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考证之功 贵自得之学（第1页）
重考证之功贵自得之学
——为祝贺赵光贤教授90华诞而撰[1]
今年是赵光贤教授90华诞，适逢世纪之交，尤其令人欣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赵先生已经走过了十分之九个世纪的历程，这对于人生与治史来说，都是值得祝贺的。
一、求学的道路与治学的抉择
赵先生是河北省玉田县人。1910年2月24日，赵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6岁时回到老家，随兄、姐一齐，在家庭教师要求下读《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千家诗》、《论语》等。老师不作讲解，只是要求背诵。1919年，进入县立小学读高小。以历史课和地理课成绩最好。1925年，赵先生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在卢龙县）。中学时代，赵先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大增。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序言、陈垣的《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等，都对赵先生产生了吸引力；尤其是陈垣先生的论文，以严谨的考证，指出了梁启超关于玄奘西游出发年月的错误，对赵先生有很大的震撼，他对历史考证的兴趣也由此萌发出来，并决定了他后来的治学道路。
1925—1928年，赵先生就读法政大学法政系（二年预科、一年本科）。1928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请求转至历史系而未果，仍读法政系。1932年毕业。1935—1937年在《大公报》任助理编辑。1938年新学年开始，考入陈垣主持的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终于实现了学习、研究历史的愿望。[2]这是赵先生在求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即由此决定了他走上学习和研究历史并成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1940年，赵先生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先后致力于明清史、西洋史、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先生乃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于今。
赵先生在治学上的抉择，萌发于他对历史考证的好奇和兴趣。当他最初读到陈垣的文章时，就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理：陈垣先生通过考证，指出了当时名声显赫的梁启超的失误；考证真了不起。考证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一个青年学生心中就是这样被树立起来的。赵先生考入辅仁大学，师从陈垣先生，表明他从事历史考证之学的决心。当然，考证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还不是历史研究本身。赵先生对历史考证有兴趣，这是一回事；历史考证从何处入手，为着研究什么历史问题而进行历史考证，这是又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首先碰到的一个机遇，是明清史研究。他的《古史考辨》一书所收《明失辽东考原》、《朝鲜史料中明季建州女真之社会生活》、《清初诸王争国记》，撰于1940年至1943年，表明作者有志把历史考证方法用于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从而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3]但是另一个偶然的原因，最终改变了赵先生的这一志向，使他走上研究先秦史的治学之路。1947年，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因病不能授课，他讲授的先秦史无人替代。陈垣校长建议赵先生来讲授先秦史。从此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先生一直致力于先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于历史考证方法的兴趣也就在这一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对历史考证产生兴趣到驻足于先秦史研究，这是赵先生在人生道路和治学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几十年后，赵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深切地写道：
有人问我：“你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可是陈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样搞先秦史的呢？”我说：陈先生虽不搞先秦史，但从他学会了如何搞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面，崔述、王国维、顾颉刚都是我的老师。王国维教我怎样把考证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顾颉刚教我如何分辨真史和伪史、真书和伪书，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领。还应当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最重要，《卜辞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系》是金文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他是第一个把金文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历史的研究法，同时又把铜器的图像、铭文拓本、今译和考释编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著，特别是他写的考释最见功力，是后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时学习诸位大师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诸位大师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含英咀华，他们的著作都是最好的营养。[4]
在这里，赵先生把他所受到的历史考证方法的启迪和对于先秦史研究的渊源，做了很好的概括。那么，他的治学之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二、考辨古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先生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不回避难点、疑点，而广泛地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努力探索历史的真谛。
1980年12月，赵先生出版了《周代社会辨析》一书。此书包含正文五章、附录八篇。这五章的内容是：第一章，我国是怎样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二章，从土地所有制与劳动者身份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三章，从典章制度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四章，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五章，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本书的主旨是讨论西周社会性质，即论证西周是封建制社会而非奴隶制社会，并对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论的观点提出质疑。从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讨论来看，本书是西周封建论的一种观点，作者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等几个重要方面做了历史的和逻辑的阐述，无疑是历史学界在这方面长期争论的积极成果之一。这是本书给予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启发。它给予史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作者在“辨析”之中充分运用了历史考证的方法。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
我写这书的指导思想，可归纳为几点：一、研究历史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以及一切科学的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否则必定入于歧途。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用辩证法去研究，不能搞形而上学。这两点是最根本的。三、对于像古史分期这样的大问题，必须做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都能贯通；如只能通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就会站不住脚。四、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论点力求做到有根有据，而这些根据又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决不能以自己的主观为依据曲解史料。以上四点，我一直坚持作为工作的准绳。[5]
