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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文学语言不仅与其他的语言形式存在重要的差异，它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上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把握住这些特点是进一步理解文学语言的重要环节。
对于文学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我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文学语言能不能充分表达它的意义？第二，原因何在？第三，意义如何尽可能地被充分表达？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陆机在《文赋》中开篇即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陆机的“物”“意”“文”和刘勰的“思”“意”“言”表达的是文学创作的同一个过程：从事物或对其构想，到形成主观意向，再具体落实到文本意义。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逐步衰变、很难让人满意的过程，即文学语言根本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其实这一点不光是文学，在哲学层面上尤然。老子的《道德经》中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也说过：“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篇》）《周易》中的话尽人皆知：“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孟子也说过：“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怀疑更是根深蒂固的。先不说怀疑派的过激言论，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上的争论都是来自语言本身的含混，因此他呼吁不能言说的部分必须保持沉默；海德格尔不信任哲学语言，在其创作前期，他宁愿将日常语言加以改造重新赋予新义，借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后结构主义更是发现，意义只能在语言的延异游戏中被无限延宕，它不可能被最终锚定，就像永远等不到的“戈多”。
可见，言不尽意是一种普遍现象，语言总是与意图之间存在偏差，而且语言不能够触及的地方好像还蕴含着更深的意义。那么，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进言之，语言在表达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要从语言的本质说起，尽管这个问题很难说清。第一，了然的是，语言跟事物和人的意识完全不同，它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第二，这一道屏障不仅先于个体而存在，而且它本身被融入了非常深厚且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意义，尤其跟民族文化血脉相连，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言：“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5]适因于此，语言中才蕴含了无比巨大的信息量。第三，语言不是具体的事物，它只能是事物的替身，而且只能被任意武断地确定下来，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概括的和表征的，也就是说，进入语言系统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失去其活生生的个体特征。第四，这样一来，用它进行交流，必然会引起误解，因为交流只能是间接性、暗示性的，你不可能直接拿出一座山或一条河来给对方看。在此意义上，语言跟它的指涉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的意义只能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第五，语言并非只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它还深刻地影响到人的思维，甚至思维本身正是语言的产物。索绪尔说得明白：“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6]如果此言不虚，那么西方延续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哲学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有语言才是哲学的终极实在。所以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才说“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海德格尔才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说得更直截了当，“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由于它进入到语言之中”[7]。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语言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用它来作为文学表达的载体，必然会遭遇到诸多麻烦，主要包括：
首先，语言本身是抽象的、概念式的，但在文学中却要用它来组织成生动鲜活的形象，或者说，文学语言需要用抽象的符号系统再现具象的社会生活，而且这种再现不是通过概念表达，而是要诉诸接受者的想象。这就意味着需要对语言的本性进行克服，使它变得形象化、情感化。
其次，语言本身由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其使用过程中——正如上述，对语言的“使用”本身恰恰要受制于语言的固有逻辑——很可能会遮蔽作者的本来意图，造成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和刘勰所说的“言征实而难巧”的现象。
最后，文学语言的表达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思想，而是更像“一团星云”的前思想状态的情感，情感的特点正在于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所以陆机才说恒患“文不逮意”；刘勰才说“意翻空而易奇”；苏轼对此尤有深刻体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这样看来，即便说文学语言是一种能够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工具，它也算不上是称职的工具，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盲点、迟滞甚至错失。但是，文学毕竟不是宗教，在禅宗那里，文字恰恰是需要被破除的“业障”；它也不是哲学，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意义已经被解构成无限延异的踪迹游戏，甚至连书也被解构了。因此，对文学来说，“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僧肇《般若无知论》），作为语言艺术，除了语言之外，文学恐怕只能是空无一物了。这样看来，探求究竟如何才能表情达意就成了当务之急。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彼之毒药，吾之蜜糖”，对于哲学往往造成大麻烦的语义的不确定性，恰恰在文学这里显现出了它的优点。这就是说，语言的模糊性对文学来说反而是积极的。
中国文论一直都非常强调“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为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还创造了很多表现手法，比如，陆机在《文赋》中说要“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认为这样能“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也认为“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可见，用少量的语言来传达巨量的信息，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它能使“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也就是产生韵味，甚至具有“韵外之至，味外之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
如此看来，能够做到“以少总多”的寥寥数笔也绝非是任性随意的偶一为之，它必须要经过艰苦的技术训练，达到很高的熟练度以后才可能拥有这种语言能力。因此，对于那些正在通往这种精湛高超的写作能力途中的大部分作家来说，扎实的技巧训练还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创作论”部分会专门讲到。
原典选读
一、庄子论语言和意义问题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君曰：“渔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
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鱼不畏网，而畏鹈鹕。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庄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学，承意不彼。
……
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汤与务光，务光怒之。纪他闻之，帅弟子而踆于窾水，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杂篇·外物》）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
（《庄子·外篇·秋水》）
二、王弼论言、象、意关系问题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三、刘勰论文学想象、语言与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