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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宗教与科学
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难点在于：要将这个问题阐释清楚，对于“宗教”意指什么、“科学”意指什么，我们在头脑中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概念。同样，我希望尽可能地用最一般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在特殊信条（科学的或者宗教的）对比的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的类型，然后对目前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形势做出一些确定的结论。
当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科学成果与宗教教义似乎已经达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因此，要么抛弃明确的科学学说，要么抛弃明确的宗教教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双方的论战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论战者都持有这个结论。每一次论战都会将那些激烈的知识分子引入公开的论战中，这些知识分子持有这个结论。
敏感的人对这个问题所感到的忧虑、追求真理的热诚以及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必然会引起我们最真诚的同情。当我们思考“对人类来说，宗教是什么，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未来的进程我们由这一代人对宗教与科学两者关系的界定来决定。这里，有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除了各种感官冲动之外）影响着人类，并且它们似乎彼此对立。这两种力量就是：宗教直觉、精确观察和逻辑推理。
曾经，一个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建议他的同胞使用大比例尺的地图，以防止恐慌、痛苦以及对国家间真正关系的普遍误解。同样，在讨论人类本性中的永恒元素间的冲突时，我们最好用大比例尺绘制我们的历史图案，并使我们自己从目前所面临的冲突中解放出来。如果做到这点，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两个显著的事实。第一，宗教与科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第二，宗教与科学两者都在不断发展。在基督教早期，基督徒普遍具有这样一个信念：在当时的人类还活着的时候，世界末日将会来临。至于这个信念是多么权威性地被公布，我们只能做间接的推测。但是，以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信念被广大信徒们所信仰，并且成为普遍的宗教教义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部分。后来，这个信念被证明是错误的，基督教教义调整自身并适应了这个转变。再者，在早期基督教教会中，个别神学家非常自信地从《圣经》中推论出关于物质世界本质的观念。公元535年，一个名叫科斯马斯（as）的修道士[1]写了一本名为《基督教的地形学》的书。他是一个旅行者，曾经游历过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最后在亚历山大城——当时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的一个修道院住了下来。在这本书中，基于他自己用一种文学方式逐字逐句地推理出来的经文的直接含义，他否定地球有对立的两极，并声称世界是扁平的平行四边形，其长度是宽度的两倍。
17世纪，地动说受到了天主教庭的谴责。一百年以前，地质学所提出的时间的延展性使得宗教人士（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非常苦恼。现如今，进化论同样是宗教的绊脚石。这些仅仅是能说明一般事实的事例中的少数几个。
如果认为这种循环产生的困惑仅仅局限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并且在这种争论中，宗教总是错误的，科学总是正确的，那我们的想法就错了。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并且用简单的这几句话是无法概括的。
源于本身固有观念间的冲突，神学也展现出了同样的不断发展的特性。这个事实对神学家们来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但在论战之中却经常被曲解。我并不想夸大其词，所以我将只谈谈罗马天主教作家。17世纪的一位名叫彼特维阿斯（Petavius）的博学的基督教修士证明，基督教头三个世纪的神学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在5世纪之后就会被谴责为宗教异端。红衣主教纽曼（Newman）撰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教义的发展。这篇文章是在他成为伟大的罗马天主教教父之前写的，但是，在他整个一生中，这篇论文从来没有被收回，并且不断被重印发行。
科学比神学更具有可变性。任何科学人士都不可能不加修正地认同伽利略的，或牛顿的，或他自己十年前的科学信念。
在宗教与科学两个思想领域中，一直都存在增补、分歧和修正。现在，即使我们将一千年或五百年前的论断重新拿出来，它的意义也要被限制或扩充，这些在早几个世纪是想象不到的。逻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不存在中间状态。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表达某个重要真理的命题也要受到目前还未被发现的事物的限制或修正。我们的知识具有一个普遍的特点：我们一直都知道重要真理的存在，然而，我们能够做出的关于这些真理的唯一表达形式就是预设概念的一个一般观念，而这个观点可能被不断修正。我将列举两个科学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伽利略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宗教法庭说太阳绕着地球转；牛顿派天文学家则采用一种空间绝对论，认为太阳和地球都自转。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三种论断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同等正确的，只要你采用这些论断所采用的方式来定义你所理解的“静止”和“运动”的含义。在伽利略与宗教法庭论战的年代，伽利略陈述事实的方式对科学研究而言毫无疑问是极其有利的。然而，就这个说法本身而言，它并不比宗教法庭的说法更为正确。但在那个时代，任何人都没有产生近代的相对运动概念，因此，这个说法便是在不知道更加完整的真理要求的条件下做出的。地球和太阳运动的问题表达了宇宙中的一个真实事实。上述三方面都掌握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真理。只是用那些时代的知识来看，这些真理显得是相互矛盾的。
