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1页）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
按照中国史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变。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的过程。其间，史学家们经过深沉的思考，谱写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大致说来，在这100年左右的史学变革中，19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家们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的气质，而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家们则具有比较鲜明的近代史学的气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活动及其史学思想，恰处于上述两种史学气质的“衔接点”上，从而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是关于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历史环境与史学背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事件的连连发生，《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皇朝不断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统治日趋腐败，更加重了这种民族危机。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其历史行程中面临着空前的难关。西方国家的进步和中国的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当时中国难以逾越的界限。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进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寻求救亡图强之路。当时的中国史学家们，确如龚自珍所说，多是怀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神圣的责任感，在史学领域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寻求着新的认识和新的路径。他们为此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外关系之重大变化，像是一阵阵惊雷和一串串噩梦，使中国人为之震惊和不安。因此，史学家们极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的《夷氛闻记》以及夏燮的《中西纪事》，是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几部著作。魏著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要想求得自强御侮的途径，其后论强调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应尽快做出抉择。在魏源看来，作战武器的先进、落后，是个关键。梁著重在从经济上揭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驳斥了中国主和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论，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夏著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并指出“自通商以来，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争，争则奸商、猾吏交构其间，是则边衅之相寻而无已也”，着眼于反映“中西争竞之关键”[2]。通观他们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围绕鸦片战争的史实，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而分析和评论的重点，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双方接触之间，对人们都有一定的启示，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整个事件的真相。
第二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史地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新的**。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輶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防”[3]，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4]，或“就藏人访西事”[5]以应付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么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出来的。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其后，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步。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6]的现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暗昧无知”、“拘迂之见”、“茫昧自安”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7]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阔了眼界。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第四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反思和论述。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撰述，即鸦片战争、边疆史地、外国史地，都是关于客观历史方面的，它们从研究内容、对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的变化。这里要说明的，是史学自身在理论、方法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认识。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刺激了史学家们去研究一些和现实关系密切的历史；同时，也刺激了史学家们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史学自身怎样担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意识的激烈冲突中，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的两篇檄文。《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凡八节，其次第是：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新史学》是作者在《中国史叙论》的基础上，就普遍的史学理论问题做进一步阐发，所论诸项，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在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称，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全文六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二文节目多有异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贯通，内容互相补充。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构想，等等。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尾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在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倡言“新史学”，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
二、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一：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章太炎不以治史为主，但这个时期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梁启超可谓是把民族危机与史学变革结合起来的自觉者和先驱者。他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然过分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对传统史家（古代史家）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史界革命”不能回避的事情。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走得太远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对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在《新史学》中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四蔽”大体近之，“二病”似少分析。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比较了世界上“前者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后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等等。可以认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这个认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一定的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这些看法，“新史学”就谈不上对传统史学的继承，而“新史学”的创新或创造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然而，当时的章太炎却不持这种认识。他在重订本《訄书·哀清史》一文开篇写道：“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8]这是对中国古代“正史”的肯定。显然，章太炎的这个认识同上引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对历代正史的评价上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思想来看，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对于传统应相对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传统应比较激进；可是在对待传统史学上，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的错位。他提倡“新史学”是必要的，但他完全用“近世”史学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传统史学，从而对后者全部否定，则使自己堕入虚无主义的误区。反之，章太炎是对“近世”史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但他却能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传统史学的成就，从而使其在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较为合理的轨道。当然，章太炎作为一个“反清斗士”，他对于清代史学也有否定过多的言辞，所谓“哀清史”，一个“哀”字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不必为章太炎回避。
从下面这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章太炎对于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考和许多中肯的评价。他在《哀清史》一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起首写道：“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佑）、马（端临）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杜佑）评议简短，贵与（马端临）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王夫之）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鸣盛）、钱（大昕）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9]这一段话，从司马迁、荀悦到王鸣盛、钱大昕，对许多有影响的史家予以评论，而于评论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极简要、真切，其间包含着对古代史家得失的辩证认识。尤为难得的是，章太炎从方法论上对前人做出评价，认为《通典》和《文献通考》近于分析法，《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法。他还肯定了杜佑史论“简短”、王夫之史论“雅驯”，批评了马端临的“持论鄙倍”、王夫之的“辞无组织”。他认为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是“昧其本干，攻其条末”，等等。总的说来，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做具体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从上面这些评论来看，除对王、钱诸人的评价尚可商榷外，所论大致近是。而其字里行间，亦颇多“近世”意识与语境，并非以古论古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和较充分的根据认为：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的史学思想，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0]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11]。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12]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
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与“事迹”的关系。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13]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14]。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朝代为纬，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15]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16]。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表》，记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儒；二是《典》，记制度；三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纪》；五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17]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清初马骕《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幾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18]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的史学批评原则
上面所论章太炎史学思想，均据其20世纪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訄书》重订本修订增删，约于1915年出版《检论》一书。[19]《检论》卷八收录《哀清史》一文，而其所附则改为《近史商略》。所谓“近史商略”，是讨论宋、辽、金、元、明五史的得失。其间，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说的独到见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原则上的卓识。因此，本文特别提出来予以讨论。
章太炎首先肯定刘知幾对“晋后诸史”的批评和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继而指出：“自是有宋、辽、金、元、明五史，上比先达，不任执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尔来谈者，多优《金》、《明》，以《宋》、《辽》、《元》为下，此倒植之论已。”这是把通行之说提了出来，并断然认为是“倒植之论”，用语分量极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之说的根据是：“《元史》叙次疏阔，或一人而再传，此以华夷语隔，事状难理则然。而《宋史》尚亦多误。此《金》、《明》所优也。《辽史》简率，讹误少于《宋》、《元》，其文章雅驯，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认为这是“俗人所谓优劣者尔”[20]。
针对上述通行之说，章太炎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见解，即“作史者，当窥大体。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失其大体，而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则史有不如簿领者矣”[21]。对于这样一个“作史”的原则，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史学批评的原则。章太炎依据这一原则，对宋、辽、金、元、明五史进行评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
其一，《宋史》诸志，似不必过多称道。“若其以益、卫二王，附瀛国公本纪，犹存义法。”《明史》则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这就是说，本纪与列传、君主与臣子，不相吻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违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这种处置，是“去本干而存支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矣！纵存忌讳，不当纰缪若是甚也”。对这一段评论，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标准来看待，其中确有“义法”即体例是否严谨的问题。章氏所论，值得重视。这的确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气量上来得宽宏。
其二，《元史》“无论赞评议之辞”，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对于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诏书）不加修饰予以照录，不以“文辞鄙拙”近于“方俗俚语”为羞，“盖存其质而已”。对此，章太炎大加称赞。他引用刘知幾《史通·言语》篇批评前人作史“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而失实，过莫甚焉”以为佐证，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质”的表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