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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进取
——近2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初步分析[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所经历的20年，其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势，可以从深刻的反思与奋发的进取这两个方面来概括。反思，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当中“儒法斗争史”之类“影射史学”的反思，一是对“十七年”史学的反思。这是不同性质的两种反思：前者是肃清“**”对史学的歪曲、玷污的恶劣影响，后者是总结“十七年”史学的经验教训。进取，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被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一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创造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攀登历史科学的新高峰。
一、深刻的反思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的历程，是从思想上、理论上的深刻的反思开始起步的。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启示下，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次反思经历了六七个年头。1986年，我在一次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一个论点：通观中国史学发展史，曾经发生过五次反省。从史学史上认识这五次反省，对于认清史学发展的道路有重要的意义。这五次反省是：第一次出现在唐盛世，以刘知幾和他的《史通》为界标，其主要成就在于历史编纂学方面。第二次发生在清前期，以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为界标，其开端可上溯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他们的著作；这次反省的主要成就是从理论上对以往史学进行了总结、批判。第三次是在近代，以梁启超和他的《新史学》为界标；这次反省，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历史学者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算的意向，一方面也初步介绍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表明了中国史学家试图建立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愿望。第四次发生在“五四”以后，以李大钊和他的《史学要论》为界标；这次反省跟前三次相比有本质的不同，它的主要成就是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第五次反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史学界提出一些重要问题。
显然，第五次反省是最深刻的反省，这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范围大。以往的反省，是个别史学家或少数史学家提出问题，然后逐步扩大影响。这次反省，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中同时展开的，短时间内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学界。其次是问题多，有些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根本性质的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如何认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地理环境同历史发展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最后，这次反省，发生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和改革开放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这不仅决定了反省的深刻程度，也保证了反省必然取得的思想成果。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总结经验教训，史学界所得到的主要收获是：第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历史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抛弃以往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简单化做法，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损害了历史学的科学性。第二，初步澄清了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如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应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一切历史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反映等。第三，对一些还不能取得共识的问题，应当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继续开展讨论，如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这涉及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奴隶制社会的不同认识，涉及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的问题，关于怎样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和借鉴外国史学成果问题等。第四，过去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禁区”，许多过去还不曾被认识到的领域，逐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如对于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对于“反面人物”的研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等。
二、理论上的进步
这20年，中国史学界在理论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它的科学性及其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把它当作教条，陷入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误区。反思过去，这种误区虽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集中到一点，是如何认识、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从中国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以前的史学不曾有过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明确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便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以往史学的一个显著的区别。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问题在于，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包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能包含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因此，过分夸大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甚至把一切历史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就使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了，历史也被简单化了，甚至被曲解了。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说，反映了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的不足；从客观上看，这是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连续不断的“左”的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所致。对此，史学界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对于研究客观历史运动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以及研究史学本身发展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即史学理论的划分，阐明其区别与联系，从而进一步明确各自研究的重点及其意义，是理论上进步的又一个方面。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方面，不断有高水平的学术论著问世，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侯外庐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何兹全所著《中国古代社会》、胡如雷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导论卷）等，是这方面探索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在民族、地理条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职能、意识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上，都力图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进程，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认识，反映了这一探索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的发掘，在历史理论遗产方面，由零散的研究趋向于系统的研究；在史学理论遗产方面，已出现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并逐步走向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已成为史学界同人的共识。20年来，中国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介绍、分析西方史学的理论发展和思想流派，形成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汇的又一个**。其间，尽管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收获终归是主要的：认识了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激发了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热情。
史学产生于人类的历史活动，因而它不可能脱离人类的历史活动；人类的历史活动是有连续性的，所以史学也就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即“彰往察来”，“述往事，思来者”。这一点，中外史学是相通的。当人们反思“史学为政治服务”所造成的简单化倾向和“批儒评法”、“儒法斗争史”的荒谬时，应当把史学对于社会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巨大的作用同上述错误区别开来。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但史学必须保持自身的品格，这两点都是史学的属性所决定的。科学地和严肃地对待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现在和未来史学活动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认识，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正迈向理性的境界。
