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居住（第1页）
第一节居住
田野作业者进入田野调查点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心住下来，与当地人建立田野关系。良好的田野关系是学者进入他者文化的标志。
一、居住的定义
居住，指田野作业者确定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居住地调查。它对田野作业全程具有理论意义和方法的意义，不是简单地只是一住了之。
早期田野作业者把在调查点长期居住视为田野作业的要义。马林诺夫斯基曾介绍他是如何在当地居住的。他说：
（我开始住了下来）我了解了村社的每日生活程序，就如同本地人一样。……当我清晨散步穿过村庄时，各家各户的生活细节均在我的眼前展开，漱洗、烹饪、早餐。我可以看见人们如何安排当天的工作，如何执行这种安排，一群群男女如何协作进行某项建设。日常的琐碎事件：争吵、戏谑、家庭趣事，有时是不引人注意的，有时是戏剧性的，但无一例外均是有意义的。这一切就在我周围形成一种生活气氛，一种与当地人一模一样的气氛。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有过失礼行为，但已经与我建立了感情的当地人们都毫无迟疑地向我指出[1]。
这段话，曾被各种田野作业著作反复引用，成为教科书式的范本。但通过研究早期田野作业者的著作可以发现，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居住还是介入被调查者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理论活动。他们选择与被调查者亲密往来和共同起居的日常化方式，建立一种彼此可以接受的关系，以利推动下一步田野工作。
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弟子费孝通后来评价说，他的“马老师”的田野作业方法是和他的功能学派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批早期田野作业者的居住与平时探亲访友的居住有什么区别呢？费孝通认为，区别就在于早期田野作业者“要解决的是‘研究的适当单位’”，而不是沉浸于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中。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说，他就曾通过观察不同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去了解他们之间的亲子和夫妻等关系。这就是从眼前的“日常现象”走进背后的“文化关系”，从看得见的表层走进看不见的深层，这正是他的“马老师”的“文化表格”所指导的行动方向。
一个从事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对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怎样入手进行调查研究，却是个难以处理的具体问题。困难是在既然是囫囵的一整体，从何下手去作全面观察呢？
这种情况可以用我亲身体验的经过来说。令人难忘的是我到达大瑶山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先行的向导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住处，在一家正屋对面的小楼上。我们一进这个小楼，顿时被黑黝黝的一群人围住了，有大人，有小孩，有说有笑，讲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他们借着微弱的烛光靠近我们来看我们的脸，有些妇女还用手抚摸我们的衣服。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的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哪里呢？
一个田野作业者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的适当单位”。在这纷纭杂呈的众多男女的活动中，要理出个线索。我们住定了，开始和所借住的这家人打交道。这家的男人懂得点汉语，和我们勉强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妇女们只懂得本地的瑶语。经过几天相处，我们和房主这一家人熟悉了。话不懂，做手势，慢慢建立起友好关系。这样开始我们的“田野工作”。
首先我们只有依靠在自己社区里待人的经验，来和他们作有礼貌的接触。我们觉得在和房主人来往中，已存在着一定的“会意”，就是互相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懂得对方的意思了。我的爱人更以学当地语言为机会，和她们建立比较亲近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已初步踏入了当地的人文世界，充满新奇的感觉。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
……
我们是依赖着人类生活的共性来指导我们的观察。以我们直接的感受来说，我明白人们对远方来的客人，只要相信他不怀敌意，固然不免好奇但是友善的。主客之间存在着区别，主人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相当固定的，大家相当明白怎样对待对方，而且分明地看得出有亲疏之别。我认为，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最亲密的团体是父母子女之间形成的家庭。我们就抓住这个团体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团体里的各方面具有规范性的活动，这就进入了他们的人文世界的大门[2]。
