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听话（第2页）
五、翻译词
在现代田野调查的环境中，在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者的田野关系正常运行的时候，有时会发生自发的文化自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在他者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地方的和民俗的词语，往往会运用现代社会的流行语和现代流行的叙述套式，加以再度诠释，所得到的陈述语句，就是翻译词。对田野作业者来说，翻译词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听话内容，而一旦进入这种听话语境，自我与他者的田野关系就会随之发生分解，出现几种不同层次的可把握的机会。田野作业者处理得好，就能把田野关系调整到与地方社会多线交织的文化网络相契合的地步。
翻译词的基本种类有四种。
第一种，一人讲述与多人插话的翻译词。即在以一个被访谈者的主诉为主，旁边围观的人参与答话为辅时产生。一些田野作业者仅仅把这类插话当作补充，或者当作旁白与打岔，不能分出一部分精力去多听，或者缺乏听懂这种谈话的方法，不能及时地利用这种听话资源，乃至浪费这种资源，其实是很可惜的。别的不说，仅从翻译词的角度看，听取这种主诉与分诉自然配合的谈话，至少可以发现，在田野作业者访问主诉人的同时，有三种工作在同时进行，一是插话者通过自由穿插地发言，表明他们与主诉人的亲密关系及其关系类别，如夫妻、女友或男友、亲戚、村邻、老乡、同行、同事和上下级等。敏感的田野作业者可以从中迅速地判断他们说话的角度，决定从哪种可能性上鼓励他们大胆地讲下去，继续发展这种关系圈内的谈话，然后在对方关系圈的层面上，去理解这个小群体的说话对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体成员的说话的翻译需求和生成意义。二是插话者的发言所面对的对象是田野作业者这个局外人，不是局内人。局内人相处日久，递个眼神便能心领神会，无须自己人给自己人当翻译，现在他们义务地为局外人提供翻译服务，表现了他们对局外人理解局内人有误差的文化估计，而几乎所有这种预设文化误差的插话都反映了局内人看待局外人的观点，在热烈的现场谈话中，主诉人还会针对插话人的谈话做证实或修改的再说明，两相再度合作，努力弥补局外人与局内人观念的差距，尽量让田野作业者听懂他们所说的话。细心的田野作业者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运用局内词和以局内人的眼光想象与运用局外词的努力过程。三是在主诉人、插话人与田野作业者的交叉谈话中，他们所使用的局外词与现代流行词汇和流行叙述方式相切换，产生了政治附会意义和传说文学意义。在现场访谈中，高明的田野作业者要能既关注主诉人的谈话，也不冷落任何插话人的插话，好比弹一架钢琴，一个人把所有的琴键都弹响，制造出一个翻译词的交流现场，控制得好，还能保证这种交流始终不断，贯彻谈话的始终。
第二种，谣言式的与社区式的翻译词。翻译词与地方文化构成不同的文化“真实”，而不只有一个文化“真实”，这是田野作业者必须注意的情况。从类别上说，田野作业者大致能听到两种翻译词，一种是谣言式的翻译词，一种是社区式的翻译词。评判两者的仲裁人，是有威望和可信赖的地方信息提供者，田野作业者的任务，是研究这两种翻译词，而并非倾听一面之词。从近年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看，在乡村社区中，新兴的经济暴发户与传统的种田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群众舆论都是不一样的。新兴经济暴发户经常搜集有利于他们的极端事件资料做翻译词，用以解释他们的不守成规的创业行为，但很难得到家乡舆论的普遍认可，被认为是谣言式的辩词。传统的种田农民户在人口上占大多数，他们依照民俗规律办事，人缘基础深厚，说理的方式符合民间的传统思维习惯，所提供的翻译词被视为社区式的证词。由于两者都将自己面对田野作业者的翻译目标伸展到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伦理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田野作业者要注意它们对于自己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要注意这一倾向在学术观念上的挑战性。
