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和路径（第2页）
（二）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史学思想、体裁体例、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丰富的优秀遗产。对于这些优秀遗产的研究、总结，继承、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充实当今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当今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们应当看到，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古代史学在许多年代里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尽管有史学家提出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性，但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逐渐从一些史学论著中，或多或少看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端倪，有些同行提出继承中国古代优秀史学遗产对于发展当今史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史学现象。从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1999年的全部出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现实的史学活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很多值得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地方。仅就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体例来说，它在大约2000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值得后人研究、总结和参考的经验与做法。至于说到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需要后人进行研究、总结并做出合理的和科学的说明，同样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进而说到历史著作的语言表述问题，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实在是愧对古人了。在汉语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12]，这无疑给史学工作者提出了语言修养方面更高的要求。总之，对于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自身品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三）必须认真地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已具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借鉴工作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或走向片面与偏颇。今天看来，有两条基本经验是可以明确的：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在认识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引入和借鉴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方面，其规模之大和深入的程度，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映了中国史学的开放性趋势和中国史家学习外国同行的热情。这种态势和热情，无疑应当继续下去，使中国史学不脱离世界史学的潮流。第二，借鉴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中国史学自身的品格，使其所“攻”之“玉”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在这个过程中，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拿来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借鉴而走向创新。为此，弄清楚“他山之石”何以能够“攻”我之“玉”，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加强对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非常必要，尤其是对外国史学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更为重要。这种研究，固然是为了借鉴的需要，但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来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不断获得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发言权，对当今世界史学潮流的洞察。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家已经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鲍绍霖编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一书，就是一个很好尝试。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在一次国际性的史学研讨会上，“讨论中西史学关系的论文并不多。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这课题的忽视，而另方面，也指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仍有待研究的领域”。因有所感，乃约请几位同行撰文，出版了此书。“本书第一章简述西方历史书籍及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为读者们提供了纵观全局的背景架构，便利他们了解以后各章深入探讨个别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我国及其影响，和衡量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在中西史学交流的整体历史中的地位。第二至第五章分别选论了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包括19世纪欧洲文明史学、20世纪的文化形态史观、英国新社会史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东传至中国的历史，它们的影响与意义。”[13]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每一章不限于一般性的评介，而且都包含了“回响”的内容，如第一章有“中国史学领域的反响”，第二章有“梁启超‘新史学’与欧、日文明史学的对比”，第三章有“研究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第四章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差距”、“中国社会史研究中须注意的问题”，第五章有“中国学者对年鉴派的介绍和研究”、“中国史学的革新”等。对于这些“回响”所做的概括，史学界同行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但是此书的编者和作者们关注“回响”的学术取向，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它提供了考察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清晰的思路和表述这个思路的“范式”。
总之，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而要在这个趋势中能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就应当把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基础，作为前提。
二、明确目标：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
在不断把基础工作、前提工作做好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何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仁智之见，在所难免。这里，我提出自己的几点肤浅认识，向史学界同行请教。
（一）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
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首先要广泛地推进中外史家之间的对话，这是彼此互相了解一个重要路径。互相访学、国际学术会议等无疑是对话的一种形式，近20多年来已有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外史家都从中获益匪浅。当然，对话还有更深刻的形式，即评论和商榷，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对话中所涉及的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至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765年，法国的伏尔泰在其所著《风俗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14]
伏尔泰所论，不一定都十分确切，但他强调大约4000年以来的中国史，即从夏朝以来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是人的活动，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其后，德国的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感到惊叹[15]，英国的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史官记事和编撰“朝代史”及其“客观性”大加赞扬。[16]伏尔泰、黑格尔、李约瑟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学者中评论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应当看到，20世纪以来，评论中国史学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了。这见于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论著。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剑桥中国史”中的史学部分。至于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评论，或许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具有代表性。限于篇幅，对于前者这里不做进一步说明；对于后者，也只能简略地谈一点认识。
巴勒克拉夫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关注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认为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中国史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他认为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历史分期的方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形成的。他进而概括地指出：“大致说来，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领域是在‘关节点’上，即中国历史上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例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特殊的关系。”他敏锐地观察到“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事物’”。尤其是他的这一段总结性的表述，确是值得关注的：“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取得统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17]作者是研究“当代史学”趋势这一课题的，其著作出版于1978年，故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评论，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可以认为，巴勒克拉夫的这些评论，从总的方面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承认，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对话形式，因为它使中国史学了解到外国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史学的。