费孝通的解释是马林诺夫斯基离开调查地点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这中间已经过几代人对马林诺夫斯基学说的肯定、批评与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学派一向认为，一个陌生人走进被调查者的家庭和社会，去居住，去研究，这里有一个预设的概念，即认为人类各种文化都有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行为的共性。他们以这种理念去推导，认为被调查者的文化集团看见外来人有礼貌的举止和友好的交往，便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去接待外来人，这样双方就容易发生走得很近，建立工作型的社会关系[3]，他们相信学者是可以被他者文化集团所接受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在建立这种关系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好像学者只要持礼貌友好的愿望，就能在被调查者中居住下来，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执行一切，这就好比进入一个音乐厅、一家咖啡店，选个位置坐下来，下面就会按部就班地上演节目，或者品尝饮品。按照这个逻辑，学者在他者中间居住是一种“物理式”的搬家运动，用不着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起“化学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学者一厢情愿的设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是有文化差异的。文化差异与人情关系不能画等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解决了人情关系的隔阂，不等于能解决文化差异；没解决文化差异，也不等于要做伦理宣判。人类不同文化各有各的“理”，就连什么是“友好”，什么是“礼貌”的伦理观念，也各有各的一套说法，所以学者被相异于自己的不同文化接纳是有条件的。最起码说，学者的表现也要合于他者文化的“理”，即与他者的文化价值观不冲突，才能换取一张“闯入”的门票。据我们后来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的书中得知，当年他们也有很多难言之隐，但他们始终未把田野关系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讨论，在精神上过于“自我”，这就使他们赠给被调查者的“人类”的概念，对对方来说有点奢侈。
现代田野作业者之所以能通过居住完成田野调查和研究的任务，不仅是因为获得了居住的形式，而且是因为通过居住化解了双方的文化冲突。双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彼此了解和互相尊重，才使田野作业者能选定田野调查的观察距离和研究视角，直至完成田野民族志的撰写工作。现在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良好田野关系，已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新现象。
迄今为止，从包括早期田野作业者在内的田野调查著述看，一共提供了四种田野关系，即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官方关系和文化翻译关系，以下我们分别讨论。在本节的最后，我们也介绍21世纪田野关系的变化。
二、拟亲属关系
在各种田野关系中，拟亲属关系是一种最早创立的社会关系，它的始创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它比较容易促进田野作业的成功。
拟亲属关系，指田野作业者被当地人接受为自己的内部成员，得到当地人赠给的一个亲属称谓，然后在当地顺利地居住下来，开展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得意弟子哈特到澳大利亚的蒂维人（theTiwi）中间调查，就采取了建立拟亲属关系的做法。他充任了一个蒂维营寨里老妇的“儿子”，消除了当地人对他的戒心。他说，在一个茫然四顾的世界里，有了亲属的称号，就像人有了年龄一样，能让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了亲属称谓以后）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要得多。八九个熟识的年纪比我大的男人围着我，他们都是Jabijabui氏族年纪较大的成员，我称他们都得叫哥哥或舅舅。他们来找我是商量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这只有在她的儿子和兄弟都同意之后，才能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因此而引起兄弟间或氏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导致长期不和[4]。
哈特同意办理“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请”，就是由氏族成员出面，按照当地的风俗，采用“活埋”的方法，帮助他的“妈妈”安乐死。那时他的拟亲属“妈妈”已经瞎了，神志不清，无法自理，“经常被木棍绊倒，或掉到火塘里”，活着已经十分受罪，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于是按照蒂维人的风俗，便要采取传统的、人人都能接受的办法，帮助她尽早离开这个世界，解除她的痛苦。在蒂维人看来，以这种方式结束一个丧失生存能力的老者的生命，等于“是自然而然地死的。她的亲属最后看她的时候，她还活着”[5]。哈特明白，他别无选择，必须遵从当地风俗。作为田野作业者，他的收获是，他听说过这种风俗，但没有亲眼见过，自从他和蒂维人有了拟亲属关系，他才能目睹这一风俗的实际内容和全部过程。
从文化价值观上说，拟亲属关系是双方磨合的润滑剂，可以在各类陌生的人际关系中做“减震”处理，使之平稳地滚动起来，让双方成为一个协作体。由于拟亲属关系使用起来亲切灵活、简便实用，叫一声“干爹”“干妈”，就能少说许多废话，因此只要有条件，在现代田野作业中，许多田野作业者仍使用这种办法。法国女人类学者艾茉莉（FiorellaAllio）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台湾的台南地区调查做社火调查，就在那里当了一户农民的“干女儿”，她把快乐和痛苦都对干爹干妈说，这家人也信任她，从此她依靠这一亲密关系进行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
