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2页）
三、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关于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目前尚处在探讨的阶段，对于它们的认识也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里提出来的一些看法，无疑带有探索的性质。
趋势，是指事物发展的大势和动向。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二是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三是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
中国史学自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由古代史学走向近代史学的重大转折过程。这个过程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主要标志是：史学家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强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对外国史地的研究，救亡图强和“睁眼看世界”成为当时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史学家们的治史宗旨。社会历史观念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疆域意识都逐步地从传统的皇朝观念、“华夷”观念等蜕变出来，而显示出比较鲜明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固然还未能脱离对于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的追怀，但史学家们思考更多的已是西方的技术与制度和日本社会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在历史观上，传统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开始同西方近代进化论相结合，逐渐形成新的历史进化观。张穆、姚莹、何秋涛、魏源、梁廷枬、徐继畲、黄遵宪、王韬、夏燮等人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上述特点。
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其深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史学之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个理论体系是以西方近代进化论为核心，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注重对于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其近代学科分类的观念日渐清晰。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并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新史学”所力倡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区别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的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所推崇和吸收，有的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肯定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
以王国维为开山的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派，不仅在历史考证和文献考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运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方面，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如果说，“新史学”主要是从历史观念上突破古代史学的窠臼的话，那么新历史考证学则主要在科学方法上创造了自身的辉煌。“新史学”的倡导涌现出了冲锋陷阵的勇士，而新历史考证学派则造就了一批严谨求真的大师。他们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坛，推动并且深化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一些中国学人所理解、所接受。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20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1930年正式出版，震动了中国历史学界。从此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活跃于三四十年代。他们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新的史学发展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据此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今与古》、《史学要论》等论著，用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史学做了精辟的解释。[8]这些解释，一方面赋予中国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关于历史之朴素的进化观点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以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又把近代进化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观，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才真正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换言之，历史学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当然，历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和笔直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劳动，以至生命的终结；在这条道路上，史学家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异常严峻的考验，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尽管如此，正确的方向已经确立，科学的道路已经开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历史学的前景定是广阔的和充满生机的，这已由近2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证明。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反映出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趋势。这一趋势是同20世纪中国近代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高等学校中史学系（历史系）的设立，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报纸上有关历史与史学栏目的开辟等，为史学的社会化趋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0世纪中期，有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注意到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吴晗是一位备受人们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学家。近20年来，中国史学在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重视，具有空前的广泛性，适应社会各种层次之要求的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等，说明历史学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种局面，是20世纪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在史学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即猎奇和媚俗的倾向，这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走向世界。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的。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的规律的。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去。尽管毛泽东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10]，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11]，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10年左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本是着意为外国读者撰写的。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印刷了19次，累计印数94万余册。但像这样“走向世界”的历史著作，毕竟是不多见的。时下，出版界都有“精品”意识，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些真正的历史著作的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优秀遗产和今人的杰出论著。这是中国史学界和出版界需要共同努力的。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整体面貌来看，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规律。
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或基本规律，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的倡导者，还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名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及其继承者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到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可以证明，不论何种史学思潮，其主要倾向都是明确宣称史学应当关注社会的。[12]要之，20世纪的中国史学，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反转过来作用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规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这种民族特色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中国是“历史大国”，史学悠久，史籍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关于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几代史学家为之做出了贡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诸问题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为之倾注心血；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是近20年来备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领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地方史志、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使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还反映在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方面。中华民族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这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撰写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等，层出不穷；对传世旧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关于清史、民国史、共和国史的撰写，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他方面，不胜枚举。在史学观念方面，求真精神，信史原则，史家修养，以及重视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发扬。民族特色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史书的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不同层次与风格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多种传播形式，不仅活跃了史书的外部形式，而且扩大了史学同社会的联系。20世纪以来，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节体形式，这是史学转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生长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和各种年表的撰写与制作，从未间断过，并有不少新的创造。近20年来，在纪事本末体史书、学案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的撰写方面，也各有新作。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创造性运用传统的综合体（纪传体）史书体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的民族风格及其优长之处，为同行与公众所称许。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近80年的历史，它的发展道路是极不平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都表示欢迎的，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经历了艰难的生长、发展过程。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也不是立即就能正确地理解它和运用它，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能够正确运用的科学的历史观，也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时，它的得失就牵动着中国史学的全局和命运。回首既往，有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有“**”10年的严重挫折，有80年代的拨乱反正，还有对三四十年代的科学的总结，应当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既有成绩又有教训的。但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在70多年中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并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个事实本身，已充分表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在经过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家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方面，变得更有信心、更加成熟了。新近出版的一些鸿篇巨制，如范文澜、蔡美彪著的《中国通史》，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纪之交的勃勃生机。[13]