第三种，正式谈话与闲聊的翻译词。翻译词的场合性很强，即话要看对谁说？说了以后做什么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跟外人谈话和跟家人谈话所使用的词汇与语气都是不同的，在正式谈话和非正式谈话中所叙述的内容与讲话的分寸也是有讲究的，这种情况在现代田野作业中也适用，他者文化集团的成员在使用翻译词时，会考虑场合和用途，这已成为双方田野关系中的一个互动要素。田野作业者在听取翻译词时，也要留心这种区别。
第四种，录音的与不录音的翻译词。田野作业者保存听话资料的技术手段是录音，他们购买录音机、录像机等各种现代器材、花费大量时间挑选不同档次的型号器材，目的是想方设法地提高技术设备的质量，把所听到的访谈录音保存下来，以供日后研究。在田野关系的另一方，即被调查者一方，他们看见这些技术设备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器材本身的精粗优劣，而是它们的保存声音的功用。他们把种种采录设备看成是保存谈话资料的证物。在一些情境中，谈话资料被保存下来与否，会直接影响到翻译词的形态。我在田野作业中就多次碰到对方忽然说：“把录音机关上吧”，意思是以下要讲“重要”情况，也有时对方要解释在他们看来十分要紧的“关键词”时，事先就提出“咱们不录音”的要求，我一概答应，恭敬和从命。其他田野作业者也会遇到这种请求。这时得到的翻译词是另一套翻译词，具有第一手性、原始性和揭秘性，它们一般在田野关系良好循环的时候会出现。田野作业者既要听取录音的翻译词，也要善于搜集这种不录音的翻译词，并在事后把它们记下来，以便对照研究。
翻译词的听话方法如下。
第一，传统与现实的翻译，即社会变迁翻译。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那些具有历史传统的民间组织大都有灵活的现实适应能力，听他们的翻译词是很有时代特点的，如使用国家概念、革命角色和英雄形象、进行作风叙述，所解释的文化含义密切地联系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变迁事实等。
第二，个人与群体的翻译，即民俗承担者的翻译。在民间翻译词的主语中，很少说“我”，都说“我们”或“我们大家”，让田野作业者听出他们所反映的不是一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的意见。如在山西四社五村调查个别放水员时，他们都以放水员的代表的口气说话，表明他们在以个人信誉担保传达群体的看法；在解释当地放水活动的细节时，他们又会出示自己当放水员的具体时间，以保证讲述翻译词的准确性，这时他们就把自己还原为个人。所以，田野作业者在听到空间化的翻译词时，应了解那是一种群体的翻译词，在听到时间化的翻译词时，应了解那是一种个人的翻译词。
第三，传承与日常的翻译，即民俗标志物的翻译。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民俗标志物，是一项带有方法论意义的工作。从被调查者的角度说，民俗标志物是他们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事物，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在接受田野作业者的访谈中，他们解释民俗标志物，一般都使用世代传承的翻译词和日常使用的翻译词两种，这是田野作业者必须留意的。换句话说，具有两种翻译词的特定事物，才可能是地方文化中的民俗标志物。
六、协调词
协调词，是能在不同职业、不同时间地点、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词语。在他者文化中，它常言而有味；在田野关系中，它平易而智慧。在田野调查中，许多田野作业者在这里提起话头，抛出事由，同时打腹稿、埋伏线，在对方放松警惕、不易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进入谈话。当然，协调词也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听话词汇，田野作业者能找到它，说明已非生手，对运用田野关系已有了一定的领悟力。
协调词的听话方法如下。
第一，它是一种左右逢源的常见词。有的从人生经验提问，如问年龄：“多大啦”？“来几天了”？有的从身份来源提问，如问地点：“从哪来的”？“离这有多远”？有的从人际关系提问，如问介绍人：“在县里见过某某了”？有的从共同了解的旧事提问，如问一个细节：“小妮的事儿办好了吧”？“上次走后下雨了吗”？一般人听到这些词语，以为是家常话，但在田野作业中，则表示双方的田野关系开始启动，访谈工作就要进行。
