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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
新俄画选小引
大约三十年前，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Brandes）游帝制俄国，作《印象记》，惊为“黑土”。果然，他的观察证实了。从这“黑土”中，陆续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使西欧人士震惊，首先为文学和音乐，稍后是舞蹈，还有绘画。
但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绘画是还在西欧美术的影响之下的，一味追随，很少独创，然而握美术界的霸权，是为学院派（Academismus）至九十年代，“移动展览会派”出现了，对于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力加掊击，斥模仿，崇独立，终至收美术于自己的掌中，以鼓吹其见解和理想。然而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所以后来，艺术遂见衰落，而祖述法国色彩画家绥珊的一派（ist）兴。同时，西南欧的立体派和未来派，也传入而且盛行于俄国。
十月革命时，是左派（立体派及未来派）全盛的时代，因为在破坏旧制。——革命这一点上，和社会革命者是相同的，但问所向的目的，这两派却并无答案。尤其致命的是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所以当破坏之后，渐入建设，要求有益于劳农大众的平民易解的美术时，这两派就不得不被排斥了。其时所需要的是写实一流，于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暂时的胜利。但保守之徒，新力是究竟没有的，所以不多久，就又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破灭。
这时候，是对于美术和社会底建设相结合的要求，左右两派，同归失败，但左翼中实已先就起了分崩，离合之后，别生一派曰“产业派”，以产业主义和机械文明之名，否定纯粹美术，制作目的，专在工艺上的功利。更经和别派的斗争，反对者的离去，终成了以泰忒林（Tatlin）和罗直兼珂（Rodsko）为中心的“构成派”（Konstructivismus）。他们的主张不在Komposition而在Konstruktion，不在描写而在组织，不在创造而在建设。罗直兼珂说，“美术家的任务，非色和形的抽象底认识，而在解决具体底事物的构成上的任何的课题。”这就是说，构成主义上并无永久不变的法则，依着其时的环境而将各个新课题，从新加以解决，便是它的本领。既是现代人，便当以现代的产业底事业为光荣，所以产业上的创造，便是近代天才者的表现。汽船、铁桥、工厂、飞机，各有其美，既严肃，亦堂皇。于是构成派画家遂往往不描物形，但作几何学底图案，比立体派更进一层了。如本集所收Krinsky的三幅中的前两幅，便可作显明的标准。
Gastev是主张善用时间，别树一帜的，本集只收了一幅。
又因为革命所需要，有宣传，教化，装饰和普及，所以在这时代，版画——木刻、石版、插画、装画、蚀铜版——就非常发达了。左翼作家之不甘离开纯粹美术者，颇遁入版画中，如玛修丁、（有《十二个》中的插画四幅。在《未名丛刊》中。）央南珂夫（本集有他所作的《小说家萨弥亚丁像》）是。构成派作家更因和产业结合的目的，大行活动，如罗直兼珂和力锡兹基所装饰的现代诗人的诗集，也有典型的艺术底版画之称，但我没有见过一种。
木版作家，以法孚尔斯基（本集有《墨斯科》）为第一，古泼略诺夫（本集有《熨衣的妇女》），保里诺夫（本集有《培林斯基像》），玛修丁，是都受他的影响的。克里格里珂跋女士本是蚀铜版画（Etg）名家，这里所收的两幅是影画，《奔流》曾经绍介的一幅，（《梭罗古勃像》）是雕镂画，都是她的擅长之作。
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这区区十二页，又真是实不符名，毫不能尽绍介的重任，所取的又多是版画，大幅杰构，反成遗珠，这是我们所十分抱憾的。
但是，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但竟为艺苑所弃，甚难继续，今复送第五集出世，恐怕已是晌午之际了，但仍愿若干读者们，由此还能够得到多少裨益。
本文中的叙述及五幅图，是摘自昇曙梦的《新俄美术大观》的，其余八幅，则从R。Fueloep–Miller的“TheMindandFa”所载者复制，合并声明于此。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夜，鲁迅。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所载。）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罢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所载。）
“浮士德与城”后记
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L。A。Magnus和K。Walter所译的“ThreePlaysofA。V。Lunacharski”中译出的。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着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
“Anat’oliVasilieviacharski”以一八七六年生于Poltava省，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Lunacharski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Kiew受中学教育，然后到Zurich大学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Avenarius和Axelrod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Krylia（翼）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Vper?d（前进），并且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Pdánov及Gorki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Vologda，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Iskra（火花）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〇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Lunacharski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Lunacharski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Blok，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Sidney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Shelley和他的伟大；Esènin，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DemianBedny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LEF（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EspritNoveau（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Lunacharski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Relapsing）。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里面去；至于Blok和Bely，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Lunacharski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〇〇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Maeterlinko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
Lunacharski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十二岁时候，他就写了《**》，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〇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Oliverwell》和《Thomasella》；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
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