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假设叙述（第2页）
对实物分析做假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近年对传统手工行业和寺庙碑刻调查已应用的有：第一，实物是文化的产品，如传统手工行业知识；第二，实物是知识的产物，如传统手工专业知识；第三，实物具有合同的性质，如民间碑刻和水利工程；第四，实物是一定情境下人们的看法，如民间佛教造像和造庙；第五，实物是共有社会组织的契约，如民居和行业会社馆所；第六，实物是自然环境中的作品，如木作、小器作和漆作的手工制品和油漆彩绘作的工程等。
做实物分析的假设，要区分实物分析与文献分析的差异：文献分析依靠概念和逻辑，实物分析依靠形制、图像、实物的使用方式、实物特殊部位的专有知识和专有工具，实物被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意义解释，实物与社会规范的互动作用、实物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等。
五、数据属性的假设[14]
民俗学田野作业使用的数据，包括国家统计数据和个人调查整理的数据。民俗学者关注的数据属性，指数据资料中最底层的基础社会文化部分和数据集合后展现的比较大的意义单位。属性的意义可以按主题分层进行归类。
对数据分析做假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近年对传统节日调查已应用的有：第一，数据属性具有重复出现和反复出现的特点，如新媒体带来的手机民俗在传统节日中的作用；第二，数据属性可以运用概念命名和进行主题词命名，如村村通公路对传统节日社会建设的影响；第三，数据分析具有“子项相容”性，如政府文化部门在传统节日中送书下乡与送科技图书下乡的分类不统一，但分类后的外延并不互相排斥。
对数据属性的假设叙述，有量化和定性的双重特征。在方法上，对数据属性做分析阐释，有分层分析、组成类属分析、内部结构分析、子项发挥作用分析等。要注意把从文化情境中抽取出来的数据还原到文化情境中去，同时要注意对数据属性做相关性分析和综合分析。
六、假设叙述的样本
例一：利用神话传说做假设叙述
早期田野工作者已开始利用神话传说进行假设叙述，一个著名例子是埃文斯—普里查德使用地方神话解释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关系。他的个案对象是苏丹的游牧民族努埃尔人。他在调查中发现，努埃尔人特别富有攻击力，历史上不断袭击邻近部落的丁卡人，获得了大量的牧群。埃文斯—普里查德使用努埃尔的神话资料证明，这两个小社会，一方是天生的进攻者，一方是被进攻的弱者，并假设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一旦形成，便永久不变。他的假设叙述是：
尽可能地回溯历史和传统，回到超越他们经验的最远神话远景[15]。
但他没有达到目标，因为他的静态解释法是非历史的。他没有把努埃尔神话放到民族志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去理解，而是说成了固定的文本。
20世纪70年代，现代田野工作者索撒尔（AidanSouthall）对努埃尔人做了回访调查。他运用历史—生态二维尺度法工作，对努埃尔神话的内涵做了新假设。他的假设叙述是：
由于历史与传统的矛盾作用，神话远景描述和现实经验可能正相反[16]。
按照索绪尔的假设，努埃尔人和丁卡人从前可能是说一种语言的文化共同体，拥有同一种神话背景，都曾居住在适合游牧的某一辽阔地带。问题是应该把这一地带划分成更小的区域块。也许是在两千年前，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个分支所占有的地方比较富饶，人口和畜牧的数量发展得都比较快，直至超过了地面资源的容量，于是他们就去寻找另外的地块，侵占别人的地盘。此后，这一带的人们便分成了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的角色，分成努埃尔人和丁卡人。这种社会分化延续到以后两千年的社会生活中。索撒尔还分析，两个分裂群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征服努埃尔人的最大部落正是丁卡人的原始部落。
在索绪尔的新假设中，虽然有些分析不乏推测，但因为他在分析中加进了新的限定尺度，因而扩大了假设叙述的解释能力，纠正了埃文斯—普里查德早期假设中的失误。他的工作表明，现代田野工作者已从对他者文化的整体横向研究，转向对其个体和过程变化的纵向研究。索撒尔所要建构的，正是一种将他者文化个案与神话民俗、生态和历史变迁结合在一起的有意义的叙述框架。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把一个独立的神话文本置于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秩序中去观察。
例二：利用金石碑文做假设叙述
近年我们在华北民间发现了一批水利碑，它们被当地民众保存下来，当作治水的条款。我们以这种现象为个案，对其在民众中使用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的现状开展了田野调查。经过一个时期的搜集资料，我们做了初步的假设叙述：民间文字文献是民俗习惯法的法令形式。按照这一假设，我们发现，水利碑的文字陈旧，但重修或手抄成水册的时间颇近，说明古碑还“活”着。但只看文字，错讹颇多，价值不大，而从民俗的角度看，却在这些错字里埋藏着“生机”。民间社会，错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对碑文祭祀和用来打水官司。老百姓虽然不大看碑，可没有碑也不行，他们把碑文当成水规水法和会说话的千年字据。然而，我们也发现，在祭祀和打官司等公开的社会行为中出头露面的都是男性，这不等于女性没有参与用水管理，所以用水利碑解释民间社会的整体用水文化是有矛盾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提出了新的假设：民间用水文化有两个表达系统，分别用于地方水资源的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根据这次假设，我们再度开展田野调查，获得了对另一方面资料的认识。