第二，它是多义性的词汇。在一次访谈中，田野作业者对被调查对象说：“那好，您一定累了吧？这些资料对我们都很有用，您讲的自力更生修蓄水池的观点是重要的”。在这句话的开头，“那好”，就是一个协调词，它的字面功能是承转起合，连接上下句，但也有另外的多种跟随意义，如从全句看，跟随在“那好”后面的意思，至少有三种，一是暗示这场谈话即将结束，如田野作业者说“您一定累了吧”？二是赞扬对方的谈话很有价值，体现田野作业的伦理原则，特别是答谢原则；三是总结这次谈话，重复对方的主要观点请对方验证，如对方认为还有话要说，可能补谈几句要点，这就是田野作业者的意外收获了。
第三，职业用语多，里面混杂着局内词和局外词。在田野调查点难以进入的时候，使用协调词就显得格外必要。一位研究生在田野报告中说，开始接近村民很难，人人都露出怀疑的眼神，好像说什么话都不大合适，于是她使用了协调词，似乎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村好大呀”！周围的气氛马上跟着活跃起来，村民开始不无自豪地介绍本村，打破了僵局。由村民的反应能得到证实，夸他们村“大”，被他们看成局内词，所以他们忽然产生了和田野作业者聊聊的想法，不再躲在一边观望。从这位研究生本身看，她当时选用这句话，是局外词，是要试探对方搭腔的概率，结果她成功了，她设计的词语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又证明她的选用之举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职业行为。从其他个案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协调词，最好能打局内词和局外词的擦边球，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效果较好。
七、表演词
表演词是一种民俗类型用语。它的功用分两类，一类是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用语，一般在表达敌我关系、目的性描述、隐私关系和宗教关系时使用；另一类是民间文艺用语，其叙事文本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歌谣、戏曲、咒语、图腾、禁忌、家谱中的开基史等，也包括民俗仪式中的口头叙事表演与视听艺术表演。
表演词研究是听话理论中的大宗门类。在田野作业中，对需要考察的社会历史原貌及其变迁部分，是凭肉眼看不见的，这一工作，主要依靠考察表演词的途径进行。即便是对田野调查点的现实生活的访谈，由于人文现象的描述表达性质和人类表情活动的复杂呈现特点，纵使面对面的对谈，对方也不无表演成分在内，从而使表演也成为现场调查中的一种现实行为。所以，宽泛地说，田野调查是对各类表演词的调查。在这方面，民俗学因出身民间文学，因而对民间表演词的研究要相对擅长一些；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中，调查表演词，比较得心应手。
表演词的听话方法如下。
第一，它的内容来自民俗知识。
第二，本身就是一种表演事件。
第三，具有口头艺术的表现样式和表演风格。
第四，依赖于表演者的个人创造活动。
表演词具有局内文化的三特征：一是表演者是局内人；二是观众是局内人；三是文本是可以听懂和可以被认识的表演。因此，表演者与观众是在三方面实现共享的，一是共享文本；二是共享即兴用词；三是共享广泛而又具体的现实生活利益。
表演词的两种形式是在熟人群体中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用途也主要服务于他者文化集团的内部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对表演词的使用，可能是最熟悉又最不敏感的，连同他们对表演活动的参与，也可能是最喜爱又最说不清楚的。这正是表演词的民俗类型特征所在。当它一旦被转化成外部文化的表达方式时，就会发生对外阐释的整体压力：外部人说是，内部人说不知道；外部人说不是，内部人说不同意。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刚刚说过的表演词的局内三特征——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是亲友、村邻、同乡、街坊、世交……关系太近，外人要想分享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多能得到的回答是：“从来如此”，接下去对方会说：“就到此为止吧。”
但是，田野作业者不可避免地要听取和运用表演词。他们不会为局内人在共享表演词上的相似表现而感到惊讶。与此同时，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民俗类型的分析上。现代田野作业者指出，各种口头表演艺术都有自己的传统民俗形式和叙事类型。但表演词的属性不同，就其社会属性来说，可能是集体的，也可能是个体的；就其民俗属性来说，却一定是普遍化的、类型化的。因而，田野作业者要把握民俗研究的视角，听懂那些类型化的表演词，并从这个角度，研究它们的集体表演和个体表演。