理论上的进步，是20年来中国史学经过拨乱反正、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主要标志，并将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新成就，新领域，新趋势
20年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在阵痛中实现的，也是在奋发中实现的。20年来，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考古学、专门史、地方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世界史等各个领域，都有新成果问世。有些领域，有重大成果问世。如中国通史方面，继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出版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7卷本）、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也将在最近出齐。自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和计划以后，几代史学家为研究、编撰中国通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写出了二三十部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可以看作是百年来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总结性成果。断代史或朝代史方面，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等，均是力作。吴天墀的《西夏史稿》、李蔚的《简明西夏史》等书的出版，推进了西夏史研究这一重要领域的发展。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展现了大型清史的宏大格局。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是这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几部各具特色的著作。革命史方面，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也有不少新成果问世。专史方面，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民族史、科技史、教育史，还是有关的制度史，以及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是著作林立，竞显其长。尤其是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经济史、科学技术史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如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4卷本）、漆侠的《宋代经济史》（2册），是专史中或以特色见长或以功底深厚而受到好评的。在历史地理方面，发展十分突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是一部考核精良的巨著；史念海的《河山集》系列，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上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历史地理学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劲旅。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以及新发现的江陵汉简、云梦秦简、郭店楚简、尹湾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研究，都是重大的收获，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对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推动历史研究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近20年来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对于进一步阐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和有关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有重要价值。近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项目，已取得突出的阶段性成果，如对于“天再旦”的考察与研究所得一项，即把中国历史纪年提前半个世纪左右。所有这些，都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世界史方面，不论是断代史研究，还是区域史、国别史以及专题研究，都有许多论著面世，不乏佳作。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6卷本）是两三代世界史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反映了八九十年代的新成就。在专题研究方面，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顾诚的《南明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等，都是精粹之作。
在这期间，中国史学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范围，增加了研究内容，深化了研究思路，丰富了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举例来说，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不同层次、不同内涵、不同结构的社会史、文化史论著竞相出版，成为近20年中国史学中的两个“热点”。就社会史来说，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家庭、婚姻、宗族、谱牒、生活习俗、信仰、服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累，欣欣向荣。就文化史来说，有不少贯通的、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区域文化研究，更呈蓬勃发展之势，《楚学文库》（17种）、《齐文化丛书》（4编22册）的出版，展现出中国古代南北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深厚底蕴与不同风貌；此外，如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东北、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都有许多著作问世，生动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关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近20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两个新的研究领域，已有许多著作受到公众的关注。这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富强、进步的历史转折。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关于地方史志的研究，也是蓬勃发展，鸿篇巨制，不绝于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修纂地方志的热潮，至90年代纷纷结出硕果。这是中国史学上自有方志以来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一次修志活动，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地方史如《北京通史》、《江苏通史》、《中国东北史》等多卷本著作，是近年出版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此外，西北史地研究，也有崛起之势。近年来，关于港澳历史文化研究和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及有关著作的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备受史学界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罗荣渠所著《现代化新论》一书，是这方面的开创性力作。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在世界史方面，关于比较研究是颇受重视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发展势头必将日渐加强。关于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规模宏大的高水平历史著作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中华文明史》（1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含10典100志）等书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对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关于这一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是近20年来中国史学中颇受关注的问题。前者主要是史学史的研究，后者主要是史学理论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新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和西方史学史著作多达数十种，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创获最多的年代。
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史学在经历反思之后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局面和积极、开放、奋发进取的趋势，人才辈出，成果累累。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断前进。为了继续发展，不断前进，迎接21世纪给中国史学带来的新任务，我们还必须正视当前中国史学所存在的种种不良世风、学风、文风的影响，如淡漠理论修养，疏于考镜源流；急于求成之心过重，潜心治学之志不足；或“超然”于世外，或媚俗以“入世”等。尽管这些现象不是主流，但它们的存在是毋庸讳言的，其消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应受到抵制并逐步予以克服。为此，史学工作者有必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学风建设。实事求是的学风，诚实、严谨、大度、进取的治学态度，是史学事业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研究，尊重学术史、科学史上的积极成果和当代人的积极成果，提倡开拓性、创造性研究等，都是学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第二，研究方向。重视研究方向的审视：一方面要有利于学科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有利于促进史学为当代社会发展进程服务，为国家、民族的历史前途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服务。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三，研究模式。要努力探索和改进历史研究模式，使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化和多样化，更加富于社会启示意义。要重视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也要重视普及和提高的发展方向，提高要避免走向经院式研究，普及要避免陷入庸俗化误区。
第四，人才培养。21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应当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当是能够同外国同行对话、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史学人才。因此，探索新型史学人才的培养机制，创造适应这种培养机制的客观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回顾既往，自无愧于历史；瞻望前程，当有为于未来。中国史学在21世纪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这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斗。
[1]原载《深圳特区报》，199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