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合（第2页）
没等姥爷回答，他又说：“小冬跟我说过，你说没有洗不干净的人。你看我身上一点屎也没有，我早就洗干净了，你说得没错。”他说这话的同时努力地撩开衣服露出肚皮。
姥爷把烟袋锅磕了磕，扶着树站起来，伸手摸了摸冯爱民的脸蛋，脸上有轻浅的微笑，像微风吹过水面。“过一阵子，我带着你去县里头看小冬。”他说。
冯爱民说，那段日子他和我姥爷就像是一对祖孙，他从老人那儿学会了糊风筝、编蝈蝈笼子，还学会了把铁锹插进干粪堆里，敲着锹柄把蝲蛄赶出来喂鸡。他最得意的本事也是我姥爷教给他的—在夏夜里把水盆和水桶摆在树下，然后摇晃树干，那些正在梦中的蝉就会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掉进树下盛满水的桶和盆里。在饥馑年代，这个捕蝉法曾经是我姥爷为我妈和我舅舅补充营养的独门秘技。在这件事上姥爷做得有些自私，他没有告诉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后来我从我妈口中得知：姥爷说那时候的树都被饥不择食的人扒了皮，而知了是不可能栖息在死树上的，因此知了的数量也有限，都去捉很快就没得吃了，我舅舅和我妈就有成为饿殍的危险。
那些年月，姥爷总是在半夜出门，近乎鬼祟地把装满井水的桶摆在树下。而第二天中午，我妈和我舅舅就能吃到煎成金黄色的蝉肉。这种靠树的汁液生存的昆虫绝对营养丰富干净卫生。后来有人发现了姥爷的秘密，但是他们偷艺并不成功，原因没什么复杂的—他们不会利用月亮在水面上的反光，也没琢磨出来应该在树下点一堆火，而我姥爷不过是利用了昆虫的趋光性而已。但这至少说明我姥爷虽然是个只读过几天私塾的老农，但人极聪明。
在大学里我曾和同学夜聊，把我姥爷捉蝉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一位同学听了大不以为然，他说他爷爷才叫聪明，这个老头从孙子那儿听到列宁同志在狱中用牛奶写密信的英雄事迹，就熬了一锅米汤拿毛笔蘸了写字，然后揣了一瓶碘酒到集市上给人算命。碰上求子的，就抻出一张纸口中念念有词，念完了就捏一把毛刷蘸了碘酒涂抹，一张白纸上就显出“必降麟儿”、“状元及第”等字来。问卦的人见了，舌头就咂到脚面上，欢天喜地地掏出一张两元大钞孝敬“半仙”。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列宁同志得悉此事之后有没有意见。遇到问其他事情的，我同学的爷爷也应付裕如，殊不知这老头已事先在家分门别类，那几叠白纸计有“求子”、“姻缘”、“寿数”、“寻物”、“仕途”、“出行”、“搬迁”、“盖房”等若干纲目，其下还有细分的子目录，非常齐全。美中不足的是，“大仙”有时难免会犯糊涂，譬如有次某人走失了一口肥猪，纸上却显现出“西邻有好女”，好像顾客是来给猪找对象的。又有一次，一待嫁的村妞来问姻缘，却看到纸上显出“谷雨得子”几个字，仿佛神仙鼓励未婚先孕。这种小概率事件导致老头被我公安机关“专政”了一年多，“生意”自然做不成了。我同学将乃祖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学过档案管理，但是他非常得意地说，虽然不怎么光彩，可他爷爷的智商谁也比不上，十万个老头里只有他一个能想到把“淀粉遇碘酒变蓝”转化为经济行为。我深以为然，亦极佩服他这个老骗子爷爷。
年湮日渺，那个遍地饿殍的年代已邈远，冯爱民家当然也并不缺口粮，这个男孩在那个夏天捉蝉的举动纯属贪玩。那段时间，冯爱民跟在我姥爷身后的情景，就如我后来在医院的锅炉房里和那个麻风病老头同饮一样引人侧目。
可这段令村里人匪夷所思的忘年交并没有维持多久，这一切因为我姥爷的死戛然而止。
据冯爱民说，我姥爷死之前的几天行动怪异，这个已近八旬的老人每日天放亮的时候就沿着梯子爬到房顶上。冯爱民对我姥爷敏捷如猿猴的身手惊诧不已，但接下来他看到的情形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姥爷爬上房后，开始一件一件地脱去衣服，直至一丝不挂。一具壮硕的老年男人的身体暴露在熹微的晨光之下……老人两臂自然下垂，两条肌肉饱满的腿叉开，深棕色的小腿上静脉蜿蜒，腿毛随风拂动。