作者所表明的这四点，可以看作是本书撰写的理论、方法论原则。其中第四点，强调“每一论点力求做到有根有据，而这些根据又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则正是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本书所附录的八篇论文，不论是“解”、是“辨”，还是“探讨”、是“释义”，也都具有鲜明的“辨析”的性质，也都是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周代社会辨析》的论点，但若与之辩难，则亦不能不以考证为基础，这是很显然的。
考证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求真，从而使人们信其所信，疑其所疑。这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赵先生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方面，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是竭尽心力。1987年，赵先生出版了他的一本论集《古史考辨》。此书汇辑了赵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所写的有关中国古史研究的26篇论文，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上起氏族社会，下迄明清史事，以及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从“辨析”到“考辨”，反映了作者的旨趣和追求，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风格和特色。刘家和教授曾撰文阐发赵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精神，文中特举《古史考辨》中的《〈左传〉编撰考》（上下）、《说〈尚书·金縢〉篇》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文献的考辨之精细；又举同书中的《“明保”与“保”考辨》、《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史事的考辨之缜密，可谓闳中肆外之论，读来深受启迪。[6]这里，我想就《古史考辨》中的另一篇论文《司马迁生年考辨》，讲一点读后的认识，用以说明我对赵先生考证之功和求真精神的理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是近七八十年来人们争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此，主要有二说：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赵先生主建元六年说，他在文中首先论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正确，其证据有三：一是《索引》引《博物志》所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认为这是“最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二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赵先生据《集解》引“徐广曰”加以辨析，认为南游归来当元鼎二三年间。三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赖先人绪业，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赵先生认为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不是如王国维所说作于太始四年（前93年）。根据这三条考证，作者得到如下的结论：
这三条根据，第一条是司马迁的户籍，是当时的官方文书，第二、三条是司马迁自己写的东西，这都是最原始的材料，价值最高。这三条材料合起来看，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只有取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才能与三条都合（参看附表）。如取景帝中五年说，三条都不合。主张景帝中五年说的，对这三条的解释，虽尽力牵合，但上述不合之处，是无法弥缝的，因此证明建元六年说是完全正确的。[7]
按一般道理来讲，论证至此也足以自成一说了，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又进而写了“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说辨”，提出两条证据，证明此说之“不能成立”。作者还于文后列出“司马迁行年新旧对照表”，进一步证明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不可易”[8]。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司马迁生年做了论证，其认真与严谨，自不待言。当然，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二说，可能还会争论下去，但赵先生此文，显然是大大加重了建元六年说的分量。由此我们不仅进一步领略到赵先生的治史风格，而且也进一步窥见到赵先生的考证方法。
史学的魅力，因得考证之功而益彰。但是，考证毕竟是繁难而艰巨的。如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讨，是20世纪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天文学者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赵先生倾注了许多心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9]、《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10]、《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11]、《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12]、《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13]、《夏商周年代考》[14]等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被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15]。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赵先生再一次把传统的考证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仅把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而且把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天文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赵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他和天文学家共同研究的情况和计划。赵先生那种真诚、执着和自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历史考证与求真精神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研究者自身要有否定成说、修正错误的勇气。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风范。1979年，他在《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57年说。后经反复研究，在1994年发表的《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45年说。这种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求真，不仅敢于批评他人的失误，也应敢于纠正自己的成说。在这方面，研究者本人同他人应是平等的地位。这不仅仅关乎学人的个人风范，更重要的是关乎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年代之探讨的过程，在求真精神和学术风格上，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赵先生治史以考证见长，其成就与创获多关于中国古史领域。我限于学力和识见，不能概括其全貌，也难得窥见其精髓，只是就我现在所认识到的很少的一部分，说说我学习后的一点浅见。这使我感到愧对先生。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赵先生的重考证之功，不只是贯穿于他的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而且还把历史考证方法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层面上来，使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集中地反映在赵先生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作者在此书的第四章“论考证”中，阐述了“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如何进行考证工作”、“历史考证释疑”等问题。关于“如何进行考证工作”，作者从八个方面做了概括：一是搞考证要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二是做考证工作应尽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录第二、三手材料为满足，否则很容易致误；三是伪书既经前人鉴定做了断案，一定不要引用，作为证据；四是我国史书中的错误，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不容易发现的，因此读书时必须细心，才能避免讹误；五是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六是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七是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名，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坚持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被拆穿；八是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像“老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16]此书还有附录10篇，是清人汪中、崔述、钱大昕，以及近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垣等的考证之作举例。在考证之学已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的今天，赵先生不考虑触犯世风的忌讳，力陈考证的重要和考证的做法，其志可谓壮矣，其意可谓深矣。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历史研究也离不开考证的功底。作者指出：“考证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说来，考证学不等于史学，研究历史也不一定都要搞考证，但它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17]诚哉斯言也。
