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2页）
这时期所发表的概括性或通论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6]，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17]，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18]，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19]，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20]等。这些文章，或概说中国史学之一般印象，或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比较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2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而其着重点又放在论述浙东史学及其影响方面。论述比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它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的方法”等几方面着力。[2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其一，作者开宗明义，阐述“历史与史学之别”，他写道：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最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23]
作者如此重视“历史”和“史学”的区别，极有道理，不弄清客观的历史同撰写的历史的区别和联系，便无从讨论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里程碑式的大文章，但文中并没有把客观的历史和撰述的历史加以区别，可谓一大缺憾。1924年，李守常（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起首两章，就论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4]按照李、周二人的说法，则中国史学史当是关于中国史学这一知识或学问的发展史。应当指出，李、周二人所作的论述，直到今天，都还是需要人们予以关注的。
其二，作者强调指出，“通史”应有明确的、独立自存的研究对象，认为：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梁任公先生于专史的对象，能明言之，而于通史的对象，则未能以一语道出。因此之故，乃不能抛弃习俗之见，仍不能不以通史为等于专史之和。……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自存。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者。[25]
这一认识，堪称宏论，对于全面把握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认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26]这一论点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时至今日，有些论者还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徘徊、蹒跚，以致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文章。看来，今日重温前贤之论，大有必要。
以上这几点，不仅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究竟写什么多有启迪，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史学史应当怎样写也大有帮助。
2。怎样撰写中国史学史？这不仅涉及内容，还涉及对内容的处置和表述。这时期的研究者写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主要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2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28]、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29]等。蒙著认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此书“爱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30]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史学流派的区分，是蒙著的特点。此书的一些内容，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发表。[31]作者在“绪言”中写道：“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32]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固无疑。这从古代优秀史家之论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史识、史意等，可以看得清晰、了然。然蒙著所论，不免过分夸大了这层关系。一是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等同或替代史学的发展，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思想家，而杰出的思想家未必是史学家。即以诸子而论，他们的立论多以运用历史知识为一大特点，其思想对后世史家发展或者多有启迪，但对当时的“国史”、“家史”撰述是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除孔子修《春秋》外，其他则少有直接联系。二是史学发展，从时代、思想（历史观、史学观、社会观等）、内容、形式、方法诸多方面考察，自有其客观存在的轨迹和规律，良史和名著的出现，本有多种因素促成，并不仅仅限于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些著作，除金著内容丰赡、叙致严谨和顾著着眼于当代史学的考察而颇具特色，一般都还带着明显的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的痕迹，并于史官、史家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梁启超有关论点的影响。未出版的讲义，亦大致如此。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1933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它的几个部分是：历史的起源及演进（按：实际是讨论史书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陆懋德的《中国史学史》共九章：历史的起源（按：实际是讨论历史记载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其二、三两章，论先秦史书；第四章以下，大致是依次列举各个时期的史家与史书。[33]其他公开出版之著作，亦多与此相近。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的著作，有的亦涉及史学史。如周容的《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有“史学史”的中国之部的专章；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有“中国史学史的鸟瞰”；胡哲敷的《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有“中国的旧史学”专章；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有“史学略史”上中下三章，等等，都很简略，姑录此备查。
金著与顾著，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金著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至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司马迁、班固、刘知幾、章学诚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记载了作者撰写《中国史学史》的全过程[34]，它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的话，确乎事实。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修订版“导言”中也说：“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诚如白寿彝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35]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做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爱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20年，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然而，自本书修订版面世（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至今，我们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20世纪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此书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做了进一步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这是修订版“导言”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结合本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发展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本书后20年所提出的新认识。[36]
