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星子（第1页）
南丰—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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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宁都对于易堂的珍视适成对比，南丰大约因为有了曾巩一流人物，明清之际的谢文洊和他的“程山学舍”，似乎已不大为人所知，倘若没有县文联的曾先生奔走询问，我们或许会放弃了对于学舍遗址的寻访。
彭士望《程山堂碑记》：“程山居城西，偏石圆砥，可坐数百许人，在独孤及弹琴马退石之左，林塘幽阒，修竹翳如，堂三楹，馆室亭榭凡数处。”（《树庐文钞》卷八）那块巨大的圆石居然还在，其上是一座地藏寺。曾先生说，“琴台晴雪”，曾经是“南丰八景”之一；地藏寺后的山下，现在还有池塘数处。这一带原有“程山路”；看来至少不久前，“程山”还被人们以这种方式记忆着。
同治十年刊《南丰县志》四《山川志》：“若夫山之在城中者，曰马退山……唐县令独孤汜尝月夜偕弟及抱琴游此，后人琢石为琴形，因名琴台石。”琴台石下即程山，亦曰程家山，谢文洊讲学处。谢本量《秋日登程山》诗曰：“极目苍凉地，秋风扫故庐。先人一片石，此日半园蔬。心事沧桑外，生涯薇蕨余。空堂悬俎豆，不解读遗书。”（诗见民国十三年刊本《南丰县志》卷一《山川》）——正与易堂的荒芜相映照。
南丰·地藏寺
明代宁都属赣州府，南丰属建昌府。我们乘车由宁都到南丰，不过用了一个多小时，而三百年前林时益探访谢文洊，舆中舟上，竟有三日的行程（《癸卯五日早至程山值谢约斋先生外出》，《朱中尉诗集》卷四）。交通的不便，并不曾妨碍易堂、程山中人频频往还。
“易堂九子”因有伯子，不能算做“遗民群体”；程山六子也出处不一，其中黄熙（维缉）是以进士的身分到谢氏门下的，且如上文说过的，“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唯诺步趋惟谨”（《黄维缉进士五十序》，《树庐文钞》卷七）。谢氏门下还有封濬其人，年四十有二，原是谢氏的友人，一旦执贽，即“俯首称弟子”（《封位斋先生墓志铭》，《怀葛堂集》卷七）。“六子”之一的甘京，也是“以平交从为弟子”的一位（《封位斋传》，《草亭文集》）。那个时代很有这类故事。
易堂的“无恒父师”，竟也扩大到了易堂之外。不但一“堂”之人互为师友，且令子弟受业于“堂”外之友。梁份因了谢文洊的推荐，得游彭士望、魏叔子之门，而彭氏则曾携了子、婿，“读书独孤之琴台”。因“笃服”顾祖禹，彭士望甚至以垂暮之年，行数千里领儿子师事之（《顾耕石先生诗集序》）。程山的甘京也曾携子到易堂（《论寿甘健斋五十文》，《邱邦士文钞》卷1）。不惟易堂，那个时期士人中志同道合者，即使对于门人子弟也不肯“私”之，而将作养人才视为共同事业。
不同于易堂，程山是个理学群体。谢文洊颜其堂曰“尊洛”，将学术取向标得很明白。叔子说程山、易堂，“各有专致”（《复谢约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的就是易堂的经术、文章，程山的理学。宗旨、取向有如此的不同，也无妨于叔子以程山为“性命之友”（《与富平李天生书》），于此也见出气象的宽裕。
程山中人也并非都有道学方巾气，其中的甘京当少年时，“风流跳**”，甚至粉墨登场，“以身试优伶”（《甘健斋轴园稿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易堂像是没有这等人物。这一时期的士人因了地域的聚合，难免于成分之杂，或许也因而少了一点故明党社往往不免的排他性？
至于程山、易堂两个群体进行的，是极其严肃的交往。据彭士望的上述《碑记》，易堂诸子过程山，“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讲贯连日夜，互为规益”。却也有轻松的时刻。叔子就曾记述他在程山，酒后，站在池边，受谢氏之命讲《左传》。“冬日和畅，微风动竹，日影倒射竹尾”，叔子“倚树指顾”，“反复数千言”，“闻者二十许人，皆欣欣动颜色”（《告李作谋墓文》）。这真是一种美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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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此行终于没有走到鄱阳湖畔的星子，因而易堂诸子常要说到的“髻山”仍在纸上。不知那里的匡山下是否还有白石村，宋之盛的后人操何种营生？用了魏叔子、彭士望的说法，程山、髻山与易堂，鼎足而三，所谓“程山理学”、“髻山节义”。季子说宋之盛“高义闻天下”（《同易堂与未有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想必那事迹当时传在人口，惜已不得其详。
