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冠石（第2页）
伯子曾因孙无言“日日言归，更十载而竟未之得归”，说到“隐之至难”（《赠孙无言归黄山序》）。林时益的冠石耕山，不但安于贫贱，而且安于寂寞，较之同堂的魏氏兄弟、彭士望，所为也“至难”，非有他那种强毅、坚忍则不能——却像是并不被朋辈由这一方面欣赏。魏氏兄弟所失望于林时益的，就应当有世俗所乐道的“林下风致”。叔子《朱中尉传》说林时益“近十余年，益隐畏务，摧刚为柔，俭朴退让……晚又好禅，尝素食持经咒，尤严杀生戒，见者以为老农、老僧”。
彭士望《祭魏叔子文》，写到当叔子、季子年方壮，常许为林氏死；到林氏老病，“专艺植，逃禅，不留意世事，叔子曰：‘吾向许君死，今不为君死矣。’确斋安之”（按确斋即林时益）。在我看来，这件事上，无论叔子或林氏，都气象阔大光明。林时益本人何尝没有“久隐苦穷隘”的感慨（《春日山中怀周伯恒宪使》，《朱中尉诗集》卷一）！岁月与日常生存的消磨令人麻木。对着怀有遗民心事的僧人，他也曾感到过愧恧（《送匡公还九奇峰》，同书卷三）。
林氏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却无妨其笃于友情。他曾在诗中一再叙述与易堂的因缘。由与易堂的关系这一面看，林氏不能像叔子、彭士望似地拥抱，也不像曾灿的游离，却以他的方式，表现出了平静而柔韧的，对于友情的坚守。
林时益与诸子交，实在算得上初终不渝。伯子曾对子弟们说，他的这位老友住在冠石二十余年，因了为儿子完婚而挈家回南昌，在南昌发病，没有来得及行礼，匆忙离别了妻子而赶回易堂，说：“吾病恐死，欲死于吾朋友。”更令伯子感动的是，林氏在自己的诗中，却“不作矜重激切之词”，比如不像别人那样，“重言朋友，则务必轻言妻子”——伯子由此而更加领略了其诗其人的“深厚安雅”（《与子弟论文》，《魏伯子文集》卷四）。
侨寓宁都期间，林氏曾数度返回南昌，每一次都去而复来。“康熙七年，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悉归田庐，姓氏皆复旧”，而林氏“寄籍宁都久，不乐归”（《国朝先正事略》第1038页）。他早已将赣南这一片土，认做了埋骨之处。
林时益病肺，且有消渴疾。方以智在冠石，曾“即茶说法”，向他讲授为学及生存之道（《己亥季夏郭家山呈别木大师》）。林时益晚年的奉佛，或也因了方以智的启发；而在方氏，则未必不是因病施药——方以智本通医术。远山疏林，落照暮烟。衰病的林时益，只能任岁月由耒耜间流过，由岩下梅花、陂上茶树间流过。
由叔子的《朱中尉传》看，林时益原是豪杰之士。叔子说林时益居冠石种茶，“酒后亦往往悲歌慷慨，见精悍之色”。林氏本人则一再提到杜甫的所谓“斫地歌”，应当就是那首“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当着酒后，坐在“农牧樵贩”间，林氏的豪杰神色，或许如云隙中电光的一闪，只是不为迟钝的乡民察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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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是要有条件的，并非谁人都能。林时益说“诸子成吾隐”（《乙未除夕同吴子政始入冠石草堂……》），这“诸子”，就是叔子所描画的那几个追随林时益且耕且读、被称做“冠石子弟”的少年，林时益的儿子楫孙（舟之），易堂门人吴正名，和来自九江的任安世、任瑞叔侄（《翠微峰志》以二任为堂兄弟，误）。任氏世袭九江卫官，这两个少年是由幸存的长辈带到宁都来的。