一般说来，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评论，比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论要晚得多。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曾经涉及西方史学和印度史学，但都不是系统的评论。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在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可以视为比较系统地评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观。[18]与此同时，何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并加以评论，认为：
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主张，统括起来，就是下面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
何炳松指出：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所说的话，虽然统是属于西洋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19]。
此后，中国学者评介西方史学著作日渐增多，形成一种潮流，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从中国读者的眼光来看，这些译著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译者的任何说明和评介；第二种情况，是有一篇介绍性质的译者序文；第三种情况，是有一篇研究性的长篇序言。以第三种情况为例，何兆武、张文杰所译的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二位译者写了一篇长达42页的《译序——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在这篇《译序》中，译者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术史背景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述，以此来说明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之由来；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加透彻、清晰，译序还对柯林武德的另一部著作《艺术原理》的学术谱系与学术影响做了分析，指出了后人对此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出于同样的考虑，译序还就柯林武德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做了简要的阐说，对其政治学专著《新利维坦》做了评介。在这篇《译序》的最后，译者对柯林武德作了总结性的评价，他们写道：
《历史的观念》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不能不感谢二位译者作的这一长篇译序，因为它不仅帮助人们如何去阅读《历史的观念》，而且也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一些极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奉献给读者朋友。他们在撰写这篇译序时，应是自觉地肩负着治学的严谨和社会的责任这种双重重担。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经典的译序。从中外学者“对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深刻的“对话”。在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像这样的“对话”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商榷、切磋也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杜维运所著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作者从丰富的学术经历中，深感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存在着一些茫然与误解，因而以平和的口吻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进而展开论述，在娓娓道来中阐述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许多问题。在作者看来，“西方非正统史家远较西方正统史家富有世界心胸”，“既有此等心胸，所以他们论中国史学，字里行间，不再尽是充满轻蔑之意，论点有时甚为可取，其荒谬不经处，亦见出诚意”。那么，即使是这些非西方正统史家，也认为“中国史学仍难与西方比美”，作者列举了他们的有关论点如下：“醉心历史，笃信历史的价值，甚至自历史内涵及历史远景以看事件的趋势，是一西方态度。”“在中国或印度，没有恰似的态度。”“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可以称之为静寂主义者。”中国对历史的态度如此，于是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可以视之为一特殊历史，本质上与其他历史相去绝远，侷促于其特殊的见识之中，仅能用其自有的方法研究，其自有的方法，殊异于西方发展出来用以解释欧洲经历的史学标准”；直到最近，中国“未曾有接近于西方的精确史学”，“在中国，所有的历史与史学，不管是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包括为地方史基础的方志，都是为了实用，中国既不知为历史而历史，也不知为真理而真理。历史在中国每被视为记录的经验，在国家或地方陷于困境时，取为殷鉴”。[21]比起西方正统史家把中国史学入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产物来说，这已经是很“公正”的了。对此，作者依次从“中国史学著述有史义立于事文之外”、“中国史学充满和平精神”、“中国史学弥漫理性主义”等几个方面一一论述，以“平情”的心态，澄清误解，以正视听，力图使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认识。作者以这种商榷的口吻，不卑不亢，摆事实，讲道理，对于“对话”的深入当有积极的效果。《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是作者早年的撰述，但它仍有现实的价值。其一，作者为了同西方史家讨论中国史学问题，分类搜集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之认识的论点，这样就大致了解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中国史学是怎样的面貌，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其二，作者有针对性地同西方学者“平情以论之”，使偏见者无地自容，使误解者得以释然。当然，现今的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当大有进境，而此书作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了更深的造诣。尽管如此，作者早年所做的这一学术上的努力，不仅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有借鉴的意义。
此外，深度的个案研究，也是“对话”的一种较好的形式，因为它有利于对问题内涵的展开和对问题性质的分析。杨生茂所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在编纂上很有特色，它包含“特纳原著”七篇，“外国历史学家论特纳及其学说”论文六篇，以及编者一篇长达18页的专论。[22]这种编纂形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而从“对话”来看，其范围则更加广泛，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反映出一种可能性，即当今史学家考虑借鉴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评介西方主要史学流派，是可以尝试的。
由若干专题研究构成的系统的理论著作，对于“对话”可以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做出的最全面的评析。刘家和教授在关于此书的推荐意见中写道：
以此书的内容来看，它包含了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两个层次。在历史哲学方面，对各种主要学说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都有评述，如新康德主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文化形态说（斯宾格勒、汤因比）、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柯林武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罗素、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波普尔、德雷）、生命派（奥特迦·伽赛特）等。在史学流派方面，同样包含了各重要流派、国家和代表人物，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理论、法国年鉴派学派以及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全书开始有一长篇绪论，综论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和状况。此书内容，并有系统。[23]
可以认为，此书是中国史学家继续深入这一领域的较高的起点。
有关上面所列举的同类著作，还有一些，此处不一一胪列。总的来看，加强中外史学家的对话，途径是多样的，从中国史家来说，译介外国同行的著作是必需的，研究和评论是重要的，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同行阐说中国史学的面貌和特点是更加重要的。
（二）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外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从中国史家来说，一方面是努力对外国史学做出深刻的评论，进而提出新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外国同行介绍中国史学，使之对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评论。这都有利于中外史家的相互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当然，如果中国史家能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断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揭示中外史学各自的特点和优点，这不仅可以把中外史学家的“对话”推向更高的境界，而且还可以从理论、方法论上促进中外史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出版了几种的关于“比较史学”的著作，如中国文化书院印行的《比较史学》[24]，又如范达人著《当代比较史学》[25]，范达人、易孟醇著《比较史学》[26]等，主要是讨论历史的比较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史学的比较研究。这同20世纪西方学者所谈论的“比较史学”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客观历史是一致的。[27]
其实，关于史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当然，这只限于中国史学内部的一些比较研究，如《史记》、《汉书》比较，《南史》、《北史》与“八书”比较，新旧《唐书》比较，新旧《五代史》比较，刘知幾、章学诚比较等，举不胜举，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可见，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正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着史学家们的思考，推动着史学的发展。
如果当今的中国史学家能够逐步开展关于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那么，它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应是不可忽略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