此外，在不少问题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如第五章论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所论“《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对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史学之阐明”、“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对某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使人有所启发。当然，本书在有些评论上存在的偏颇是很明显的，如评价《文献通考》高于评价《通典》，认为《宋元学案》优于《明儒学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论者指出所论不妥。又本书在体例上因贯彻作者关于官修之史与私人撰史之不同这一主线，故于内容处置多迁就依傍于此而呈现出首尾零乱、时间重复，“史”的特色未能鲜明地反映出来。凡此，读者均可有自己的认识，唯不必苛求于作者就是了。
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在关于“怎样写”的问题上，显示出深厚的功力，无愧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如果说金著评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那么顾著则是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为其特点。顾著的可贵之处，是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对比的分析，以当时史家的亲历和感受，其所论颇多中肯之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1845—1945年的百年史学时，写道：
这百年来的史学，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详前引，此从略——引者。）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帮助。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是使小说、戏曲、俗文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37]
顾颉刚所论后期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前期史学，之所以获得明显进步，是由于五个“助力”所致，是很重要的见解，其中关于新方法、新史观、新材料的论断，尤为深刻。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呼唤“新史学”的出现；40多年后，顾颉刚已做出这样的概括，中国史学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了。《当代中国史学》作为第一部对新旧史学做出总结的史学史著作，应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许多可以参考的价值。
3。关于“新史学”的阐述与评价。这个时期人们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除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问题，如写什么、怎么写而外，较有特色和分量的，是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这两篇论文都是数万字的力作，而重点又都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它们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相得益彰。
周文开篇，首先表明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继而着重对“新史学”加以评论。作者是这样说的：
中国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与悠久的历史。
中国史学的演变，从殷商以来，依个人的私见，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称为“萌芽期”，从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辞、《易》的一部分的《卦辞》、《爻辞》、《今文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认为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称为“产生期”，从春秋经战国而至汉初，相传为孔子著修的《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书，可认为伟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称为“发展期”，从汉初直至清末民初。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时期，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专记学术的《四朝学案》，都可认为丰饶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称为“转变期”，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为行文简便起见，萌芽、产生、发展三期的中国史学，可称为“旧史学”；而第四期，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38]
作者把转变期的史学称为“新史学”，此前的史学称为“旧史学”，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是可以成立的。同时，作者又把“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而全文则从政治、文化、学术去阐述这两派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概括说来，作者从明、清更迭和康、雍、乾政治分析了政治形势变化对士人的影响，从清末经今文学的崛起说到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同“新史派”的发端，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胡适说到“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郭沫若，同时兼及郭沫若与陶希圣的异同等。周文高屋建瓴，写得浩**畅达，勾勒出“新史学”的面貌及发展态势，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活力。他在引用章炳麟所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等语后写道：“这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的话是会万古流传的。中国史学有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因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也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39]
历史已经证明，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深沉的，史学家的这种信心也是有根据的。
齐文从近百年中西史学发展状况着眼，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这个问题落笔，认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方面都已走在中国前面，这是西方史学近百年来走在中国史学前面的根本原因。作者有感于此而撰成此文，而意在“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些“大的趋势”。细读齐文，它是一篇近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纲，与此文论题相吻合。至于中西比较，则所论不多。
齐文总共讲了十个问题：（1）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2）清代学者的治史精神；（3）道光时期史学界的转变；（4）晚清今文学与史学；（5）晚清的边疆史地学和域外史地学；（6）晚清时期关于当代史的纂修；（7）新史学的输入和通史教本的纂修；（8）从古史辨运动到社会史运动；（9）新史料的发现和专题研究的进展；（10）结论。从这些标目可以看出，本文对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史学的特色把握得很恰当，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反映了作者要阐明“大的趋势”这一撰述旨趣。
齐文对晚清史学的梳理和概括，颇有特色，多有启迪。作者在论新史学时，把它同“通史教本的纂修”结合起来，亦多新意：于“新史学”，作者评论梁启超、胡适、何炳松三人；于“通史教本”，则评论夏曾佑、刘师培、邓之诚、王桐龄四人。作者在论述“社会史运动”时，评论了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郭沫若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作者还这样评论范文澜及其《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称之曰“简编”可谓名实相符。[40]
此外，作者还评论了吕振羽、翦伯赞的史学研究。这些评论，颇多中肯之言，显示出作者不凡的史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