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1（第1页）
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1]
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目的是为了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评价的恰当，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古人云：“彰往而察来。”把过去看清楚了，对未来的目标就更加明确，更加有信心。这里，就有关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讲几点认识。
一、研究史学反观历史
大家知道，历史和史学是辩证的关系：首先，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运动，必然要影响到这个时期的史学，包括历史思想、历史编纂、史书内容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其次，这样的史学因其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因而不能不为世人所关注，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现实中的人们的思想、情绪和行动的选择。因此，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固然是要研究史学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其得失，为当今和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借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也可以通过史学的面貌去反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一步认识产生这样的史学的历史条件及诸多社会原因，这无疑会加深人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如果这种理念是有道理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关注关于史学的研究，而研究史学的人也不能不关注关于历史的研究。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对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及其所产生的长久影响进行研究，就不能就史学谈史学，而必须考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如民族危机、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等。我们要考察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同样也要考察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以及当时的改革思潮与革命思潮。我们考察李大钊、郭沫若的史学，不能不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我们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无疑要考察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考察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当然也要从史学的曲折发展中去揭示新中国的历史道路，等等。总之，通过对史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反观历史，以史学独特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二、着眼全局突出重点
20世纪中国史学因历史变动的剧烈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又有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和各种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方法的进步和不断面向世界潮流的趋势。百年之中，名家辈出，成果累累，若要全面研究，宏纤并举，恐一时难以做到。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比较恰当的方法，是着眼全局，突出重点。
那么，全局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呢？依我的浅见，它们是：
（一）趋势和规律
趋势是指事物发展的大势和动向。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走向近代和走向科学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趋势不断扩大，面向世界的趋势更加强劲。
走向近代的趋势：梁启超、王国维等史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走向科学的趋势：李大钊、郭沫若等史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趋势：这表现在把史学纳入学校教育；近代新闻和出版对历史知识和历史学科的传播；历史通俗读物的广泛流传；唯物史观的普及。
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至今三次**。当然，在这个趋势中，有一个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即重视向外国同行学习，输入他们的著作，而较少考虑输出我们的著作，以便让外国同行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史学。
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经常起作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律性现象？
第一，史学受到时代的影响，又强烈地反作用于时代。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条基本规律，而在20世纪史学中反映尤为突出。前面讲“研究史学，反观历史”，也就是这样的含义。
第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对历史学的民族特色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自古以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先秦史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写出了多民族的中国史。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写出比较全面的多民族中国史的面貌，这成为一个优良的史学传统。这个传统，在20世纪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大大发扬起来，推动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使中国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
第三，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动以及历史进程节奏的加快，致使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并且在一定的时期造成史学发展的艰难。
（二）思潮与流派
思潮是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流派是具有突出思想特征的学术派别。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史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就主要思潮来看，是否以这三种思潮为主：一是“新史学”思潮，以倡导进化论为宗旨，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上影响极大的思潮，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中占了重要地位，而有些代表性著作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以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研究历史为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具有传世的价值。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20年代产生，三四十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以倡导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宗旨，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居于中国史学的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具有自身的优势和活力，但其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很大，其发展道路异常坎坷，教训也十分严重。
20世纪中国史学流派，主要出现在20年代至40年代。这些学派都以突出某一方面的学术要求和学术旨趣而影响一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励，但师友间的共同旨趣、师徒相传的学术传统还是存在的。关于学派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十分得力的著作问世。我个人以为，运用传统的学案体来撰写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史学学案”，应当是可行的。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否有流派的存在，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三）史家与成果
这方面可供深入研究的问题非常多，甚至还有一些空白至今没有被人们涉及。可以说，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以为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研究史家与成果，要同一定的趋势和规律结合起来，同一定的思潮和流派结合起来，这种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研究史家与成果，要同研究史学的学术史结合起来，即同研究史学发展结合起来，以避免就事论事，同时避免在历史评价上的偏颇。
第三，研究史家与成果，要着重研究史家与成果在史学上的创新，并恰当地表述其史学地位。
应当看到，目前史学界在研究20世纪的史家与成果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成绩；同时也应当承认，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其中，既有关于历史背景的认识问题，也有关于学术史的认识问题，甚至还有研究者的爱好及由某种爱好而滋生出来的情绪化倾向等。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但这并不是合乎理性的。
三、评价的尺度和方法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离不开评价问题。这里首先碰到的是评价尺度的问题，其次也有评价方法的问题。
评价的尺度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即看其是否在认识历史和认识史学方面有所创新，是否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人的成就；同时，看其是否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尺度，可以认为是坚持了史学的发展观点以及史学与社会的辩证统一的观点。
评价的方法同评价的尺度有紧密的关联，但仍可以做比较具体的把握：
第一，是要看本质，看主流。任何事物都有本质的方面和非本质的方面，有主流也有支流，这是事物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研究者的任务是要把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揭示出来，予以适当评价，同时也顾及到非本质方面和支流方面，并做适当的说明。这就是所谓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
第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所谓历史主义方法，就是不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待事物、分析事物和评价事物。中国古代史家强调“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是相通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前些年，在史学评价方面，出现了一种不顾及历史条件而评论史家和史学的现象，这种评论不仅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也不利于史学批评的发展。
第三，辩证的方法。用通俗的说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作一分为二的看待，不要说好就全部都好，说不好就一无是处。在以往的史学批评中，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把阶级分析方法用于一切领域的那个年代，这种片面性是非常普遍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片面性虽没有过去那么严重、那么普遍，但有时又以改变了的形式存在于当今的史学批评中。这种改变了形式的一种表现，就是过去说是好的，现在说不好；过去说不好的，现在就说好。这是用一种片面性去代替另一种片面性，于史学批评无补，也不利于史学的发展。因此，在史学评价中，运用辩证的方法，是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
第四，谨慎对待和分析史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由于历史变动剧烈，史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政治的影响，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是，综观20世纪百年史学，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分别看待。这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史学家和他的历史著作，因考虑到某种政治理念与客观形势的要求，采取简单比附的做法，以古论今，在某些事实评价或价值评价上有失偏颇，但从本质和主流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历史学的品格。第二种情况是，有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借史学做文章，或以史学为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这是把史学作为政治工具来看待的，严重损害了史学独立的品格。第三种情况是，有人出于政治野心，利用史学的旗号和术语，凭借政治的权势，蒙蔽和欺骗人们，篡改历史，鼓噪天下，以售其奸，这是披着“史学”外衣的政治，真正的史学已被践踏在地。对这几种情况做不同的看待，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评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评价的方法还有多种，我以为这几种评价方法是不应缺少的。
以上所讲的三个问题，是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时都会碰到的问题。这些年来，在研究中有一些粗浅的考虑，不一定都对，在这里提出来向史学界同行们请教。
[1]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本文是应《郑州大学学报》“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之约而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