任氏叔侄的事，季子记之甚详（《送任道爰同诸子幼刚归九江序》，《魏季子文集》卷七）。据季子说，任安世随林时益耕山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学力作，暑雨勤不怠”。到季子撰写《任氏迁家序》，二任、吴正名住在冠石已三十余年，且“各成家室，长子孙”。仅由几位“冠石子弟”，也不难想见林时益的人格感人之深。
在易堂先生们的笔下，这是几个生龙活虎、耐劳苦的少年，他们“负耒诵经，日作宵诵”（《与王乾维书》，《彭躬庵文钞》卷一）。林时益也有类似的描写：“出门俱秉耒，入夜始横经。”（《冠石怀道爰兼示楫孙》，《朱中尉诗集》卷三）对任姓少年，林时益尤其充满了爱意，记述不厌其详。
这批生长于艰难岁月的少年，与他们的父辈已有不同——尤其生存能力。他们长在山中，各各练出了好身手。彭士望那篇《易堂记》极写山行的艰难，他人视为畏途，而“诸子矫捷者，间避潦着屐行石中，或自负物，冠石子弟为尤健”。你不难想象几个包着头帕的年轻人，猿猱般在山石间疾行。季子说二任“蓬头跣足，手泥土，身短后之衣，时负木楗入城市，视之直与深山佣奴等”（《送任道爰同诸子幼刚归九江序》）。诸子未必能这样放下身份，当着从旁观看时却不无惊喜。只不过这些着了鞋或木屐的前辈，赞叹着赤了足的子弟们矫健的身手，用眼光爱抚着那舒展有力的身姿时，不免将少年们的生活诗意化了。
林时益的儿子楫孙死于甲辰那年（康熙三年），是易堂子弟、冠石子弟中最先死者，或许也是易堂两代人中的先死者。那年他二十七岁。据季子说，林楫孙是死于劳作的（《林舟之碣文》）。倘若真的如此，自然应当看作林时益冠石耕山的一份代价，也令人瞥见了那幅“古画图”背后的血泪。尽管这时吴姓、任姓少年都已在当地成家，“相与戮力耕山如故”。
孙奇逢举家迁到辉县，曾令诸子侄“学稼”。屈大均、张履祥的文集中，都有从事农务、园艺的记述。但我猜想那多半是所谓“课耕”，率僮仆或督佃农耕，胼手胝足、“暑雨勤不怠”的，只能是“冠石子弟”一流人物。彭士望《与王乾维书》中说道，“弟今岁佣耕魏善伯田于草湖”，门人“率健仆身亲力作”。或许诸子的生计部分地赖“子弟”（主要即门人）的劳作，不独林氏为然。季子到了晚年也移家城中，留在山中的，是“冠石子弟”。将山中岁月当作了生涯的，只能是也不能不是这些易堂后人。
叔子曾说自己“不能持锸荷钱，作勤畦圃”（《内篇二集自叙》，《魏叔子文集》卷八）。他的《题友人烟雨归耕图》，也说：“我欲持三尺耜，与汝耦耕，两手无力，足不得行”（《魏叔子诗集》卷二）。他将自己与“冠石子弟”比较，自说“生平一无所长”，即使避乱山中，也只能以“教授”为事，而“不能荷锄把钓”（《与富平李天生书》）。但叔子未见得真的以“不能荷锄把钓”为憾，他欣赏的是诸葛亮式的身在茅庐而熟于“时务”，对于仅以“谋食”为目的的“躬耕”，本不以为然。在《杨仲子躬耕图记》中，他用了轻嘲的口吻，说幸而杨氏独耕而非“耦耕”，“不使其友共为老农，与牛犊牧竖对”（《魏叔子文集》卷一六）。他对于林时益晚年生活态度的失望，也应基于这种价值立场。
这是发生在鼎革之际的人生故事。在更大的变动到来之前，士夫及其子弟，不能不沿袭前辈的命运。冠石子弟的后代，想必不大可能保有亦耕亦读的风雅，他们或困守田畴，或重返城市（也即“士林”），想来不会有别种命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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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益死于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中秋之夕。叔子说林氏死，他曾“视疾三日夜，手亲含殓，举尸扶头以入棺”（《哭涂宜振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那天彭士望没有来得及赶回，易堂同人中，在林时益身边的，只有叔子和彭任。
此时的曾灿，正客居东南，尚无归意。