四年之后，我在同样一个美好的早晨醒来，爬上宿舍楼的天台，与一轮虹膜充血似的朝阳对视。那时冯爱民的讲述和我的想象黏合在一起，大脑里就呈现这样一幅景象—我姥爷旁若无人地单手持着粗大坚硬的**，仿佛一位完全投入的指挥家手握指挥棒，激昂地演奏气势恢弘的交响乐，天上云流风转、百鸟齐鸣，焰火似的初霁簇拥着一轮飞扬跳脱的红日，房顶上，天人合一的我姥爷沐浴在晨光之中，筋骨膨隆，肌肉遒劲，他的**被霞光镀成24K的纯金色，他双眼微睁，双唇翕动，脸上是得大自在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笑容，嘴里喃喃的是只有天地鬼神才听得懂的语言。
冯爱民讲得眉飞色舞，我的脸上则是羞恼的绛红色，我只有用酒精制造出的酡红加以掩饰。冯爱民并没有注意我的反应，眉飞色舞的，把我姥爷生前的动作用粗俗的语言描摹得异常生动。
“我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他，我冲他喊：‘嗨，你干吗呢？你下来呀！’可你姥爷就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似的。”
冯爱民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我注意到他年轻的额头上爬着几条浅浅的抬头纹，有一些灰色的淤泥静卧于内，让我想起家乡干涸多年的河床。至少从面相上看，它们的存在拉近了我和这个十四岁男孩的年龄差距。这与我母亲有关，这个村妇唯一没有背叛我父亲的是：把我爸带给她的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强加给了我们兄弟，她要求我们按时洗脸洗脚刷牙用纸擦屁股，而不是用随手捡来的土坷垃和碎砖头，保持衣服干净整洁吃不言睡不语饭前便后要洗手。最重要的是，她从来不让我干任何农活，哪怕是每一个农村孩子都会的拾粪割草。因此，我的样子在我一度置身的农村显得不伦不类，我的衣服是农村孩子的样式，而我的脸和手与城市中的孩子一样光洁滑溜。坐在冯爱民对面的我心情杂沓纷乱，优越与自卑并存。
猛然想起，得知姥爷死讯的那天，有那么一瞬，冯爱民用摇把将拖拉机启动以及自如地驾驶拖拉机驰骋之时，我顷刻间忘记了悲伤，对这个农村孩子对拖拉机随心所欲的驾驭羡慕非常。
农村孩子通常要比同龄的城里孩子显老，也许你可以很诗意地说：这是因为农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更亲近泥土和阳光，随你怎么诗意我都不会反驳你，客观上你说得并不错，但他们与城市孩子在面容上的差异，“巧妙”地验证了“城乡二元论”存在的合理性—人们很容易从容貌和衣着上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然而你们不能说农民肮脏、土气，他们未老先衰的脸是一项臭名昭著的政策永不松动的帮凶。
在这之前我已从不同的渠道得知，冯爱兰已失去她头上的光环，这个当年杰出的农村政工干部终于被现实淘汰，取代她的是我舅舅那样与时俱进的聪明人。冯爱兰已非当年为自己成功化解奸情风波的冯爱兰，她的思想和她的姿色同步落伍于这个时代的速度。如果把她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比作失火的城门，那么她的两个弟弟理所当然就是被殃及的池鱼。
“我光顾看你姥爷了，没留神你舅舅就站在我身后。你姥爷那样把我看傻了，等我觉着脖子疼的时候就转了转脑袋，一侧身我见你舅舅两手背后站在当地，他也瞅着房顶，眼珠子一动不动，他的脸像块烧红的大铁板，我越瞧越害怕，就撒腿跑了。”冯爱民最后说。
我姥爷在死之前已经疯了，失去了常人应有的羞耻心，所以才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
如今在我看来，姥爷毫无先兆的发疯，恰恰使他回到了几乎所有人都不能抵达的某个秘境。这个将近八旬的老人在死亡将至之时，因为聆听到了某个神谕而欣然蜕去人世的皮囊，得到了类似婴孩混沌未开时的至乐。西谚说“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我想我姥爷就是“百岁之童”。
恭喜你，姥爷。
可我妈和我哥不这么看，我这两位至亲的亲人关上门说，我姥爷是得了一种叫花痴的病。我哥还偷偷跟我嘀咕，姥爷身体好，性欲远比一般人旺盛和亢奋。总之姥爷在死之前的癫狂让他们痛苦万分又备觉丢人。对他们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不过我在心里坚决否定了他们的判断—我觉着，姥爷做那事时，心里未必装着一个有气味、有体温、有**、有屁股的女人—用心灵的****，未必需要一个确切的受体存在。
