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1（第1页）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1]
在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对推进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想就此讲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他还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侯外庐先生根据这个论断，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即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他认为，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这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难得在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这是他在《社会史导论》中讲的。[4]他说的“社会的一般构成”就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就是今天在历史学研究中已被大大忽略了的社会形态研究。我们重温侯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明确历史研究的方向，坚持正确的治史道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不是要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按照侯先生的做法做同样的探索，而是表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尊重侯先生做出的科学结论，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新的研究。现在，社会史研究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许多新的进展，出现了新的面貌。社会史研究涉及广泛的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现象，是应当肯定的。但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社会史研究过时了，因而很少考虑到这方面的继承性，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史研究基本上避开了“社会的一般构成”，也就是避开了社会形态的研究去讲社会史。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于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他多次强调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前提的。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所总结的。[5]翻开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第一卷的首章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第二卷的首章是《汉代社会和汉代思想》；第三卷的首章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第四卷（隋唐至明末）的首章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其后，作者又补写了《第二、三、四卷序论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一文，编于第四卷卷首；第五卷的首章是《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6]通观侯先生所讲的“社会”，重点在经济关系（以土地制度为主及与此相关的剥削关系）、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和社会变革等。这些论述，今天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完全脱离这些内容，思想史的现实基础又从何谈起呢。侯先生治社会史、思想史的理论、方法论遗产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中的科学精神与真知灼见，是需要继承、发扬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道路受到了一些有见识的学者的称赞。白寿彝先生说侯先生的社会史研究所得比之于他的思想史研究更重要，他这样说：“我认为，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8]白先生自谦地说，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的评价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有的学者认为，能够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熔为一炉的学者，侯先生是突出的代表，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一点肤浅的体会。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要求，写一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问题的综述性的文章。关于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有许多种看法，侯先生所持之论是一种看法，因此我认真阅读了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9]中的一篇文章，即上文提到的《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这篇长文有100多页。我读后非常惊讶，同时也非常钦佩他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侯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而他对社会史却有如此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是“两分法”。为了证明两分法，他写了100多页的长文来论证他的论点。文章所论，涉及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唐代发生相对变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及唐代等级制度的再编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人格的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和地租形态及其在唐代的转变”，“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等。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从另一个视角对上述论点做了说明。[10]可见，如果不读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就不能真正读懂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同时我也认为，侯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道路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这个研究方法和研究道路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具有普遍的意义，即社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20年来，关于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风起云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很有生气的表现；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先生所说的社会史研究受到了削弱，这是今后大家应当予以关注、予以弥补进而予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具体路径的联系和区别
侯外庐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宗旨，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里所总结的学术研究的第八条原则和方法。他指出：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因了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11]
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老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出这样的总结，自有其震撼人心、启迪人心的力量。侯外庐先生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他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一般的理论结合中国具体的情况，结合中国的文献，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许多关注侯外庐学术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他的如下见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中国的奴隶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两种不同的奴隶制形态。侯外庐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张岂之先生在评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供的学术见解，有些仍存在争论，甚至明显地应该修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更加明显的是，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改良路径说及对氏族贵族统治形成、发展、衰落过程的研究成果，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这部著作强调的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共识。仅此即可说明，这部著作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以往更加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再次把它介绍给读者朋友的理由。”[12]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在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等著作里，我们同样也得到许多启发。他从经济问题入手，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他是主张土地国有说的。他研究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中叶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国有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都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阐述的，没有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结论。上面提到的“序论补”一文，极其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其意亦在于在承认“普遍原理”的前提下，探索“中国封建主义”的特点。[13]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但白寿彝先生对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有高度的评价，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白寿彝先生本人在这方面也用了很多精力，他的封建社会研究受到侯先生的启迪，并且有非常重要的发展，但终归是和侯先生思想相通的。今天我们读《中国通史纲要》也好[14]，读《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也好[15]，都可以看到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论断，主要是对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有关论点的回应和充实的话；那么，《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就可以看作是对侯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治史特点的发展和创新。
三、学习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侯外庐先生提出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这是走出教条主义误区的正确道路；从未来前景着眼，这是中国史学不断开拓创新的正确途径。今天，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潮起潮落的历史，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进道路时，更加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提到一件事情。20年前，1983年4月6日，白寿彝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后来这次演讲整理成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我想重复一下白先生当时讲的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认为历史资料有记载过去的历史的作用，也有解释现在的作用，还是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这是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第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他从四个方面去分析，涉及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第三，关于对外国史学的借鉴。第四，强调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重视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理论是先进的，但是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洞察这一点，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国民生活有很大的启发。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也就是知识结构的问题。他提到了队伍建设要不断完善，丰富我们的知识结构等。[16]按我的理解，白先生讲的这些问题，同侯外庐先生说的历史科学民族化的思想是相通的，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挥，而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接触到大量的外国著作，特别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著作的时候，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要不要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培养、造就出和外国历史学家平等对话的史学工作者，就不能没有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如果我们只会模仿外国学者，用他人的话语来解说我们的学术遗产和学术活动，我们就不可能和别人平等对话，以至于会被别人误解为中国史学的贫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正是遵循外庐先生和寿彝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道路，在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
就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这个领域为例，许多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进行探索。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17]，这书的特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提出来一些理论问题而加以论述。这样的史学概论，是和中国史学交融在一起的。20年来，我们仍然可以时时听到人们对这书的称道和好评，这显然是同它的特点分不开的。从我个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本小书，叫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8]，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及若干重要范畴做了初步研究。这本小书的出版，在一些同行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我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鼓舞。究其原因，不是这本小书写得多么精彩，是在于它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归根到底是关于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问题，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关注。90年代中期，我们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承担《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工作，全书约六七百万字。我们在编纂《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历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在历史理论方面，关于天人关系之论、古今关系之论、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关系之论、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之论、历史机遇之论、兴亡鉴戒之论、分封郡县之论、民族之论、正统之论、风俗之论、人物之论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关于史学功用之论、史家修养之论、史学方法之论、史学批评之论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于这些理论遗产的清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而且必将有助于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我们不能因文献的“分散”而轻视它们，更不能因文献的“分散”而无视它们。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史学在记述方面非常发达，并把它概括为记述史学，而认为中国史学缺乏理论。我们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还很难拿出有力的根据来证明我们的认识，而上述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都是我们在白寿彝先生开创的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白先生的学术成果，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积累成果。
2001年5月，在一个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研讨会上，外国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提出，中国史学历来发达，请问中国史学在理论上有什么成就？这表明外国学者很关心中国史学，认为它不会没有理论。可是，前些年就流行这么一个说法，中国史学只是记录、叙述，没有理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做一些拾遗补阙的研究，结合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而且有丰富的史学上的理论遗产。我们用唯物史观来总结这份遗产，把中国史学进一步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推进，并且争取能够在国际史学界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是我们对侯外庐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最好的纪念。
[1]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4]侯外庐：《社会史导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5]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6]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5卷（凡6册），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980年重印。
[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今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亦行于世。
[8]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5页。
[9]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0]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4～275页。
[11]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
[12]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前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3]参见侯外庐：《第二、三、四卷序论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34页。
[1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页。
[17]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5年重印。199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提请白先生主持修订，白先生也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修订。次年，白先生辞世，修订之事未果，是为一大憾事。
[18]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2000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