席卷美国的反战情绪……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普遍对政治发生了兴趣。这些政治运动影响了欧美电影艺术家，也影响着几乎席卷欧洲各国的政治电影热潮。
20世纪60年代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拍摄了一系列晦涩难懂的政治片，这些影片很不容易为一般观众所接受。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与当时法国学生运动领导人让-比埃·高兰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他信奉苏联早期“电影眼睛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电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同时，“为了摄制革命电影，首先应该对电影进行革命”。戈达尔和他的小组拍了一系列“政治影片”，这些影片有的谴责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如“试图对布拉格事件作马列主义分析”的《真理报》（Prava，1969）；有的则试图回答在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战斗的电影工作者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如《东风》（LeVe，1969）。但是，由于戈达尔对马列主义毕竟缺乏完整的、科学的理解，有时甚至做了歪曲的解释，特别是他始终没有摆脱存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上述“政治影片”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现实的同时，也时常满足于一些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描写。此外，这些影片实际上是在一般惊险片样式上加入一些政治事件，虚构的成分比较多。
在欧洲“政治电影”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希腊裔的法国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1969年拍摄的影片《Z》。影片根据希腊左翼议员兰布拉斯基被右翼军人势力暗杀这一真实事件拍摄。片中表现了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府怎样打击异己：威胁阻挠集会；组织流氓无赖冲击会场；袭击反对派领袖；在议员被杀，司法介入之后，收买威胁证人，散布谣言把议员的名声搞臭。他们声称“防御霉菌要喷洒三次农药，同样，思想上的霉菌，也要以预防为主”。当正直的法官终于把军警政客们送上法庭时，所有证人均“死于意外”，最终军政府上台。该片上映后引起世界影坛强烈反应。该片获得了196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被电影史家称为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政治电影”。“‘政治电影’一词即发端于这部影片的问世。”[3]这部影片随后影响到意大利以及世界许多国家政治电影的拍摄，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政治电影热”。此后，科斯塔·加夫拉斯又拍摄了一系列根据真实政治事件改编的影片。如《招供》（，1970），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长亚瑟·伦敦在斯兰斯基叛国案中被秘密绑架、审讯的经过；《戒严令》（étatdeSiège，1973），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乌拉圭的渗透与颠覆活动；《特殊法庭》（Sespéciale，1975，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反映法国沦陷时期，维希政府在德军的威胁下处死法共党员的案情。
这一时期，法国另一被电影史学家认为“极富才华”导演伊夫·布瓦塞也拍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电影。如《一个孔德人》（1970）、《天使的跳跃》（1971）、《谋杀》（L’Attentat，1972）、《一切正常》（1973）、《阴谋》（1973）等。《谋杀》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品。影片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导致谋杀摩洛哥一位领袖人物萨迪埃尔的一系列事件。这个人对当局来说碍手碍脚，一些形迹可疑的法国人很愿意帮助摩洛哥当局。其实，萨迪埃尔是个假名字，它掩饰的是被如此“谋杀”的政敌本·巴卡。影片被认为是政治电影的一个完美典范。法国电影史学家夏尔·福特这样评论它：“这部作品不仅可以和科斯塔·加夫拉斯最好的影片相比，还可以与美国影片媲美。”[4]这一时期法国“政治影片”的代表性作品，还有《暗杀托洛茨基》（TheAssassinationofTrotsky，1972）、《我是黑人》（Moiunnoir，1973）、《国家利益》（Natio，1978）等。
这一时期“政治电影”在意大利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这种电影类型经过意大利电影人的努力实践，也被影评界逐步承认下来。这也因为意大利的政治片比法国政治片更直率、更直接地触及了或评述了意大利国内的政治问题或政治事件，它的社会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突出和广泛。有评论指出，这种电影使人感到新现实主义似乎没有消亡，它只是换了一种性质。这些影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以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Rosi）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导演，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影片去间接或直接地触及政府、警察局、司法机关、教会以及黑手党的问题。如罗西的《马太伊事件》（Ilattei，1972）。该片以调查、采访的笔法，表现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国营石油公司总经理马太伊的传奇式经历，以及他不同寻常的经营手段和他的神秘死亡。