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才的世纪（第1页）
第三章天才的世纪
先前两章旨在介绍一些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为17世纪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所需的土壤。他们追溯了各种思想的要素和本能的信念所经历的种种过程，从古代世界的古典文明的初次开花，穿过中世纪经历的转变，直到16世纪的历史性革命，三个主要的因素吸引着大家的注意——数学的兴起，在复杂自然秩序中的本能信念，以及中世纪后期思想中过度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指的是这种信念，即认为发现真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对事物本质进行形而上的分析。因而这种分析决定了事物如何活动及其如何产生作用。历史性革命断然抛弃了这种方法，转而研究前因后果的经验事实。在宗教中，这意味着追溯到基督教的本源，在科学上，这意味着求助于实验和归纳法的推理。
若将欧洲各族人民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五年中的知识分子生活做一个简短、确切的描述，就将发现他们一直依靠17世纪的天才们为他们积累的思想财富而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们继承了伴随着16世纪历史性革命的观念酵素，又把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成思想体系流传下去。17世纪这个时期一贯地自始至终地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提供天才，这些天才足够与事态的伟大相媲美。从文学的编年史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百年人才辈出的盛况。世纪之初，培根的《学术的进展》（Adva）和塞万提斯（tes）的《堂吉诃德》（DonQuixote）在同一年（1605）出版，好像那个时代会以一种承前启后的姿态出现。第一个四开本的《哈姆雷特》（Hamlet）于此前一年问世，1605年又发行了另一个略加修改的版本。最后，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塞万提斯于同一天即1616年4月23日逝世。在那一年的春天，哈维（Harvey）被认为在伦敦医学院的一个讲座课程里第一个解释了血液循环理论。牛顿出生的那一年正好伽利略逝世（1642），也正好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发表一百周年。此前一年笛卡尔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两年后又出版了《哲学原理》（PrincipiaPhilosophiae）。总而言之，这个世纪的时间不够，以至于无法将天才们的重大事件充分一一展开。
我无法钻入到这个时代里思维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详细记载中去。对于一次演讲，这个主题太大了，并且会模糊原先我计划阐明的观点。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只需一提当时发表了世界性重要成果的人名就足够了：弗朗西斯·培根、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尔（Pascal）、惠更斯、波意耳（Boyle）、牛顿、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我仅列出这份名单到神圣的数字12为止，这个数字太小了以至于不能有效代表当时的情形。譬如，这份名单里只有一个意大利人，然而，意大利实际能从自己国人中提出12个人将这份名单填满。同时，哈维是仅有的一名生物学家，而英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这个遗憾部分地归因于演讲者是英国人，而听众也和他一样，承认这是一个英国人的世纪。如果演讲者是荷兰人，就会觉得荷兰人人才济济；如果演讲者是意大利人，就会觉得意大利人人才济济；如果演讲者是法国人，就会觉得法国人人才济济。而德国，不幸的三十年战争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不过，其他国家回望这个世纪时，都认为那是一个天才辈出达到顶峰的时代，正如伏尔泰（Voltaire）后来对法国人强调过的那样，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英国思想的伟大时期。
除了哈维，省略掉其他生理学家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当然，生物学在这个世纪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主要和意大利以及帕多瓦（Padua）大学有关。但是我的目的是追溯这些来源于科学，并且被科学预先假定的哲学观点，并且还要评估这些观点对于每个时代的总体风气之影响。现在，这个时代的科学哲学是由物理学占据领导地位的。以至于以一般的观念来说，在这个时代及其往后的两个世纪，科学哲学成为物理学知识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事实上，这些概念与生物学并不合拍，却将物质、生命、机体等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生物学，成为现今生物学家努力研究的对象。但是有关生命机体的科学指导现在才发展到足以在哲学上留下概念的程度。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企图将生物学观念印刻在17世纪的唯物论上，然而却没有成功这一历史。然而，无论对这一成就如何评价，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便是17世纪的根本观点来自于伽利略、惠更斯和牛顿这一学派的思想，而不是来自于帕多瓦大学的生理学家。这个时期所引发的一个尚未解决的思想问题，可以表达如下：考虑到物理学定理所规定的物质形态及其在空间中的运动，应当如何解释生命机体。