我将列举另外一个近代物理学的事例。自从17世纪牛顿和惠更斯的那个时代以来，关于光的物理性质一直存在两种理论。牛顿的理论认为：光是由微粒流构成的；当这些微粒撞击我们的视网膜时，我们就产生了光的感觉。惠更斯的理论认为：光是由一种无所不在的以太所产生的极细微的振动波构成的，这些波随同光线一道传播。这两种理论是相互矛盾的。18世纪，人们相信牛顿的理论；19世纪，人们相信惠更斯的理论。现在，我们发现有一大群现象只能用波动理论来解释，同时另一大群现象只能用微粒理论来解释。科学家们不得不暂时保持现状，等待未来的发展，希望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以调和这两者。
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分歧问题，我们应当采用同样的说法。科学与宗教这两个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其被以批判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有博学的权威的）为基础的有力证据所证明，我们就不会相信它。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诚实地采纳了这个前提，那么两者在相互交错的细节上的冲突就不会使得我们轻易地抛弃那些具有有力证据的学说。我们可能对其中的某一套学说更加感兴趣。然而，如果我们具有远见和历史思想感，那么我们将会等待，并且不会参与这两种思想的互相攻讦。
我们应该等待，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动或失望地等待。冲突是一个征兆，它标志着还存在更为广阔的真理和更为美好的前景，在那里我们发现更为深刻的宗教与更为精微的科学调和起来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事，但人们却过分强调了。一个小小的逻辑矛盾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可能就是双方某个特征上的小调整。我们必须记住，科学与宗教各自所处理的事件的性质有很大不同。科学是处理管理物质现象的一般条件；宗教则完全沉浸于对道德和审美价值的沉思。一方拥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则拥有对神性之美的沉思；一方所见的，另外一方则看不见，反之亦然。
例如，让我们来看看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和亚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aintFrancisofAssisi）的生平。从自然科学方面来说，在他们的生平中，你仅仅能发现生理化学原理和神经反应动力学原理运用的一般事例；从宗教方面来说，你则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例。如果应用到这些特殊事例上的科学和宗教的原理缺乏完美且完整的表达法，那么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说明这些人的生平，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这难道是值得惊奇的事吗？如果情形不是这样，它将是一个奇迹。
然而，认为我们不必理会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一个明智的年代，绝不存在一种放弃有关真理和谐之图景的所有愿望的主动关注。安于分歧就是对公正精神和高尚道德的破坏。具有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将思想上的每一种矛盾都探索到彻底解决为止。如果压制这种冲动，就不会从被唤醒的思维中获得科学和宗教。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以什么精神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此，我们遇到了绝对重要的关键点。
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是一个机会。我将列举科学的事例来解释这一点。氮的原子量是众所周知的，同样，一定质量中的原子的平均质量总是相等的，这已经是一个确定的科学理论。已故的瑞利勋爵（Lh）和已故的冉赛爵士（SirWilliamRamsay）发现，如果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获得氮——每一种方法都同等有效，他们总是会观察到这两种情形下的原子的平均质量存在微小的差异。现在请问：如果这两个人对化学理论与科学观察之间的冲突感到失望，这是理性的行为吗？假设某个国家由于某种原因高度认同这个化学理论并将之作为自身社会秩序的基础，那么禁止揭露这一事实——科学实验产生了与之相冲突的结果——的行为，是明智的吗？是正义的吗？是道德的吗？或者换一种说法，难道瑞利勋爵和冉赛爵士应该宣布这个化学理论已经是被拆穿的西洋镜吗？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用这两种办法对待问题都是不正确的。瑞利勋爵和冉赛爵士是这样做的：他们马上认为他们找到了某种观察的门径，根据这条门径可能发现某种以前没有观察出来的精微的化学理论。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分歧不是灾难，而是扩展化学知识范围的机会。你们都知道事情最终的结局：最后氩被发现了，这种新的化学元素因和氮混合在一起而不知不觉地藏在里面。但是这个事情还有下文，正是我所要列举的第二个事例。这个发现使得人们重视精确地观察通过不同方式制取的化学物质间的细微差别。接着有人用最精密的方法进行了观察。最终，另外一个名叫弗·威·阿斯顿（F。W。Aston）的物理学家——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thedishLaboratory）工作——发现，甚至同一元素也可能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形式，学名同位素。平均原子量不变的法则在各组同位素中是适用的，但在各组同位素之间稍有不同。这一研究使得化学理论的力量大大增强，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意义远远超过了氩元素的发现。这两个事例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你们不妨将之应用到宗教与科学的问题之中去。
