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史学要论1（第1页）
李大钊与《史学要论》[1]
一、生平述略
李大钊（1889—1927年），河北乐亭人。字守常，笔名李钊、孤松、猎夫。二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随祖父母过活。幼时，在乡村私塾就读。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6岁时，应科举考试，中秀才；因科举停办，遂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肄业。1907年，因家境贫困，又“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东渡日本。次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时年25岁。这时，李大钊广泛地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和留日学生总会，发表有关国情和反袁文章。李大钊“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2]，毅然弃学归国，于1916年5月到达上海，旋创办《民彝》，7月至北京主编《晨钟报》。1917年1月，任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刊》编辑，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
1918年1月，李大钊继章士钊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于1918年年底与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传播新文化，撰写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年，李大钊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他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他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先后发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他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同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并经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5月，李大钊（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6月，他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参观、讲学。1925—1926年，李大钊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人民群众响应“五卅运动”，领导北京“三·一八”群众运动。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和法庭上，李大钊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4月28日，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在绞刑架下慷慨就义，时年38岁。[3]他所撰《狱中自述》概括了他所走过的道路，其中有几句是：“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言，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此可谓心如日月，志比山河。
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一生，他的志向是要改变国家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受封建军阀压迫的命运。他是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实践家，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人们崇高的景仰和永久的纪念。
二、历史观和史学观
通观李大钊的论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应当受到重视的：第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往往是通过对历史和对史学的阐发而表现出来的。第二，李大钊“夙研史学”，在史学方面不仅有兴趣，而且有造诣。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大学教授后，曾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今《李大钊文集》中有关论著即是当年之讲义；而《史学要论》一书，则是一本可贵的系统论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这里，试就李大钊的历史观、史学观做扼要的概括。
（一）关于历史观
李大钊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他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学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通俗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认识。他首先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5]，它代替旧有历史观是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的本质上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6]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7]。同年，他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8]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9]；“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0]。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1920年，李大钊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1]他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到世界工业经济的压迫，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变化中显著的一点是大家族制的崩颓，于是风俗、礼教、政治、伦理也都跟着发生变化，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均由此而起。
——重视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12]他又撰写《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指出：“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13]李大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说明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14]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究竟应当为谁而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那（哪）一国或那（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15]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历史观念中民众占有极重要的分量。1920年以后，他的这种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16]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17]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关于史学观
——历史与史学的区别及联系。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历史”是“活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即客观历史运动。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对史学也做了解释。他认为史书不是历史：“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18]，此其一。其二，“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19]。其三，史学包括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他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20]把历史与史学的关系做如此明确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也是第一次。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最早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概括，他指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它）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21]“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22]李大钊在比较了旧史观与唯物史观在解释历史方法及其结果的种种不同之后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为此。”[23]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实为现代史学的核心，也是现代史学各种思潮的试金石。
——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它），认识他（它）。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24]“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25]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的过程。
——重视史学思想史。这是李大钊史学思想中一个很重要、很有特色的方面。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的史学系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持续数年之久。李大钊之所以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旨在探索、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怎样克服了它以前的唯物史观的缺陷而具有科学的意义。这个思想，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已有所表露。李大钊的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合于用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关于《史学要论》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是：（1）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蒐，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26]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2）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可以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27]（3）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28]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是：（1）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9]李大钊对历史学所做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2）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3）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它）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30]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李大钊把历史学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与“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而后者则包含前者。（2）作者始终重视历史学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的区别，如“广义的历史学”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亦称“狭义的历史学”）两个子系统；又如“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普通历史学”（即“广义的历史学”）与“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三个子系统，其中“特殊历史学”则又包含“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两个子系统，足见作者对理论部分的重视。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31]。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做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32]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1）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33]（2）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34]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3）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35]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其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都可以从比较中看得很清楚。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
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不曾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以及其他历史的原因，《史学要论》也不曾有广泛流传的机会。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做深入的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史学要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印行《史学要论》，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也都收入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80年代初，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36]
现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把《史学要论》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予以出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袁谦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以及李乐光、方行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韩一德、姚维斗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等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些更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其重要性并不在《史学要论》之下；现在这样的编次，是考虑到出版者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其文本，据《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同时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铅印本以及《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史学论集》所收文本。附录中的《报与史》一文，系据《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所载李大钊遗文辑入。本书所用蓝本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李大钊全集》。谨此说明，并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