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002（第4页）
寅恪案：“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又《旧唐书》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一七四《元稹传》略同）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
《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文宗）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王〕守澄观车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据《新唐书·李训传》明言崔潭峻为元和逆党，但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则《旧唐书·元稹传》“长庆初潭峻归朝”之语微有未妥，故《新唐书·元稹传》改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也。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参考一九三二年六月《清华学报》拙著《读〈连昌宫词〉质疑》。又宦官王践言为元和逆党之一，而文宗大和九年八月丙申诏书以李德裕与之连结者，盖践言曾言送还吐蕃悉怛谋之非计，与德裕主张相合，李训、郑注遂借之以为说耳。详见《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四、《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等，兹不能悉论也）。
敬宗讳湛，穆宗长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穆宗疾少间，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癸巳诏以景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旧唐书》一七三《李绅传》（《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同）略云：
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李德裕党刘轲《牛羊日历》云：
穆宗不豫，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志，欲立诸子。僧儒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寅恪案：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
寅恪案：敬宗为穆宗长子，故外朝诸臣请立为皇储，又值穆宗初即位，元和逆党方盛之时，其党魁王守澄既赞成其事，而穆宗不久即崩，其皇位继承权所以幸未动摇也。然观外廷士大夫如李逢吉、刘轲之流俱借皇储问题互诋其政敌，并牵涉禁中阉寺党魁，则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互相关系，于此复得一例证矣。
《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新唐书》八《敬宗纪》同）云：
〔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成，《通鉴》作“澄”）、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克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
《新唐书》八《文宗纪》（《旧唐书》一七上《文宗纪》同）云：
文宗讳昂（初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始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悟勾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
《通鉴》二四三“宝历二年十二月”条云：
〔宦官〕刘克明等矫称上（敬宗）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殿外庑。克明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寅恪案：宪宗为宦官所弑，阉人以其为英武之主，威望在人，若发表实情，恐外间反对者借此声讨其族类，故讳莫如深。前论《顺宗实录》事引《旧唐书·路隋传》，可以为证。及敬宗又为宦官所弑，当时阉人初亦应有所顾虑，然其所以卒从韦处厚之说，公开宣布者，则由敬宗乃童昏之君，不得比数于宪宗，遂以为无足讳言也。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弒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与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故《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云：
文宗以二李（寅恪案：二李谓宗闵及德裕也，宗闵代表牛党）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及至唐之末世，士大夫阶级暂时联合，与阉寺全体敌抗，乃假借别一社会阶级即黄巢余党朱全忠之武力，终能除去阉寺之党。但士大夫阶级本身旋罹摧残之酷，唐之皇室亦随以覆亡，其间是非成败详悉之史实虽于此不欲置论，而士大夫阶级与阉寺阶级自文宗以后，在政治上盛衰分合互相关涉之要点，则不得不述其概略也。
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然试一求问此两党竞争之历程何以呈如是之情状者，则自来史家鲜有解答。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兹略引旧史，稍附论释，借以阐明唐代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关联变迁之历程于下，或可少补前人之所未备言者欤？
文宗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之不臧，几成反噬（寅恪案：事见《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五二《宋申锡传》），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不疑也。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中官陈弘庆者，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时为襄阳监军，乃召自汉南，至青泥驿，遣人封杖决杀。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寻赐鸩杀。训愈承恩顾，黄门禁军迎拜戢敛。
同书同卷《郑注传》（《新唐书》一七九《郑注传》同）略云：
是时〔李〕训、〔郑〕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寅恪案：此事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下》大和九年八月九月有关诸条，及同书一七四《李德裕传》、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一八〇《李德裕传》等）。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祸。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王守澄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略云：
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李〕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大和九年帝（文宗）令内养李好古斋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豢养训、〔郑〕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略同）略云：
《通鉴》二四五“大和九年六月”条（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寅恪案：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锡，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勾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斗，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前人论此，似少涉及者，特为标出之如此。
〔训〕出〔郑〕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京兆尹，韩约金吾将军，李孝本御史中丞。阴许璠、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劫以为用。〔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帝（文宗）御紫宸殿，约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树。”〔帝〕辇如含元殿，诏宰相群臣往视，还，训奏：“非甘露。”帝顾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验之。训因欲闭止诸宦人，使无逸者。时璠、行余皆辞赴镇，兵列丹凤门外。训传呼曰：“两镇军入受诏旨！”闻者趋入，邠宁军不至，宦人至仗所，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事急矣！”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阁即闭，宫中呼万岁。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
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尝称训天下奇才。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寅恪案：李德裕语见其所著《穷愁志奇才论》。）
寅恪案：此甘露事变之一幕悲剧也。当时中央政权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是即崔淄郎之所取用而奏效，但为当世及后世所诟病者也。至谓“以上意说〔北军〕诸将，易如靡风”，则天下事谈何容易！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尝谋夺阉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事见韩愈《顺宗实录》五及《旧唐书》一三五、《新唐书》一六八《王叔文传》），况文宗朝宦官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而韩退之《永贞行》（《昌黎集》三）所云：
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然则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文宗之语殊非过誉，较当日外朝士大夫牛李党人之甘心作阉寺附属品者，固有不同矣。李文饶挟私嫌，其言不足信，后之史家何可据之，而以成败论人也！
《通鉴》纪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变，其结论有云：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诚道其实也。至文宗几为阉寺所废，如皮光业《见闻录》之所言者（见《通鉴考异》“大和九年十一月”条及《唐语林》三《方正类》，《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下·仇士良传》末），固有末谛，已为司马君实所指出。但自此以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决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唯有服从一点，若取下列史料证之，则更无可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