讨论这个时代，最好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自然史》（NaturalHistory，即《木林集》）第四部分开头的一段话作为引言。我们从他的牧师罗利（Rowley）当年的回忆录中得知，这本著作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完成的，因此这本著作的时间写于1620至1626年。这一引用如下：
肯定的是，无论任何物体，尽管它们没有感觉，但是它们有知觉。因为当一个物体加于另一个物体时，会存在一种选择，选择接纳合意的那部分，而排斥不合意的那部分。无论这个物体是改变他物还是被他物改变，从此之后，在行动之前总有一种知觉存在。否则，所有物体都将混为一体。有时候，这种知觉在某种物体上比感觉更为精微。因此，知觉与之相比是一个十分迟钝的事物。通过温度计，我们能发现天气中热或冷最为细微的差别，这是单凭我们自己无法发现的。并且，这种知觉有时候会相隔一段距离发生，但是就和直接触碰发生一样。天然磁石吸铁或者巴比伦的石油火焰，都是隔着一段距离发生的。因此这是一种很高贵的探究的主题，这种探究是对更精微的知觉的探究。[1]知觉是开启自然界的另一个关键，与感觉一样重要，有时候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感觉。此外，这还是观察自然界的主要方法，因为知觉之物出现较早，而效果中之物则在很久以后才产生。
这段引言有很多有趣之处。其中一些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还会加以说明。首先，应注意培根将知觉或顾及与感觉或认知经验仔细加以了区分。在这一点上，培根是游离于那个世纪最后成为主流的物理思想之外的。后来，人们认为物质是被动的，受着外力的作用。我认为培根的思想路线与唯物论概念相比表达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真理，当时唯物论概念被塑造成足够满足物理学的需要。现如今我们已习惯于用唯物论的方式去观察事物了，这种方式被17世纪的天才们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文献之中，以至于我们要理解另一种看待自然界问题的方式就会变得有些困难。
在刚刚我引用的这个特殊例子中，满篇的段落和句子中充斥着实验的方法，也就是说，充满了对“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的注意，以及得出普遍规律的归纳法。17世纪遗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归纳法的理性根据。清晰地认识到经院学派的演绎理性和现代的归纳观察法之间的对立性的人，首推培根。当然，在伽利略和当时所有科学家的思想中也暗含了这一点。但是，培根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而且他还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知识革命的全部范围有最直接的理解。也许最完整预测到培根和整个现代观点的人是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比培根早一个世纪。达·芬奇也阐明了我上一章所提出的理论，即自然主义艺术的兴起是我们科学思想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达·芬奇是一个比培根更为全面的科学家。自然主义艺术的做法更类似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做法，而非法律的做法。我们所有的人都记得培根的同代人，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曾经说过，培根“像个大法官一样写科学著作”。但是在现代初期，达·芬奇和培根一起阐明了联合起来构成近代世界的各种思潮，即法律思想和自然主义艺术家观察的习惯。
在我上述引用培根的那段话中，并没有清楚地提到归纳推理法。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引证来说明实行这种方法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发现的自然界的秘密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这些其实都是培根的著作中所强调的主要论点之一。归纳法已经被证实比培根所预期的还要复杂。他的心中有一个信念，认为只要在搜集例子时保持足够的仔细，普遍规律就会自然显现出来。也许哈维当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对于导致科学普遍原理的过程的说明很不充分。但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抛掉，培根依然是构筑现代实际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之一。