当初林时益就不同情于曾灿的远游，说“为农方得耦，何以遂南行”（《己亥冠石送曾止山之旧京……》，《朱中尉诗集》卷三）。其实人各有志，林氏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不宜于曾氏兄弟的。叔子病逝的那年中秋，曾在邓尉与曾灿联榻夜话，其时彭士望父子也到了这里，“故乡亲旧聚处于三千里之外”（魏世傚《曾若思二十序》），事后看来，像是冥冥中有所安排。
叔子去世后，曾灿不胜怆痛，最令他遗憾的，是自以为未尽“朋友终始之谊”（《哭魏叔子友兄文》，《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三）。他一再说自己辜负了叔子的期许。他回忆起邓尉的相聚，枫桥的话别，记起“枫桥联床之夕，酒酣耳热，慷慨言天下事”，当此之时，叔子鼓励自己“爱惜躯命，早图还山，以待上元，勿徒以贫贱困厄为戚”。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岂不痛哉!他还说到叔子死时，自己竟浑然不觉，甚至梦寐中也不曾得到任何暗示，真的是见绝于此友了!
在这之前，曾灿就曾因了知交间的疏远而黯然神伤，叹息着“如何三十年，志气日枯槁。遂使金石交，反不如年少”（同书卷二《长沙杂兴》）。晚年的诗作，更是每有旧雨凋零的感喟。“故乡良友归山邱，硕果止存二三耳”（同书卷三《长歌送朱悔人游长安……》）。他甚至叹息着“此生难报故人恩”（卷七《长至前三日侨西城桥婴奇疾头大如匏……》），听着清夜的柝声，感慨于“世味”之冷、“交道”之薄，文字间弥漫着颓唐的气氛——叔子的期许，为曾灿造成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以至这一“友情债务”令其不胜负荷。
曾灿甚至梦中也听到了友人的指摘与催促，魂魄为之不安（“昨梦山中友，言予不早归”，卷五《邓尉山中岁除》）。在叔子那班人，还山，意味着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返回合乎道德的生活。曾灿却以为吴越风土更适于他的性情。他甚至打算“买地三吴，挈家为终老之计”（卷一二《王春如诗序》、《谢昼也诗序》）。曾灿与其胞兄曾畹的气质、作风，的确也更近于吴越之士。曾氏的漂泊东南，也如彭士望、林时益以外乡人终老冠石，未为不幸，或许正是各得其所。而他的选择游幕，也如林氏的选择耕山，可以理解为保有自己的面目，虽然这一选择另有代价。无论曾灿还是林时益，不肯屈己从人，即使为知交责难也在所不惜，毋宁说证明了各自是性情中人。易堂诸子本有合有不合。在易堂长幼的笔下，曾灿因了生性坦白、无缘饰，纵然漂泊“乞食”，襟期也不曾失却光明。
季子之子世俨是曾灿婿，此婿说他的岳丈“常以客为家，十数载始一归”（《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对于易堂，曾灿可能从来不曾准备“投身”其中，即以此友朋为性命。任何一个群体，固然有领袖、有中坚，也一定有被动的参与者、偶尔的进入者。在魏氏叔季、彭士望所珍爱的这“堂”中，魏、彭占据了中心位置，季子、邱氏每有热烈的应和，李腾蛟、彭任通常像是隐没在灯火不到之处，而曾灿则如夜行人，只是在途经此处时，为灯火与人声所吸引，推门而入，参与了一回议论而已。那灯火人声也许会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他却不会为记忆所魅惑，而将自己的“生涯”与这场所粘在一起，而是任由实实在在的“生计”所左右，随时将生命之缆系在那个能带给他满足的地方。