在民俗类型的表演词中，比较普通的、常用的词汇，是带有两极对立和两极转化的意义的用语，例如，敌人掌握着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疾病与死亡、庄稼与天气、丰饶与出生，以及有关这些基本要素的异文与协调词等。也有的学者指出，还应该包括对传统民俗的表演词的一些新发明的用法的研究，如通过声调、节奏和修辞的变化，研究民俗文化中的新的亚文化分支等。
听懂表演词的主要途径，是了解它们是民俗知识的类型。在工作程序上，要按照地方民俗知识的范畴和地方分类，给那些描写人际关系的表演词和民间文艺表演词分类。对民俗学者来说，在分析民间文艺表演词时，要克服本身的一种习而不察的思维习惯，即把自己所熟悉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歌谣、戏曲等文本当作固定的作品，而没有当作老百姓的日常叙述语言。因此，在对待作品的理念上，也就不把它们视为一种表达民俗知识的词语类型来分析，相反去主观地追求其叙事长度，按照主观想象中的创作作品的构架去人为地完成它们的“完整”内容，结果出现了许多外在添加的文本。在当民间文本被理解为固定的作品后，又容易被说成是迷信，接着便被肢解、割裂或删节，遭遇更加悲惨。所以，只有把这些民间文本理解为一种民众知识的词语时，它们所蕴含的那些远远超过“迷信”内容的文化成分才能被细心地挖掘出来。从词语“知识”的层次来看待表演词，便会发现，它们所表演的民俗知识，被用于控制人类的焦虑，说明深层的文化，和告诉人们怎样在人们既定的文化中生活下去的道理。民俗通过这些表演词，还把传统文化的内在品质传导到最新奇、最具活力的现代化文化中去，而且反复出现、反复叙事，在现代人不经意间，已完成了新的伟大传承和创造。
民间文艺的表演词是与现实生活和现实理性有一定距离的，从民间文艺作品看，神话、传说和故事所言，皆非事实，但它们却携带了大量的民俗史知识，如始祖神话中的初民知识、地方传说中的村庄知识、民居故事中的风水知识、帝王戏曲中的文化英雄知识、佛道寓言中的前世和来世知识等。听取这方面的表演词，可以使田野作业者了解民俗文化的信仰知识系统，发现它们在揭示相关的地方社会生活史知识上——如资本、忠诚、勤劳、进步等，所运用的象征性表达技巧。应该说，懂得了这些知识，民俗学者才有了阐释当地民众日常行为的资格。这些日常行为看似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其实是一方一土的独特意识。民俗学者认识
到这种独特性，便能更好地解释当地人为什么祭祖？怎样分家？以及如何举行红白喜事？等等。
在民间文艺的表演词中，那些所谓的“当代传说”要复杂一些。与古老的神话相比，它们显然是被当代人组装起来的，里面充满了可信性较强的当代文化因素。但是，从民俗知识上讲，它们还是保留了传统民俗类型的表演词的，如关于二元对立的信仰词汇、关于禁止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惩罚隐喻、禁止人们传播某种文本的训诫说法等。它们往往与其他一些民间叙事文本，如动物寓言、鬼故事、牺牲传说和遭灾惹祸结局的传闻等交织在一起传播，在庙会、军营、宿舍、旅店、车厢等那些人们一起吃饭、一起住宿的地方频频讲述，并且像其他民俗事象一样，一传一、十传百，从此地传到彼地，不胫而走，四处弥散。
田野作业者在理解表演词中，要注意听取他者文化成员的解释。不过，他者文化成员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听话的具体场合，还要针对具体对象的讲述加以区别，例如，在农村调查时，应将进城户与坐地户使用的表演词相区别，把移民户与本村老户使用的表演词相区别，把信息提供者与非信息提供者使用的表演词相区别，把口头文学遗产中的表演词与现代人为文化中的表演词相区别等。
这种对表演词的理解能否产生外来文化阐释的误解呢？事实证明不会。但田野作业者在调查研究中，要抓住两个阐释要点，一是对表演词所表现的主人公与敌对角色的行为矛盾的解释，应与民俗表演情景和表演中出现的具体民俗标志物是一致的；二是对表演词所反映的思想含义的解释，应与地方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观相互认同。这样，田野作业者不管采取怎样新锐的视角倾听和理解表演词，便都不会背离当地文化的宏旨，同时还能超越那些琐细的物化现象，在精神层面上加紧工作。
八、锁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