主题实际上喻藏着对意大利政府没有全力支持在国际石油界“孤军奋战”的马太伊的指责。达米亚诺·达米亚尼的《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ediunissariodipoliziaalprocuratoredellarepubblica，1971）则是更鲜明地指出黑手党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有着高层的权势人物做后台。埃里奥·贝多利（ElioPetri）的《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Indaginesuunoaldiso，1970），也是把矛头指向警察局内部的罪恶与腐败。第二类“政治电影”或“政治片”直接揭示了意大利的一些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欠缺，以及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如，埃里奥·贝多利的《工人阶级上天堂》（Laclasseoperaiavainparadiso，1971），指出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缺乏工会的正确领导，因而他们无所适从，在各种倾向间来回摇摆。第三类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阐述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以及特定的历史给予的影响，如《希特勒的最后十天》（Hitler：TheLastTenDays，1973）和《墨索里尼的最后行动》（Mussolini：Ultimoatto，1974），分别是追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最后挣扎。埃托尔·斯科拉的《我们曾如此相爱》（ati，1974），叙述三个曾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友，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的不同变化。保罗·塔维亚尼（PaoloTaviani）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VittorioTaviani）兄弟的《阿隆桑芳》（Allonsanfàn，1974），叙述的是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沦为逃兵、告密者，最后自取灭亡的一段经历。
德国电影界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新德国电影”运动，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政治影片。亚力山大·克鲁格（AlexanderKluge）的故事片处女作《告别昨天》（Absgestern，1966）成为“青年德国电影”一部里程碑式影片。女主人公阿妮塔的家庭受迫害，只身一人逃到联邦德国，希望在新的地方能寻找到更好的生活。但现实却与她的想象格格不入。她因偷了同事毛衣而被判缓刑。为了生存，她不断变换工作，到处流浪，得不到真正的帮助和感情，所品尝到的只是人情冷落和生活屈辱。克鲁格通过阿妮塔的种种不幸遭遇，多侧面地展示了西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奇迹”时期的社会关系，具有鲜明的批判社会、批判现实的政治倾向。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Sdorff）的代表作《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DieverloreharinaBlumewaltentstehenundwohinsieführenkann，1975）改编自德国诺贝尔奖作家海因里希·波尔的同名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善良、朴实、温柔的卡塔琳娜·布鲁姆因为与一个被警方追捕的联邦德国逃兵路德维希·戈顿邂逅，一见钟情而卷入了一场警方的侦查中。警方对她的毁谤和小报记者的捏造事实，使得她不得安宁，被迫忍受着精神上的侮辱和折磨，甚至连母亲也被逼死。最终卡塔琳娜忍无可忍，击毙了逼迫她的记者。影片突破了西德电影中“政治电影”这一禁区，深刻地讽刺、抨击了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当局对恐怖主义表现出的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而且鞭挞了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卑劣手段。影片在人物刻画上简洁、明快，性格鲜明。托特盖斯是一个道德堕落、专事造谣诽谤的无耻记者。但影片结尾却是为他举行的隆重葬礼，花圈上写着“献给我们的同事，为公殉职的托特盖斯先生”；而真正的悲剧人物卡塔琳娜却锒铛入狱。显然，卡塔琳娜和卡塔琳娜式的悲剧并没有停息，影片留给观众的是深沉长久的思考。1976年施隆多夫拍摄了根据尤斯奈尔原著改编的《死刑》（DerFangschuss，1976）。在《德国的秋天》（DeutsdimHerbst，1978）年中，他“技艺更加精湛”。而《铁皮鼓》（DieBleel（1979）则以一个小孩子的眼睛去看历史，这个小孩子其实是一个拒绝长大的成人，他拒绝的是成人世界的丑恶。他顽固地守着自己的鼓，用可以震碎玻璃的尖叫警告想抢夺他鼓的大人。他看到了纳粹党的上台，看到了成人间在政治的夹缝中的丑恶表演，看到了纳粹德国的覆灭，苏军的疯狂报复。最后，他恢复了成长。《铁皮鼓》是一个寓言，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人用“停止成长”这个荒诞的方式逃离了这个疯狂的世界，他成了一个拒绝成人游戏的局外人。影片通过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的故事对德国历史及现实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这部史诗般的巨作于1979年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1980年又赢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美国在此时期拍摄了《唐人街》（，1974）、《香蕉》（1971）、《纳什维尔》（1975）、《飞越疯人院》（Oheest，1975）、《电视台风云》（work，1976）、《大特写》（Thedrome，1979）、《总统班底》（1976）等政治影片。