在形式逻辑中，矛盾象征着失败，但是，在实际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其却象征着走向胜利道路的第一步。这是必须最大限度地容忍不同意见的充分理由。这种容忍的责任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总结在这样一句话里：“容这两样一起成长，等着收割。”基督教徒不能遵循这条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教义，真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件怪事。但是我们对追求真理所需要的道德品质的讨论还不彻底。捷径只能通往虚幻的成功。如果你愿意抛弃自己一半的证据，那么你就很容易找到一种逻辑和谐并能很好地应用于事实领域的理论。每个时代都有逻辑清晰的智者，他们能理解某些人类经验领域的意义，并形成或继承了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完全符合他们所感兴趣的经验。这种人常常坚决地把一切产生矛盾，因而使他们的思想体系发生混淆的证据完全搁置一旁，或设法自圆其说。凡不能配合到他们的体系中去的都被认为是胡说。唯有毫不犹豫地将全部的证据都考虑在内，才能防止像流行见解一样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这个建议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难以遵循。
难以遵循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预先思考构思，然后再行动。自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沉浸在行动之中，只能偶尔通过思考引导我们的行动。因此，在各种不同的经验领域之中，我们不得不采用那些能够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思想。即使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视阈之外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还是要相信那些普遍有效的思想。同样，除了行动具有必要性之外，全部的证据——除非具有不完全和谐的理论的形式——都无法长期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我们无法通过无限繁杂的细节来构思，我们的证据唯有在一般观念的指导下才能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继承的这些思想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不是永远静止不变的。它们或者退化为毫无意义的公式，或者被更加精微的理解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增加了新的生命力。在批判理性的推动下，在感性经验之栩栩如生的证据面前，在科学观察之冷静而确定的事物之中，它不断被转变。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你不可能让它们静止不变。任何一代人都不仅仅是在重复他们先辈所做的事情。你可以在形式的流变中保持生命，或者在生命的低潮落中保持形式。但是，你不可能永久地将同一个生命圈在同一个模式中欧洲各民族目前的宗教状况说明了我所提出的说法。这里的现象是复杂而混乱的。宗教的反作用和复兴是存在的。但总体上说，许多世代以来，宗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逐渐衰退。每一次复兴都只能达到比前人低一等的高峰，而每一个松懈时期则陷入一个比前人更低的深渊。平均的曲线说明宗教的声势是日益消沉的。某些国家的宗教兴趣比其他国家要浓，但是，即使在那些宗教兴趣相对浓厚的国家，宗教兴趣还是随着世代的延续而衰退。宗教正在下降为一种美化舒适生活的公式。一次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是许多原因汇合在一起造成的。在本章讨论的范围内，我打算谈论其中的两个原因。
第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宗教都处于防守的状态，并且是弱势的防守状态。这个时期是人类理智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下，思想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状况。宗教界的思想家在任何形势下都是被动的。宗教中那些被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经过挣扎、失落和诅咒之后，最终要么被修正，要么被重新解释。于是，下一代宗教辩护者便恭贺宗教界所获得的更深层次的洞见。在许多世代，这种不体面的撤退不断重复着，最终几乎完全毁掉了宗教思想家的知识权威性。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宣布的那些理论修正了我们的思想，这便是科学的成功。我们不会因为旧的科学理论被抛弃了，而认为科学又失败了。我们知道科学的洞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非以与科学一样的精神面对改变，否则宗教将永远不会重获它昔日的力量。宗教的原则可能是永恒的，但这些原则的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发展。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从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像这样将宗教从不完美的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好的。它澄清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必须牢记一点：通常说来，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将说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达方式需要做出某种修正。这些表达方式可能要加以扩充、解释，或者完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如果宗教本是真理的一种合理表达，这种修改就只是把重点更加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收益。因此，迄今为止，只要任何宗教与自然界事物有任何接触，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有关这些事实的观点就必须不断地加以修正。在这种方式下，这些事实对宗教思想的确切意义就会越来越明确。于是，科学的进展就必然会不断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
十六七世纪宗教界的论战，使神学家们形成了一个最糟糕的思想状态。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攻击和防守。他们将自己描绘为被敌对势力所包围的城堡的卫士。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真理。这便是它们流行的原因。但是这些说法非常危险。这种特殊的描绘培养了一种好斗的党派精神，这种党派精神是彻底缺乏信心的真实表达。他们不敢加以修正，因为他们企图逃避责任，不愿斩断自己的性灵使命与某种个别的幻想之间的联系。