姥爷，我懂你，这世上你只有我一个知音。
而在我舅舅看来，他的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成了一个老不要脸的露阴癖和**犯，虽然他未必听说过这两个词，但以他的道德判断，我姥爷在将死之时变成一个老流氓完全是报应，虽然说不出具体的因果，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得出结论—“报应，这是他妈的报应！”
接替冯爱民在院子里“观赏”我姥爷**的我舅舅，吐了一口浓痰后就是这么说的。那时冯爱民正飞速地逃离现场，我舅舅为我姥爷下的定论是冯爱民那对招风耳最后捕捉到的。
有那么一天，夜凉如水，阒寂无声。我舅舅蹲在墙角吸烟，他把烟雾喷向钢蓝的夜空。等烟雾散去之后他把头仰靠在土坯墙上，凝视着悬在中天的月亮。他说那像一块正在慢慢融化的圆形冰坨，四周有白色冰雾缥缈。他打了个透心凉的冷战，随后就听到自己牙齿的撞击声。这肯定是一个不凡的冷战，我舅舅成长为一个义务道德维护者或许就发轫于此。
村里人说，我舅舅看见公鸡在母鸡屁股后面转悠就踢一脚，碰到两只正在“狗合”的狗也要踢一脚，因此还被一条因为坏了好事而恼羞成怒的公狗咬了一口。但这并没有让他的道德维护热情稍减，再撞见“狗男女”他改用棍子抡而不是伸腿踢，他精准的棍术让村里的公狗不止一条患上器质性**，另一些幸未遭受棍击的公狗得了心理性**，侥幸正常的狗，正**时老远瞥见我舅舅提着棍子踱来就早泄，胆子最小的就缩了阳。如此这般，村里的母狗再被我舅舅撞到，虽说不敢招惹，但眼里已盛满了怨毒。
连我舅舅都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日后为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捉奸作的技术上的准备。
所以，当我舅舅发现姥爷在房顶上巍然而立时，他的第一感觉是“报应”，第二感觉是姥爷操的分明是他，而不是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我无相天人**。第二感觉点燃了我舅舅心底的怒火，冯爱民的脚步声消失后，他立刻援梯而上。
此后发生的事冯爱民就不知道了，村里的人对此也讳莫如深。只隐约听说，那之后我姥爷被我舅舅锁在猪圈旁边的枣树上。那棵枣树半截腰的位置，搭了一个棚子，是猪和我姥爷睡觉的地方，兼猪们的五谷轮回之所，因此腥臊恶臭刺人心脾，唯一的好处是不能遮风尚能挡雨。另有一些人说，我姥爷被反锁在配房里，这间屋子堆满了用来冒充羊皮的狗皮和用来冒充牛皮的马皮，我姥爷就睡在一堆散发着刺鼻腥膻的动物毛皮上。这些人补充说，你舅舅舅妈一日三餐都送进来，并没有委屈了你姥爷。所以，在弥留之际我姥爷究竟置身何处成了一个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自己的儿子囚禁起来，直至魂魄从他的身体内飘走。
村里肯把姥爷临死时的情况说给我听的人，尽管讲述内容不同，但他们都没有对我舅舅的行为有所指摘，他们摇着头，语气玄远众口一词：疯了，都疯了……
二十天后，我姥爷死了。我妈跳上冯爱民的拖拉机回去奔丧，再回到县城时头发零乱，似被人薅过的参差不整，额上有青紫，红肿的眼袋突兀，横截面上泪光**漾，似要随时溢出。她一语不发，比徐庶的嘴还紧，不管我怎么问她也不肯吐露哪怕一个字。我妈拿了些东西就去医院了，我用屁股也能想到，她更不可能跟姥姥说一个字。
我从冯爱民的嘴里看到了我姥爷的遗容。就在我姥爷死的那天，天上还有几颗零散的星星，他爬上我舅舅家的墙头，看见几个男人把我姥爷的尸体抬进一口白皮棺材，我姥爷**的双腿搭在棺沿上，尸体太长，棺材太短，我聪明的舅舅指挥他的儿子们把尸体翻过来，攥着尸体的脚脖子把两腿蜷曲，摆成一个跪姿装进棺木。这个过程把他们累得气喘吁吁。盖棺的时候，父子四人又遇到了麻烦，我姥爷宽大的肩膀高于棺材的边缘，根本盖不上。这回是我做警察的大表哥表现出职业赋予他的经验，他指挥父亲和兄弟坐在棺盖上，臀部狠命下压，大表哥挥动铁锤，顺利钉下了第一根钉子，然后是第二根，第三根。
冯爱民说，我舅舅和我的几个表哥跳上去，几轮屁股打夯似的砸在棺盖上，这时，他听到棺材里咔吧咔吧的，像是骨头折断的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