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唐人街》，将人性、惊悚与政治融合在一起。最丑恶的政治阴谋，与最丑恶的**闹剧交相辉映，比赛谁更丑恶。政治家为了能通过一起集资修建水坝的预算案，在已经快干枯的洛杉矶，将成吨的水倒进外州沙漠。最终影片创造了经典的正义被战胜的结局。《总统班底》是艾伦·帕库拉导演的表现水门事件最著名的影片，影片以半纪录片的手法，将《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如何最终发现这场政治丑闻的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此外苏联与古巴联合出品、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导演的《我是古巴》（IAmCuba，1964），是一部杰出的“左”派电影，将政治寓意蕴藏于古巴风光史诗之中，采用游记的形式，把广大古巴人民处理成“男主角”，而古巴本身似乎就是“女主角”，而美帝国主义是当然的反角。影片凸现巴提斯塔时代的贫富差距，展现了富饶的土地、拥挤的贫民窟、豪华的娱乐场所。以创作政治影片而闻名世界影坛的波兰电影大师安德烈·瓦依达的《大理石人》（armuru，1977），则直接把揭露的对象指向官方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歪曲和对历史的篡改，官方擅长通过操纵的手段编造出历史事件，以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影片以当代波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电影学院毕业生阿格涅丝卡的视角展开，她偶然地在博物馆的地下仓库里发现了大理石人——斯大林时代的劳动模范砖瓦工人布尔库特的雕像。他曾经被官方文化作为英雄精神的典范大力宣扬，后来他却神秘地失踪了，他的事迹和肖像也随之被官方文化抹杀掉。……瓦依达通过《大理石人》所要揭示的不仅是一个诚实的个体在体制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更是将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操纵暴露无遗。西班牙安东尼·巴尔登执导的《一月的七天》（Sietedíasdeenero，1979）用纪实的手法描述了1977年1月24日极右分子在马德里阿托查大街杀害几名律师的真实事件。
5。政治影片创作的萧条时期：20世纪80年代
在充满革命**的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是重组秩序的80年代。政治影片的拍摄也因此进入萧条期，数量很少。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政治影片如美国沃伦·比蒂自导自演的史诗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1981），描写20世纪20年代初期，向往共产主义的美国名记者约翰·雷德千方百计跑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体验生活，追求理想的政治国度，并写出了轰动世界的《震动世界的十天》。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拍摄的《爸爸出差时》（WhenFatherWasAwayonBusiness，1985），时代背景设定为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破裂大捕政治犯时期。影片巧妙的是透过一个六岁小孩的成长，侧面批评了该段时期的种种做法。这一时期法国著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又拍了《失踪》（Missing，1982），影射美国参与智利军事政变的丑闻，该片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江娜卡》（HannaK，1983）提出了巴勒斯坦人是否能从以色列人那里取得公平待遇的问题；德国著名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也拍摄了几部带有政治倾向的影片，如《伪造》（1981）、《老男人的聚会》（AGatheringofOldMen，1987）等。
6。向多元化趋势发展的政治影片：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影片又开始复苏，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英国当代史上，持续的北爱尔兰宗教冲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长达30年的怨恨与争斗，已使3600人死亡。1990年以来的英国电影不断地碰触和揭开这个无法掩饰的巨疮，这部分影片显现了英国电影的现实力度和艺术勇气。肯·洛奇（KenLoach）导演的《神秘的备忘录》（HiddenAgenda，1990）以侦探恐怖片的形式，叙述了发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个永远难以查清的谋杀案，控诉了英国警察当局实行的残酷无情的“枪杀政策”，影片具有纪录片般的真实氛围。吉姆·谢里登的《因父之名》（IheFather，1993）取材于英国现代史上声名狼藉的一个真实案件，无辜的贝尔法斯特青年被诬为恐怖分子，警察局压下了对他有利的证据，将他判处无期徒刑。影片借北爱尔兰题材，抨击了英国不合理的司法制度。保罗·格林格拉斯（PaulGreengrass）的《血腥星期天》（BloodySunday，2002）表现英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北爱尔兰民权运动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长达一刻钟的机关枪扫射下，13人死亡，14人受伤，而实施屠杀的英国士兵后来被宣判无罪，北爱尔兰的局势因而更加严峻复杂。凯文·麦克唐纳导演的《末代独裁》（TheLastKingofSd，2006）讲述一名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哥瑞肯，于20世纪70年代在参加医疗慰问团访问乌干达时，被当时的乌干达独裁总统收为私人医生，不料却唤醒了阿明总统的残暴野性。哥瑞肯后来觉醒，试图弥补自己造成的恶果退出乌干达，然而，恐惧和出卖就此伴随着他。影片通过苏格兰医师尼古拉斯·哥瑞肯的视角展示了乌干达独裁者安迪·阿明的个性与暴政历程。由阿曼多·兰努奇导演的《灵通人士》（IntheLoop，2009）是一部充满讽刺的政治喜剧，以英国政治剧为基础，发展成了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联手发动战争的国际性故事。
