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诸子002（第4页）
李淳风，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寻又上言曰：“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观其制度，疏漏实多。臣案《虞书》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则是古以混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周官》大司徒职，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
此亦据混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时，洛下闳复造混天仪，事多疏阙。故贾逵、张衡各有营铸，陆绩、王蕃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机应漏水，或孤张规郭，不依日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黄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道，月游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于内；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
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然竟善其言而止。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显庆元年，复以修国史功封乐昌县男。先是，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人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子谚，孙仙宗，并为太史令。
吕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徵曰：“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即征才，令直引文馆。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允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迁太常博士。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今略载其数篇。
其叙《宅经》曰：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
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并是子姓苗裔。自余诸国，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又检《春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
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
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燎，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
案《春秋》，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以此推之，庄公乃当禄之空亡。依禄命书，法合贫贱，又犯勾绞六害，背驿马三刑，当此三者，并无官爵。火命七月，生当病乡，为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案《齐诗》讥庄公“猗嗟昌兮，颀若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
唯有向命一条，法当长命。依检《春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此则禄命不验一也。又案《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当破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法当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当绝下，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今检《史记》，始皇乃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禄命不验二也。又《汉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岁七月七日平旦时生。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虽向驿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无官荣，老而方盛。今检《汉书》，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后，户口减半。禄命不验三也。又按《后魏书》云：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生。今按《长历》，其年岁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驿马三刑，身克驿马。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命当父死中生，法当生不见父。今检《魏书》，孝文皇帝身受其父显祖之禅。礼云：“嗣子位定于初丧，逾年之后，方始正号。是以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禅，异于常礼，躬率天下，以事其亲，而禄命云不合识父。禄命不验四也。又按沈约《宋书》云：“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又当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当早卒。今检《宋书》，高祖长子先被篡弑，次子义隆，享国多年。高祖又当祖禄下生，法得嫡孙财禄。今检《宋书》其孙刘劭、刘浚并为篡逆，几失宗祧。禄命不验五也。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礼》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然《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至于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传》云：“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则贵贱不同，礼亦异数。欲使同盟同轨，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之。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礼经善之。《礼记》云“卜葬先远日”者，盖选月终之日，所以避不怀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
谨按春秋之际，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此则葬不择日，二也。《礼记》又云：
“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时。”郑玄《注》云：“大事者何？谓丧葬也。”此则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春秋》云，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郑简公，于时司墓大夫室当葬路。若坏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坏其室，即日中而窆。子产不欲坏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然子产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为诸侯之选，国之大事，无过丧葬，必是义有吉凶，斯等岂得不用？今乃不问时之得失，唯论人事可否。《曾子问》云：“葬逢日蚀，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备非常也。”若依葬书，多用乾、艮二时，并是近半夜，此即文与礼违。今检《礼传》，葬不择时，三也。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
然今按《孝经》云：“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疆；苟德不建，则人而无后，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臧孙有后于鲁，不关葬得吉日，若敖绝祀于荆，不由迁厝失所。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古；吉凶之理，何从而生？其义五也。且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师。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则何因名位无时暂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
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预修《文思博要》及《姓氏录》。显庆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才上言曰：“臣按《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
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合韵。”
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才龙朔中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记》二十卷，行于时。
子方毅，七岁能诵《周易》、《毛诗》。太宗闻其幼敏，召见，甚奇之，赐以缣帛。后为右卫铠曹参军。母终，哀恸过礼，竟以毁卒。布车载丧，随轜车而葬。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刍一束，于路隅奠祭，甚为时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孙定音律，仁均正历数，淳风候象纬，吕才推阴阳，订于其伦，咸以为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之法，秦火籍炀，历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孙复始，大可叹也。淳风精于术数，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则所未喻矣。吕才核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亦贤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议，盖有意焉。
赞曰：祖、傅、淳、才，彰往考来。裁筠嶰谷，运箸清台。推迎斡运，图写昭回。重黎之后，诸子贤哉！
旧唐书
○褚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
褚遂良，散骑常侍亮之子也。太业末，随父在陇右，薛举僣号，署为通事舍人。举败归国，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十五年，诏有事太山，先幸洛阳，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太宗深然之，下诏罢封禅之事。其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
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时魏王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其年，太宗问侍臣曰：
“当今国家何事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遂良进曰：“当今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心常忧虑，颇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岁久，即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于是限王府官僚不得过四考。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因曰：“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时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两汉以郡国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分疆，杂用周制。皇唐州县，祖依秦法。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
如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郡帅，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合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人兴歌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见，陛下儿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人者，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于弟，自兹已降，取为准的。封立诸王，虽各有国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唯二王稍恶，自余餐和染教，皆为善人。则前事已验，惟陛下详察。”太宗深纳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
“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时频有飞雉集于宫殿之内，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为宝鸡。后汉光武得雄，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寻授太子宾客。
臣闻信为国本，百姓所归，是以文王许枯骨而不违，仲尼宁去食而存信。延陀曩岁乃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平沙塞，狼山、瀚海，万里萧条，陛下兵加诸外而恩起于内，以为余寇奔波，须立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其怀恩光，仰天无极，而余方戎狄，莫不闻知，以共沐和风，同餐恩信。顷者频年遣使，请婚大国，陛下复降鸿私，许其姻媾。于是报吐蕃，告思摩，示中国，五尺童子人皆知之。于是御幸北门，受其献食，于时百僚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欢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乐以终日。百官会毕，亦各有言，咸以为陛下欲得百姓安宁，不欲边境交战，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预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君子不失色于物，不失口于人。晋文公围原，命三日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虑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临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边境不得无风尘。西州、朔方，能无劳扰？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无信而怀惭，不可以训戎兵，不可以励军事。伏惟陛下以圣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而结庶类，以信义而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