到了18世纪，在休谟的批判下，由于归纳法所带来的特殊困难开始凸显。但是培根是那次历史性革命的先知之一。那次革命抛弃了无变化的理性主义方法，而冲向另一个极端，将所有丰富的知识都建立在根据过去的特殊事态去推断将来的特殊事态这一方法之上。我并不怀疑归纳法的有效性，只要它运用得法。我的观点是：除非我们满足于将归纳法建构在我们模糊的本能之上，认为其理所当然，否则预先进行一番繁杂的工作就是必需的，这些工作就是运用理性去说明直接出现在我们认知中的直接事态的普遍性质。直接事态若不能给过去和未来提供一些知识，涉及记忆和归纳时，我们就难免陷入怀疑主义之中。科学或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归纳过程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理解知识的直接事态的全部具体情况，这一点多么强调都不为过。正是我们抓住了这些事态在全部具体情况下的性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近代发展才至关重要。我将在接下来的演讲中阐明这一点。当我们仅仅以一种抽象来取代这个具体事态，只考虑实物在时空中的形态流变，我们就将发现自己陷入不能解决的困境之中。很明显，这种对象只能告诉我们，它们的状况就是现在具有的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回顾意大利中世纪研究者所说明的经院神学的方法，这一点我在第一次演讲中已经提过。我们必须观察直接事态，并且使用理性对其本质做普遍的描述。归纳法预先假定了一种形而上学，换而言之，它是建立在事先成立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引证历史是无法得到一个理性根据的，直到形而上学已经确定有历史可以引证。同理，对未来的猜测也应假定某种知识前提，即有一个遵从某些决定因素的未来存在。困难在于搞清楚这两种观念的意义。但是除非你已经了解了，否则归纳法只是空话。
你将会观察到，我不认为归纳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普遍规律派生出来的，它是从已知的过去特殊事例的性质预测未来某些特殊事例的性质的方法。一个更为广泛的假定是，普遍规律适用于所有可认知的事态，这对于有限的知识而言是一种很不妥当的扩大。我们所有能要求当前事态的是，它应该去决定一种特殊的事态群。这一群事态包含在同一群之内而在某些方面相互影响。在物理科学中，这个事态群是一套事件，这套事件可以说在共同的时空之中彼此配合，因此我们能追溯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转变。而我们所涉及的也是在我们知识的直接事态中所显示出的共同时空。归纳推理是从特殊事态到特殊事态群，再从特殊事态群到同一群特殊事态间的关系。在我们考虑其他科学概念之前，我们关于归纳法的讨论还不可能超越这个初步的结论。
这段培根的引述中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述完全是关于“质”的。在这方面，培根完全失去了17世纪科学成就前的“音调”。当时的科学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主要重“量”。先找出现象中可以度量的要素，然后找出这些物理量的度量之间的关系。培根忽视了这条科学规则。比如，上述引文中他提到隔着距离的作用，他所考虑的是就“质”而言的，而不是就“量”而言的。我们不能要求他预知到他的晚辈伽利略的观点，或者他的继承者牛顿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暗示要研究“量”。或许他被从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的流行逻辑学说误导了，实际上，那些学说在应该告诉物理学家度量的时候，却告诉了他们分类。
直到17世纪末，物理学才建立在令人满意的度量的基础之上。最后的恰当的解释是由牛顿给出来的。质量的共同可度量成分可区分各种含量不同的物体的性质。在实体、形状和大小方面显然相同的物体，在质量方面也会非常相近：三项条件相同的程度越大，质量相等的程度也越大。作用于物体上的力，不论是接触还是隔着距离产生作用，被（实际上）视为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物体速度的变化率，这种变化率是由力作用于物体之上产生的。这样一来，力就由它对物体运动产生的效果而区分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力的大小概念是否能引导发现一种简单的量的规律，这个规律包括可通过实体形态和物理特性的条件来选择性地决定力。在整个现代中，牛顿的这一概念在这项测验中一直都十分成功。它的第一个胜利是万有引力定律，成就的最高峰是天文动力学、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全面发展。
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的主题值得特别关注。整个思想的发展刚好经历了两代人。它始于伽利略，终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且牛顿出生的那一年伽利略正好逝世。笛卡尔和惠更斯生活的年代正好在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这四人合作所获得的成就有权利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所达到的最伟大的知识界的成功。为评价它的大小，我们必须考虑它范围的全面性。它给我们构造了一个物质宇宙的景象，并且使得我们能够计算某一特殊显相的最为微小的细节。伽利略迈出了第一步，找到了正确的思维道路。他发现关键值得注意的点不是物体的运动，而是它们运动的改变。伽利略的发现被牛顿用他的第一运动定律公式化了：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除非作用在它上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
这个公式否定了一个两千年来阻碍物理学进步的信念。它也涉及一个科学理论上必备的基本概念，我说的是理想的独立系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事物的基本特性。假如没有这些特性，科学或者是人类有限智慧中的一切知识都将是不可能成立的。这个“独立”系统不是一个唯我论者的系统，认为万事万物离开我就不存在了，它是在宇宙范围内独立存在的。这意味着，关于这个系统的真理，只要通过统一的系统的关系图示去参照其余的事物便可以成立了。因此，独立系统的概念不是实质上独立于其余事物的概念，而是与宇宙中其他的事物细节没有偶发性的依存关系。进一步说，这是没有偶发性依存关系只对这一独立系统中特定的抽象特性而言，而不是对这一系统的全部具体情况而言。