同治十年刊本《星子县志·序》：“星子为南康附郭，邑北与浔阳错壤，而庐阜介其中，襟江流而带蠡湖，实吴楚分域。”我曾望文生义，以为星子这地方，当有诸多小水泊缀在大湖边缘处，水光闪闪如星子。梁份却说，星子因“落星石”突起鄱阳湖中而得名（《查小苏九十序》，《怀葛堂集》卷三）。
上述《星子县志》卷一八《人物志》：“宋之盛，字未有，国变后改名佚，又名惕，字未知，世称白石先生，与同里吴一圣、余晫、查世球、查辙、夏伟、门人周祥发讲学髻山，世称髻山七隐。”“髻山七子”，或因了宋之盛筑有“髻山草堂”。县志卷二《山川志》：“丫髻山，在县南四十里，形如三台，时起云雾，刘仙真人得道处。”
叔子曾在诗中写到“最怜星子城边树，行列分明似艺蔬”（《登五老峰》，《魏叔子诗集》卷七），像是到过其地。彭士望则访宋之盛而居髻山累月（《与宋未有书》，《树庐文钞》卷二）。叔子在南丰，曾与程山诸子、宋之盛有过旬日之聚（《谢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髻山文钞·附录》）。邱维屏对宋氏不胜神往，说“譬之匡山、鄱水，不一至其地，而已渟峙于众人耳目之间”（《易堂致宋未有书》）。
据说有“清初江西三山学派”的说法（参看《翠微峰志》）。程山谢文洊、髻山宋之盛，学程、朱者也。明清之际学术转型，宜归入宋学一脉，与易堂魏禧、彭士望本非同调。所谓“三山学派”，显然出自后世的捏合。毋宁说“三山”正微缩了其时发生于士类中的分途、分化。
至于叔子等人的以“程山”、“髻山”与“易堂”对举，固然意在扩大交游、联络同志，也未始不是在借此强调“吾道不孤”。而三个群体除了互有往还外，的确书信频传，且彼此辩难驳诘，不为苟同。在魏叔子、彭士望、宋之盛、谢文洊们，显然有较之学派立场更重要的东西在。谢文洊曾搜集了宋氏遗著，欲“合易堂、程山诸子订成定本……缮写以藏，俟图刻于后日”（《谢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只是不知道这工程实施了没有，谢氏所设想的，是何等样书。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与吾辈性情不相浃洽。江西则皆森秀疎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它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无恨矣。”（卷四第188页）不知刘献廷是否到过赣南，所见“森秀疎插”的，或许是赣北的山。刘氏以北人而久居江南，想来不至于“阿私”江右人的吧。方以智“禅游江西”，住在这里十二三年之久，江右必有令他不忍舍去的理由。我猜想刘献廷所欣赏的，或许更是一种清新刚健的人文性格，如方以智所谓的“真气”。
一九七五年，我平生第一次由家乡南行，乘江轮过九江时，风雨突起，倚了船舷，看江岸瞬间阴晴开阖，初次领略了南国气候的诡谲，事后曾将印象写在了笔记里。那笔记还在。
“风起云涌。雨区急速推进，如一面巨大的帷幕，顷刻闭合。清晰的峰峦，被突然间抹掉，隐没在白茫茫的雨幕之后。江水连天，横无际涯。
“我奔向船尾。船尾的红旗闪着水光，刷刷地翻卷，终于卷在了桅杆上。
“电闪雷鸣……”
离开南丰的两天后，在南昌的一所高校，我向年轻人讲到了有明一代江右的人物，说我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人文风土滋养了他们。其间也说到易堂，不知他们中是否有人能继续这种寻访，比如寻访方以智在江右的踪迹。我知道赣南之行将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会怀念易堂诸子，怀念我在赣南遭遇的人物。我期待着江右学术、文化的复兴，未知年轻的一代是否准备了承担这样的责任？
（书中所用图片，“林时益像”为宁都县地方志办公室李晓明先生提供；“清水塘·杨廷麟纪念碑”、“赣州·中山路骑楼”为江一林先生拍摄；“大庾·古驿道”、“梅关”为刘照志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