例如，碑文缺乏记载的一个社会层面是女性群体。而男性是生产用水的主体，女性是日常生活用水的主体，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利用地方水资源的社会群体。不同的是，两者在对水资源的认知上，各自创造了自己的词语和行为体系，里面的关键词是“水”和“土”。男性群体的行为主要表达以“水”归“土”的观念，所举行的仪式有“祈雨”绕境和“耍社火”等，其含义是与所他界神祇和外部管理者建立“水”关系。女性群体的行为主要表达以“水”和“土”相分离的观念，所举行仪式有“止雨”防涝、“求雨”防抗旱和送“水”治病，其含义是与家族祖先和本村熟人内部的管理者建立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她们也是节省水的主力，所从事的活动都与在群体内部限制水量和延续利用有限水量有关。在民间社会，男女两性合作，创造了保持水土平衡的用水文化。他们把一切造成水土分离的行为，都叙述为福祸相倚的二元合一的结果，从而把外部世界的作用纳入内部世界统一考虑。
在实践上，男女两性合作创造了三个用水观念系统：一是自下而上使用地表水的公平观念系统；二是一村社组织内部借水不还的互助观念系统；三是家庭内循环用水的计量观念系统。这三个系统共同构成了节约用水的文化习惯。北方地区在十年九旱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能够保持水源长流不断，与此有关。
例三：利用象征仪式做假设
上述用水文化研究中，法国人类学者艾茉莉的假设叙述是：水是一种共享的物质文化，与之相关的水概念却可能多种多样，不能以学者的想象去代替。她认为，民间用水概念有自己的独立系统，有些是现实的，有些是象征性的。水利碑很少记载象征性用水的内容，但这不表明它不存在。在婚丧嫁娶、贺生祝颂等人生仪礼中，人们一般都象征性地用水，表达安全地“通过”危险的生死临界点的含义。水概念甚至影响了当地的地方社会的建设格局，包括建房修路、物质贸易、迎宾待客和民间文艺等。这一假设叙述的立足点是物质文化，在方法上则强调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复杂联系。
例四：利用地理资料做假设
近来法国地理学者任德尔考察流经陕西泾阳县和相邻三原县的郑国渠遗址。这两个县的水利系统十分古老，从它们的水利碑文能证明当地早已有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和水利组织。郑国渠后来扩建为泾惠渠。任德尔的假设叙述是，违反地势走向的河渠修建破坏了地理风貌，但成为政治权力胜利的结果。他认为，郑国渠历史上几次被改道，出现了由低向高的提水渠道。这种改变，反映了两种社会情况，一是属于历代统治者建设新兴城市时的浪漫决策，他们为保证城建风光的优美而让河渠绕道改流；二是属于地形变化引起周边生活环境的恶化，于是人们为了生活的方便而对河床进行改造。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能反映出人为意志的作用。他认为，人类改造自然，以社会原因为主，但只有将顺应地形和人为取舍相结合，才能既保持美丽的自然风光，又能发展长远的灌溉农业和人民生活。
例五：利用工程技术笔记、日记和工程方案恢复地方社会史
法国历史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研究20世纪3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的现代化过程，所选择的个案是陕西泾阳现代水利改造工程。他的假设叙述是：在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时期，参与决策层的学者的现代化意识至关重要。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都不稳定，中央财政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支持地方建设，故陕西实施水利工程改造是一个省的行为，决策人员全都是陕西籍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在整个事件中，陕西水利专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是政治家和军阀，却因为学术地位高而和政界、军界的要员平起平坐，争取到了工程经费，保证了合理方案的通过。他们还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进行工程管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一工作是社会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他的假设叙述，使用了历史上不经意流传的资料，挖掘新的内容含义，而这些资料从前不受重视，也缺少研究的方法。他所提出的视角是关注民间势力对官方决策层的作用，也很有意思[17]。
不论采取怎样的假设叙述，田野工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都不能只使用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资料，而对其他资料视而不见，或者完全摒弃，这样的假设叙述会失掉它的学术价值。田野工作者应该海纳百川、辩证思考，避免主观臆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的资料中，遴选出用于假设叙述的基本资料。
假设叙述的一大好处。是可以确定进一步提问的方向，明确下一步搜集资料的种类和问题点，使田野工作者不至于在纷纭复杂的现象材料中迷失方向，始终掌握调查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