请允许我通过一个事例解释我的说法。在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天堂就是天上，地狱就是地下，而火山是地狱的峡口。我不是说这些信念已经成为正式的学说，但它们却成为普遍流行的关于地狱与天堂的教义。每个人都认为未来的教义中就包含了这些观念。它成为基督教信仰最有势力的解释者的说法。例如，教皇格列高利[2]（Pory）的《对话录》（Dialogues）中就出现过这种观念。这人的官职地位极高，世界上比这地位更高的唯有他自己对人类的服务。我不是在说明关于未来的说法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然而，无论正确的教义应当是什么，科学和宗教总是存在冲突。科学把地球降为附属于不重要的太阳的一个次要的行星，因之就把中世纪的那些幻想驱除了。这样一来，这一冲突对宗教的性灵事务便有许多好处了。
探讨宗教思想演化问题的另一方式就是要注意，任何口头叙述方式在世人面前考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暴露出含糊不清的地方。而经常是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从逻辑上去分析口头叙述——在当初不了解逻辑之重要性时所做出的，是无法确定一个教义在过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的。我们还必须考虑人性对思想体系的全部反应。这种反应的性质是复杂的，包括人性低处所发出的感情因素。科学和哲学的客观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有助于宗教的发展。有关宗教发展之推动力的事例，举不胜举。例如，在贝拉基（Pelagius）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时代——也就是在5世纪初期，利用宗教力量清洗人性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的困境引起了基督教的分裂。那场争论的余音在神学中一直缭绕不绝。
到目前为止，我的观点如下：宗教是人类之某种基础经验的表达方式；宗教思想不断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精纯，并不断排除繁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互动是推动这种发展的一个巨大因素。
第二，宗教兴趣的衰退的第二个原因牵涉到我在开头那一句话中所说的一个终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说的宗教是什么。教会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不是在宗教的各方面提出适合过去时代的感情反应的说法，便是提出足以使现代非宗教人士感兴趣的说法。我所说第一种情形是这样：宗教诉求一部分是激起人们对暴君发怒的本能恐惧（这是古代专制王国的苦难臣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激起人们对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后面的全能暴君发怒的恐惧。对兽性恐惧的固有本能的宗教诉求正逐渐失势。因为现代科学和现代生活条件告诉我们，遇到恐惧时要用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原因和条件，所以这一方法便得不到直接的反应。宗教是人性寻求上帝的反应。把上帝描述为一种强力，就会激起现代人批判性的本能反应。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宗教的主要论点如果不能立即赢得人们的拥护，它就要垮台。在这一方面，古老的修辞有违于现在文明的心理学。心理学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科学，并且其实科学进步是削弱旧宗教的表达形式的一种主要方式。建立现在社会之良好组织的渴望就是现代宗教思想之中的非宗教动机。宗教被描述为对有序生活是有价值的。宗教成立的理由由它裁定正当行为的功能决定。正当行为的目的又很快就退化为愉悦社会关系的形式。在此，随着其在激烈的伦理直觉的影响下的逐渐净化，我们发现宗教思想发生了微妙的退化。行为是宗教的副产品——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但不是主要方面。每个伟大的宗教宗师都反对将宗教说成只是行为准则的裁定者。圣·保罗曾指斥法律，清教徒的神职人员则把正义说成是一堆破铜烂铁。坚持行为准则标志着宗教热忱的减退。最要紧的是：宗教生活并不是追求舒适的生活。现在，我要自信地[3]说说我所认为的宗教精神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宗教是某种东西的异象。这种东西处在变动不息的事物之流之外、之后、之中；这种东西是真实的，但还有待实现；它是一个渺茫的可能，但又是最伟大的当下事实；它赋予所有已发生的事情以意义，但又避开了人们的理解；它所拥有的是终极的善，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它是终极的理想，但又是毫无希望的探求。
人性对宗教异象的直接反应就是崇拜。宗教与野蛮想象力最原始的幻想混合在一起，渗入了人类经验之中。这种异象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地、缓慢地、稳定地重现，并且形式越来越高级，表达方式越来越清晰。当重新获得力量的时候，它就以更丰富和更纯洁的内容重现了。宗教异象及其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是我们持有乐观主义态度的根据。离开了宗教，人生便是在无穷痛苦与苦难之中昙花一现的快乐，或是短暂体验之中一种微不足道的琐事。
宗教异象要求的只是崇拜，而崇拜就是在互爱的力量的驱使下接受同化。这一异象从不作否定，它总是存在，并充满爱的力量。这种爱的力量代表一种目的，完成这种目的就是永恒的和谐。我们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这种秩序绝对不是力，它将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复杂细节的谐和的调整。恶就是达到支离破碎的目的的兽性驱动力，其无视永恒的异象。恶就是否决、阻碍和伤害。上帝的力量在于他所激发出的崇拜。如果一种宗教的思想方式和仪式促使人们领会到了高于一切的异象，那么这种宗教便是强大的。对上帝的崇拜不是一种安全法则，而是一种精神的进取，是追求不可达到的目的的行动。高尚进取心的窒息就是宗教灭亡的来临。
[1]参见勒启：《欧洲理性主义的兴起与影响》，第三章。
[2]参见格黎哥罗维阿斯（Gregorovius）：《中世纪罗马史》，第三卷，第三章，英译本第二本。
[3]英文原文为“inalldiffidenallce”，按照后者译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