在大致认识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
四、史学思潮
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前50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50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概括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1。“新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14]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思潮的主要趋势。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倡言“史界革命”，是为“新史学”思潮的滥觞。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论点是：提出“史学之界说”，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15]此外，则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论述了作为近代学科的史学同诸多学科的关联。总的来看，这是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范围、对象、作用做了新的解释。与此相关的，是对“旧史”的批判，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故史学必须变革。[16]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在“新”的见解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在对“旧”的批判上一则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一则又有过多否定的消极影响；他对于“新史之编纂”提出了一些设想，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有不少启迪的。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章太炎曾致书梁氏，探讨撰写新的中国通史的问题，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7]他在《訄书》重订本中的《哀清史》一文之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18]，表明他有意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夏曾佑于1904—1906年出版《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章节体为形式，与“旧史”迥异。又有陈黻宸于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第2期上发表《独史》一文，再三慨叹“中国之无史”，而盛赞“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强调“史家有公理”的重要。[19]他自1903年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以史学及诸子哲学的讲授而著称。[20]他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的第一篇《读史总论》中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21]他还在1913年著成《中国通史》20卷，自春秋迄清亡，虽以朝代标目，但新见颇多。[22]以上章、夏、陈等人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都是“新史学”思潮的反映。
以梁启超《新史学》为发端的“新史学”思潮，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结合反思和变革中国史学的意向而形成的。到了二三十年代，又有以直接介绍西方“新史学”为主而汇入“新史学”思潮的，从而扩大了这一思潮的声势和影响。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新史学导言》，介绍美国学者鲁宾逊所著《新史学》一书。何文写道：“《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一九一五年（按：当为1911年——引者）出版以来，风行一世。”[23]他以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新史学》各章的主要内容。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1922年出版后，在中国史学界也是风行一时，为许多学人所引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的面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逮至40年代，又有把“新史学”的建设同史学作为“纯粹科学”结合起来的讨论。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提纲》）一文，指出：“今日正在创造中的新史学，果将如何始可成为纯粹科学？”其答案是：“一曰确认史学的对象”，“二曰稳定史学的地位”，“三曰改进史学的方法”。[24]文中提出了与梁启超不尽相同的一些认识，认为史学同其他学科以至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由上可以看出：一则是“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甚大，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史学家求“新”的精神；二则是关于“新史学”的理解或解读，几十年中难得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人们往往从自己的认识去说明它。尽管如此，“新史学”思潮对于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格局，是有重大贡献的。
2。新历史考证学思潮。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史学派之“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5]他讲“古史新证”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思潮不同的特点。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6]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和示“轨则”的普遍意义。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实践这一“轨则”，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27]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8]。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9]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30]胡适所讲的这些，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31]，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之影响甚大。
顾颉刚和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方法、著述，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强有力的表现。顾颉刚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和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的著作时代的考订。[32]由此而引发的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胡适称这个讨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33]。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例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拓宽了新历史考证学的领域，也使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更加坚实。举例来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被胡适誉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34]。从思潮的发展来看，陈垣在两个方面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第一，陈垣早在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史料的整理”的系统的主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35]第二，陈垣认为，对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36]他在50年代提出的这个看法，是要有学术上的勇气的。
反映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考证学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却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甲骨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简帛学，以及近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王国维当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很大的发展。1988年，赵光贤教授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书中讨论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论史料”、“论考证”等问题。作者指出：“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的归纳和总结。”[37]作者结合古今实例，从八个方面对考证方法做了分析。以上这些事实给人们一个启示，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思潮及其成就，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3。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此书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此前，由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他所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的广泛影响，《史学要论》的这一历史性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首先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人们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其次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再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尽管它们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这一思潮的方向和气势无疑显示出了中国史学的新的活力。最后是1938年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问题一一阐述。作者在全书最后写道：“人类创造历史，但不能完全依据其主观的意识自由地创造出来，而必须要以其主观的意识顺应着历史的必然，即客观的情势，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当着今日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为了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争取有利的客观环境，加强主观的创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对于作为指导现实斗争的最高原理的历史哲学，也就有其重要性。”[38]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侯外庐在1946年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39]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