中国民俗学者在本乡本土做田野调查，可以利用拟亲属关系工作，也可以直接利用亲属关系工作，这是差别。如果民俗学者回家乡调查，在亲属中居住，开始时还能免去许多猜疑，比较快地进入角色。一个山东籍的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老家在菏泽县，她的“三大爷”就住在她家的隔壁，寒假期间，她凭借自己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顺利地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田野作业。
我请邻居三大爷讲故事，因为他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我就跑到他家说想听他“拉呱”，而且用录音机录下来。一来觉得这些从小就听的故事很有意思，二来是完成“民间文学”课的作业。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就爽快地答应了，给我一口气讲了不少故事。1999年寒假，我到姥姥村上找姥爷的堂嫂就是我的大姥姥采录经歌，寒暄之后，我说：“听说您会唱很多经歌，俺奶奶也想学学，我记下来回去叫她学，行吧？”她很乐意把经歌传授给别人，就唱了十来首[6]。
但是，民俗学者利用亲属关系也不是无限制的。如果离乡久了，个人的身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地位已比乡亲们高，再回乡做田野时，也会与乡亲之间产生很大的隔阂。这时需要倍加小心。重续旧情，尽量回到昔日亲人相处的无间状态，然后做调查。另一位山东籍研究生说：
2000年春节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山东省鱼台县罗屯乡陈楼村，调查当地的信仰民俗。因为我面对的是我的乡亲，我隐去了我的博士生身份，我觉得这样与大家交往更随意。我去拜访少年时的同学、曾经比邻而居的街坊、本家族的长辈和晚辈。我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轻松的谈话中让他们觉得我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后，我逐渐接近主题，向他们询问与信仰习俗有关的一些问题。当他们对我问这些感到奇怪时，我解释说，多年不在家，对家里的一些事已经不清楚了，想知道一些。并对他们说，我的老师说这些也是学问。他们听了，都乐意尽其所知地告诉我[7]。
在民俗学田野调查中，所面对的亲人不一定都是信息提供者，但他们在本乡居住日久、地面熟悉，掌握了不少一传十、十传百的“小道消息”，所以他们都知道附近谁是更好的被调查者。另一名山西籍研究生就遇到这种情况，她要调查临县胡村的扭秧歌习俗，她母亲就把她介绍给她的一位远房表哥，还让她拎着两瓶酒去找他。等她见到这位表哥，才知道事有凑巧，表哥的姐夫的哥哥正好是胡村的原村长，于是她表哥又买了两盒点心，带她去见这位村长[8]。
像这样的田野调查，由一个亲人关系，发展出一个亲属网；再由这个亲属网，发展出一个拟亲属网，效果就是双倍的：它既能显示民俗文化信息的传承路线，又能指民俗承担者中的“能人”或“知情者”。
三、熟人关系
熟人关系，指通过田野作业者的亲人、朋友，或者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与他者文化成员结成的工作关系。它也能使田野作业者较快地进入他者的居住地，从事田野研究。美国女人类学家布里格斯（JeanBriggs）就利用这种关系，进入了爱斯基摩人的群体，度过了与异文化成员发生摩擦的危机。
我于1963年8月底到达查来。加拿大政府每年派一次飞机到那里，我就是坐那架飞机去的。我带着约阿港（Gjoa）的英吉利安（Angli）的牧师和他夫人给我的介绍信……这封信说，我喜欢和Utkutihiksalingmint人一起生活一年左右，学习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和技术：怎样刮兽皮，怎样缝兽皮，怎样抓鱼，怎样把鱼保存起来并把油炸出来，用于寒冬在小屋照明或取暖。他们告诉当地的人们，我是个好人，叫他们不要害羞或害怕，“她自己就有点害羞”，并向他们保证，叫他们不必觉得——他们对白人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一定要顺从我的意愿[9]。
这位美国姑娘与爱斯基摩人建立田野关系，凭借了一封熟人的“介绍信”。但她有她的脾气，有她的是非曲直。有一次，她自以为帮助了对方，却得罪了对方，正在她心里感到十分别扭的时候，她的“熟人”——牧师夫妇，在当地人面前表了一个态，等于又给她开了一封口头介绍信，才替她解了围。她多亏有这位熟人几度牵线，才回复到初始的应对状态。她说，当她听到他者成员中的“爸爸”重新叫她“女儿”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回忆：“从八月开始，他就没这样叫过”[10]。这时她喜出望外，感念牧师。她庆幸自己是熟人关系的受惠者。
中国学者在本民族进行田野作业，利用熟人关系进入调查点居住方便快捷。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比起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毕竟是一个社会大网络，能承受更大的外来压力，还能把这种压力分散到周围的更小的一个个熟人圈子里去，举重若轻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种熟人关系运行的结果，能把熟人网拉大到超乎田野作业者想象的程度，覆盖到他者文化生态分布的各个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依靠他姐姐的帮忙，建立了熟人关系，才能开始调查的。后来，他在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居住，做了为期1个月的农村经济变迁考察，才写成这本书。45年后，他第三次来到这个村庄，发现当年的熟人再见面，几如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