对于当代德国人而言，“冷战”时期德国被一分为二，柏林墙的修筑象征着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隔绝，把德国人民生生地分裂成为两个世界。这段历史是他们永远难以磨灭的伤痛，因此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重新统一的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了不少反映这段历史记忆的政治影片。其中不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可的优秀之作，如200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DasLebenderAnderen，2006），以及以一个东德的普通家庭故事反映出时代政治背景的《再见，列宁！》（GoodBye，Lenin！，2003）。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Becker）导演的《再见，列宁！》讲述克里斯蒂娜因为与丈夫在政治上产生分歧而离异，她的丈夫选择逃往西德，衷心信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克里斯蒂娜则选择留在了东德，独自把儿子阿历克斯抚养成人。1989年，克里斯蒂娜在亲眼看到阿历克斯因为上街游行被当局抓捕后，突发心脏病陷入了长久的晕迷状态。当她清醒过来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柏林墙被推倒，民主德国瞬间不复存在。医生告诉阿历克斯，母亲脆弱的心脏已经不能经受任何打击。于是阿历克斯想尽办法，为母亲构造出一个昔日的社会：他花钱雇用几个小学生戴着红领巾到母亲床前唱诵革命歌曲；把现在的罐头改换包装，伪装成当年苏联生产的食品；让朋友帮忙“播报”经过重新剪辑的新闻报道……阿历克斯用他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建造起来的昔日世界仍然时不时遭受到难以预料的考验。当这个善意的谎言再也进行不下去时，阿历克斯用自己的方式向母亲阐释了民主德国的变迁。《再见，列宁！》找到一种人性的情怀——以亲情作为切入点，来表现国家政治与普通个体的生活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使得艰涩的政治命题变得容易为普通观众所接受。
《浪潮》（DieWelle，2008）是德国丹尼斯·甘塞尔导演的影片，故事改编自1967年4月发生在美国的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库柏莱高中的真实事件。历史老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纳粹极权运动的恐怖，大胆地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学生们模仿纳粹党徒，在班里发起了一个微型的极权运动。在六天内一场名为“浪潮”的微型极权主义运动从游戏般的开场、到野火般迅速蔓延、再到不可名状的狂热、直到最后死的死、抓的抓，落得惨淡收场的全过程——好在这只是一个德国高中里的课程教改实验，使得观众们得以较为从容地全盘审视之。影片管中窥豹也能以小见大，生动地展现法西斯极权主义运动的渊薮及其特性。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政治片创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影片有《刺杀肯尼迪》（1991）、《摇尾狗》（WagtheDog，1997）、《惊爆十三天》（ThirteenDaysWhich，2000）、《华氏9·11》（Fahre911，2004）、《晚安，好运》（2005）、《V字仇杀队》（VforVea，2005）、《米尔克》（Milk，2008）、《福斯特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2008）、《总统杀局》（TheIdesofMarch，2011）等。其中巴瑞·莱文森导演的《摇尾狗》，是表现好莱坞帮助陷入丑闻的总统渡过难关的政治黑色幽默片。离选举只剩两周时间，谋求连任的总统却在节骨眼上爆出了性丑闻。为了平息这件事，总统召见了政治顾问布里恩，后者建议转移公众注意力，具体做法是捏造一场子虚乌有的战争。为了做好这场戏，布里恩拜访了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斯坦利，请他导演一出发生在阿尔巴尼亚的爱国战争。斯坦利不负重托，马上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甚至为这场战争写了宣传歌曲！他们塑造了一个英雄——由脑子不太清楚的士兵冒充本国一名被救的机师。但这场“战争”不久后便破绽百出，公众和政府内部对白宫的怀疑日渐加深……《摇尾狗》精巧诙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政客、媒体与好莱坞之间相互利用的丑恶关系，对白宫进行了戏剧化的巧妙讽刺。而《总统杀局》（又译为《三月十五日》）是乔治·克鲁尼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该片根据百老汇喜剧《法拉格北站》（FarragutNorth）改编而成，讲述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一位候选人的媒体发言人陷入政治幕僚争斗和色情陷阱的故事。该片揭露了一系列政治黑幕：暗箱操作，桃色事件以及对政治人物道德的指责。
此外，这一时期较为优秀的欧美政治影片还有法国与俄罗斯合拍的《毒太阳》（BurntbytheSun，1994）；法国、德国、南斯拉夫合拍的《地下》（Underground，1995）；捷克的《给我一个爸》（Kolja，1996）；意大利、法国合拍的《明星总理》（Ildivo，2008）；德国、法国、英国合拍的《影子写手》（TheGhostWriter，2010）等。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影子写手》是一部很有深度的揭示黑幕的政治影片。作品影射英国前首相是由中情局扶植控制的，其政治阴谋像是黑暗中的手，不知何时会掐住人的喉咙。影片安排了一个黑暗的结局，暗示了政治权力的强大和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