陈恭尹晚年的“交接”，时人视为节操之玷的，通常被由陈氏的政治处境的方面辩解，他本人却提到了物质生活的压力，即“生事日繁”（《增江后集·小序》，《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二）。论遗民操守者所忽略的，往往也是这物质生存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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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堂故事到了伯子之死，就有一点柱促弦急，动力像是消耗殆尽，这期间即使另有波澜，也不免平缓，如林时益的徙居冠石，如曾灿的远游。在我读来，愈趋平缓中，却渐渐有了悲凉意味，若有寒雾于水面上悄然升起。那是一种温柔而感伤的悲凉。
至于发生在时间中的诸种细微的变化，即使阅读“九子”的文字于三百多年后，也随处可以察知。叔子、李腾蛟讨论苏武别李陵诗，有感于苏武的“缱绻”，竟一致认为“华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咏史诗和李咸斋》，《魏叔子诗集》卷四）。这种话，似乎非遗民——尤其明清之际的遗民——所宜言。
冯奉初撰写陈恭尹传，说三藩之变中一度入狱的陈氏，出狱后“恐终不为世所容，乃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于是冠盖往来，人人得其欢心。议者或疑其前后易辙，不知其避祸既深，迹弥近而心弥苦矣”（《独漉堂全集》）。在我看来，更可能是一些较为方便的解释。事实是，即使较之陈氏远为顽强者，也不能免于时间中的变化。晚年的叔子就曾对友人说：“我辈抱大冤恨不得伸，孰有过于二三十年之事，今且一切放下，则又何事不可放下者!”（《答友人》，《魏叔子文集》卷七）
遗民中的后死者，有机会于康熙朝遭逢盛世，谷熟年丰，吏治清明，这对于他们，无疑是一种交织了欣喜与苦痛的经验。叔子以他的诚实，无意于掩藏他的内心矛盾。他有《纪梦》一诗，语意隐晦，记他在梦中对亡父说，“今年天变良已极，时平物贱岁屡登”，说罢竟“不觉痛哭声俱失”。同一首诗还记与诸生讲学，自己由上座厉声问一生：“汝今温饱谁之德？”（《魏叔子诗集》卷五）——那么究竟是谁之德呢？这诗中一大一小“两日”的意象，尤其值得玩味。那“新日”的所指，是不难想到的。
晚年的季子也曾对友人说：“天下事且以不了了之，而吾之不了者，自有了之之道在。”（《与李元仲》）此札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魏世傚三十一岁那年，作父亲的历述他的这个儿子所经艰危困厄，说：“自兹三十年以往，天道更新，人事将休复，或者其有所待也。”（《魏季子文集》卷一二《长儿世傚三十一岁乙丑腊月示记》）
顽强如梁份者，也感叹着河清不可俟，引熊兆行（见可）的话，说“逆天之民，不得行其志”（《熊见可先生哀辞》，《怀葛堂集》卷八）。王猷定也慨叹着“仰视穹苍，不知其所照临者，竟何在也”（《祭尚宝丞刘公文》，《四照堂集》卷一一）。倘若真的以明清易代为“天意”，将赖什么作为道义支撑？
但叔子、季子、梁份们，仍然属于遗民中不易“销铄”者。梁份状写叔子“目光炯炯注射人双眸子”（详见下文），最是叔子晚年神情。晚年的季子也仍然以其纪年方式，明示了不曾放弃遗民身份，令人可感其人的“定力”。“与天地争所不能争”，正是遗民所以为遗民，也是叔子之为叔子。遗民固然不能免于时间中的消磨，却也有消磨不尽者。一代人的顽强执著，正在这类细小之处留一证据。
遗民承受着时间的逼拶，也以对时间的抗拒，作成反抗命运的姿态。此中固然有悲凉，却也有英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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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时间中的，有聚散，更有生死。伯子早就说过，“人生有大聚者，必有大散”（《寄世杰》，《魏伯子文集》卷二）。大散无过于生死之际，这也是最终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