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3页）
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特点，即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就幼稚性而言，它们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
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种种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的考察，以及周、齐二文所论，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三、活跃时期的突出进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关于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1。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广泛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41]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42]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4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
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做出科学的评价，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做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就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著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这些过去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45]这些意见，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的时代特征，但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它们的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话，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46]他们所强调的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史学史应当写出史学发展的过程。
史学史应总结出过去历史家的遗产。当然要用批判与继承的方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里也应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或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展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古时期，阿拉伯的史学对欧洲史学的影响。
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做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全面、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2。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48]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49]，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2000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这些看法，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诚然，当一个学科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时，说明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长的阶段了。
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是人们最为关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高屋建瓴地来把握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实为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大讨论的发展趋势所要求做出回答的。白寿彝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50]，就是在这种趋势中产生的。作者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为了很好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必须善于对成果作科学的分析，辨别其精华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联系。真正做好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又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为15个字：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这15个字，把中国史学史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强、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论分析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如作者论述“规律”问题时写道：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这样来讲规律，一方面便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从而明确了研究的途径。
其次，作者在讲到资料工作的时候，不独强调了资料积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这种资料积累和资料占有工作，他写道：
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第一，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谓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这些代表作。……这样的作法好象是很笨很慢，但这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是保证有成效的办法，是必须坚持的。[5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艰难，以至于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口气。
由于此文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故在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怎样总结史学遗产？在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提到总结和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不仅是如“批判继承”、“区分精华和糟粕”等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它还是一个学术实践问题，即必须明确总结什么，如何去总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那么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无法继续深入和发展的。白寿彝的《谈史学遗产》一文[53]，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有关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具体分析，显示出作者对史学遗产的深刻认识和在运用上的自如。此文开篇提出关注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继而文章谈到“精华和糟粕”、“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其核心，是阐明了三条意义，分析了六个“花圃”。作者说的三条意义是：“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54]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幾史学的文章[55]，都堪称杰作。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此种局面，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