运动第一定律问：一个动力方面的独立系统就其全部运动来看，如果不管它的方向和内部各部分间的安排，我们能说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你必须认为这样一个系统是静止的。伽利略补充道，静止状态只是一种特殊状态，普遍的说法是物体不是处于静止状态，便处于匀速直线运动之中。因此，一个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会认为，力是由外物的反作用引起的，在量上可以由该物所保持的速度来衡量，方向上可以由该速度的方向来决定。然而伽利略派会直接关注加速度的大小及其方向。这一差别从开普勒和牛顿的对比中显现出来。他们两个都观察使得行星保持在其轨道上的力。开普勒发现的是推动行星的切向力，牛顿发现的是转变行星运动方向的径向力。
如果从我们经验中的明显事实来看，与其详述亚里士多德所犯的错误，还不如强调他所做的证明更为有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一些运动，除非它们显然获得了外力支持，否则就会很快停下来。因此，一个正常的经验主义者一定会关注运动的持续性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经验主义所遭遇的危机。17世纪展现了另一个这种危机的例子，牛顿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也陷入其中了。惠更斯已经提出了光的波动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日常经验中有关光的最为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个突出物体所投射的影子是由直线光线决定的。因此，牛顿拒绝承认光的波动理论而接受该微粒子理论，因为后一理论完美解释了阴影问题。从那以后，两个理论都有属于它们的一段全盛期。直接的科学正在寻求将两种理论进行结合。这个例子说明了：由于某种被考察对象的极其明显的事实不能被解释，而拒绝承认某一种观点，那将会是危险的。如果你已经注意到自己一生中所出现的思想中的新鲜事物，你将会观察到几乎所有的新观念在新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现在回到运动定律上，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并没有为不同意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伽利略派提供任何理由。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当我们后面谈到现代时，我们将看到相对论对这一问题全面的说明，不过这一说明只是重新整理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整个概念而已。
直到牛顿提出，才使人关注到质量是物体本质上所固有的物理量。质量在运动变化时始终不发生变化。但是质量在化学变化时也始终不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需要等到一个世纪后拉瓦锡（Lavoisier）来证明了。牛顿的后一项任务是以物体的质量和加速度来估计外力的大小。在这方面他的运气很好，因为，从数学家的观点来看，质量和加速度两者之间的乘积是最为简单的规律，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现代的相对论又修正了这个极其简单的理论。不过对于科学而言，幸好当时并不知道今天物理学家所做的这些精密实验，因此，世人才得以用两个世纪去消化牛顿的运动定律，这是有必要的。
在看到以上这些盛世之事之后，我们就不会惊讶于科学家将他们的终极原理建构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并且其后抛弃了哲学。如果我们能精确理解这个基础是什么以及它的最终困难，那么我们就能抓住思想的过程。当你在批判一个时代的哲学时，不要主要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代表人物公开加以辩护的立场上。某些基本假定，在同一个时代，可能被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的信众同时不自觉地采纳。这些假定看来十分明显，以至于人们不知道这些假定是什么，因为他们也从未想到其他处理事物的方式。根据这些假设，有限数目的几种哲学体系出现了，并且这一群体系就成了当时的哲学。
近代时期，某一个这样的假定就构成了整个自然哲学的基础。这个假定包含在概念之中，这一概念表现出自然的最具体的方面。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问：自然是由什么构成的？答案不外乎材料、物质、质料。采取何种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指明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一个简单的位置，或者用更为现代的观念说，在时空中有一个简单的位置。我所谓的物质或质料就是具有简单定位这一特性的一切东西。而所谓的简单定位就是质料的一个主要特性与其他次要特性。对于主要特性而言，质料与时间空间具有相同关系，对于次要特性而言，质料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不相同的。
时间和空间的共同特性是：质料在空间中可以说“在此”，在时间中也可以说“在此”，或者在时空中说“在此”，其意义完全确定，不需要参照时空中其他区域来进行解释。奇怪的是，这种简单定位的特性，无论我们将时空区域用绝对方式或相对方式来决定都能适用。假若区域只是显示质料与其他实有的一套特定关系，那么所谓简单定位的特性，就说明质料与其他实有具有位置关系，而不需要参照同一群实有的类似位置关系所构成的其他区域就能说明。事实上，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只要时空中的确切位置被确定好了，就可以通过说明特定质料正好在某个地方来充分说明特定质料与时空之间的关系。如果仅就简单定位而言，已经无须再做过多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