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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化阶段
《文心雕龙》从第三十二篇《镕裁》一直到第四十四篇《总术》，全部谈论具体写作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能够把灵感和构思落实到纸面上。一个人的灵感、思路毕竟是纯粹精神的东西，要让它们转化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有一个把它们语言化、文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创作的物化阶段。
《镕裁》一篇主要讲的是怎样炼意和炼辞。首先要考虑情意，在确定情意的基础上考虑使用什么样的体裁；确定体裁后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文字来使立意物化，既包括选择主题的问题，也包含修辞的问题。这一篇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这是从情理、体例、内容、修辞的相互关系来谈，要根据气质的“刚”“柔”来选择文体，要根据时数的变化来选择得体的言辞。
在沈约“四声八病说”的基础上，刘勰也全面地研究了文学不能回避的声律问题。关于声律部分的论述，是汉语独有的特色，彰显了汉语言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理论的自觉发展，汉语的语音美也进入了文学家和批评家的视野。范晔能识宫商，把语言音律问题纳入文学的范围；在阴阳上去四声的基础上，沈约又提出了“八病”的概念，创制了格律诗；刘勰在《声律》一篇中谈到了语言音律难于音乐的问题。[5]另外，刘勰还在该篇中总结了其他一些诸如声与字的用法等问题，体现出我国古代文论中就有了高度丰富的音系学成就。无独有偶，西方文论向来也关注声律问题，只是语言的不同使得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大不一样。从声音的意义上谈，西方人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6]，这就是说语音美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构成，体现出了西方以表示语音的符号为语言的特点。他们认为语音与意义密不可分，所以关于声律的研究也不是对声音表演的研究，而是对语音固有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证据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音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相互区分的语音基本元素“最小对立体”——就体现出了人类语音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语言音乐性的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声律的研究更多是以一种近似科学分析的方法展开的，而中国的声律研究则更贴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技法研究。
关于如何行文，刘勰在《章句》一篇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这段话说明安排章句要从内容、情韵两个方面来考虑，还要考虑语言的声音和书写方式等问题。这已经是非常细致和专门的技术问题了。西方认为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所以在语言学和语言史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文体学的理论来。如果文学艺术的语言被当作“活的语言”来成为语言学的材料的话，那么再把审美问题考虑进来，文体学就有了重大的价值。在不同的文体与修辞的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取向，这也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方面。
另外，《文心雕龙》的《比兴》一篇讨论了比喻和起兴的问题。关于起兴的问题，在本节前文已做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比喻的问题，中西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使在《文心雕龙》之中，比喻也是一个修辞技法问题；而在西方思想中，比喻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比喻是与神话意象相连接的。“意象”所代表的感觉重现，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是文学创作论的研究课题。早期人类神秘的神话中潜意识所带来的“象征”也成了西方文学的重要发展线索，甚至是文学思潮与运动的重要主题。第二，西方语言哲学还认为隐喻是人类语言的普遍模式，甚至是人们赖以为生的方式，即语言的本质是隐喻的、表征的，同时也是被隐喻、被表征的。所以在我们研习西方文论时，要考虑到“隐喻”这个概念的多重性。这一点，中西方的话语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刘勰在《夸饰》一篇中还讨论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丽辞》专章讨论对偶，《事类》讲了引言问题，《练字》谈论文字，《隐秀》专论含蓄与精警，《指瑕》讨论了写作中的毛病以及修改的问题，《养气》以中国思想特有的范畴讨论了创作时如何让作家的心性与工作相结合，《附会》讲了如何让文意与章句配合。这些讨论的主题有些是汉语言文学独有的，有些又与西方思想有呼应之处，在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这一点。
到了《总术》一篇，刘勰讲了“文、笔、言”的区别，他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与“论文序笔”的思路是一致的。又说：“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以告诫为文者要重视创作方法论的问题。
原典选读
一、刘勰论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构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二、陆机论文学创作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谴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躑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可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选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故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