三、纵论孔学
赵先生研究先秦史，还有一个突出的重点，是关于孔学的研究。1992年出版的《孔学新论》一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独到的见解。此书包含11章，它们是：孔学与儒学，孔子的生平简介，春秋末期鲁国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孔子的阶级立场，孔子的政治学说，孔学的核心“仁”及“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方法论，孔子与六经，孔学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传人，孔学在我国传统文明中的地位，孔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孔子。关于此书的缘起，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我从五十年代起开始写有关孔子的文章，“文革”期间停笔，八十年代又继续写了几篇。由于近年来关于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又热闹起来，我又写了二三篇有关孔学在这方面的文章。去掉五十年代的旧作，加上这些新作，集为这本小册子。……我的见解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但我认为不同意见尽可争鸣，我也不认为我的意见就有什么独到之处，所以衷心欢迎大家的批评。抛砖引玉，有厚望焉。[18]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说的“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这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作者不赞成儒学现代化的说法。赵先生针对“儒学应当现代化”的提法，指出：“现今在大陆与海外都有新儒学出现，虽然主张并不相同，但用西方哲学家的唯心哲学重新解释孔子或其他儒者则是一致的。我以为儒学这样现代化就等于创立新的学派，而不能算是儒学，特别不是孔子之学了。”[19]作者从儒学发展史进而论证自己的见解，认为“各个朝代都有它独特的儒学”，这些不同时期的儒学“变得只有面目上的相似，本质上距离孔子学说不知相差有多远了”。作者明确地指出：“孔学能自成体系，独立存在，用不着现代化。如果勉强要把它现代化，反倒成了四不像，等于取消了孔学。”[20]
其二，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特点的认识。赵先生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有二：一是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另一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自周初到战国，这样的思想占我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战国末期，老庄哲学出，才有人向它提出挑战。”[21]他还认为：“孔子学说把政治、道德、教育三者统一起来，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真是极高的远见卓识。”[22]儒学研究已经热了一二十年，但像赵先生这样言简意赅地概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和本质，的确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张岱年先生在本书的序中称赞这些见解“具有科学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赵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应当强调的是，赵先生论孔学，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一方面他不赞成儒学现代化的提法，一方面他又认为“孔子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以专章进行论述，结合当今世界各国的实例，阐发了孔学中的集体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现代价值。作者在这方面的论点和有关论述，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其三，作者提出了评价孔子的方法论原则。赵先生指出：“过去对孔子，不是捧得太高，就是贬得太低，只有今天我们才有条件对孔子作一个历史主义的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他认为，在认识和评价孔子方面，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评价的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还是后人理想中的孔子？”作者举出西汉公羊学和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孔子学说，可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儒学，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孔子”。认清这一点，对正确评价孔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今天中国如何看待孔子。”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论证了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努力澄清人们对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误解，认为“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对于今天我国还有很大影响的只有儒家思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认真分析哪些思想在今天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这是我们在谈传统文化问题时必须认清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国今已进入社会主义，孔子的学说还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作者认为：“不论从继承我国传统文明来说，还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孔子学说都会以去粗取精的方法保留下来，而且还会发生有益的作用。主要理由是：孔学是中国民族性的产物，它的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性之中的。”赵先生还从历史与现实中举出实例，来证明他的上述见解。[23]
《孔学新论》部帙不大，但它反映了赵先生对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的自成体系的认识。这是他数十年研究的结果，既有突出的学术性，也有鲜明的现实性，都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四、读史与爱国
这是赵先生在治史中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论点。近些年来，总是有一些人对历史学不太理解，以致还有误解，认为历史学同现实无关，甚至对现实无用。这种误解之所以存在，说到底，是文化素养不高的表现。此外，许多年来，还有另一种误解，即认为重考证工夫的史学家，是同史学的经世致用无涉的。这后一种误解，不仅来自史学界以外的一些人们，在史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两种误解，都有碍于对历史学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看都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
这里，我想到了乾嘉时期的一些考史学者，比如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他们并不是不讲经世致用的。说他们不重视经世致用，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公平的。说后来推崇乾嘉考据之学的人也不重视经世致用，同样是不准确、不公平的。赵翼是著名的考史学者之一，其经世致用思想是很突出的。他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写道：
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24]
赵翼自谓是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和“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评论他的书的人则称赞此书“其言有可用者”。大凡读过《廿二史札记》的人，都知道这些话绝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