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科学的起源（第2页）
胡克的《宗教政治的法律》一书先于萨皮的《特伦托宗教会议史》出版，因此，两本著作是独立完成的。但是，1551年的意大利神职人员和16世纪末的胡克都证明了那个时代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方面，这些人将自己的时代与经院哲学的时代对立了起来。
这一反作用对于中世纪毫无限制的理性主义而言，无疑是一次非常必要的修正。但是反作用都是走极端的，因此，虽然这一反作用的效果之一便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但是我们也要记住，科学也因而继承了这一源流的偏执思想。
希腊戏剧化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间接影响。今日所存之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古雅典伟大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无情和冷漠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而这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变成了近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作为命运作用方式的实例和证明，对于特殊英雄事件的浓厚兴趣，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对关键性实验的专注兴趣而重新出现了。有一次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会中听到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宣布：著名的日食相片底片已经由他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同事测量了出来，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Einstein）关于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弯曲的预言。当时那种既紧张又让人兴致盎然的氛围完全就是希腊戏剧的气氛，我们都在异口同声地评论着一个伟大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命运的律令。当时的场景戏剧性十足：传统的仪式和背景上牛顿的画像都在提醒我们，伟大的科学理论在经过了两个世纪之后，在今天终于得到了第一次修正。个人兴致也很浓烈，因为一次思想上的大冒险最终安全到达彼岸。
在这里我想提醒你，悲剧的本质并非不幸，它驻留在事物无情运转的严肃性上。只是命运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得到阐明。因为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在剧情中显示出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处处弥漫着科学思想。物理定律即是命运的律令。
希腊戏剧中道德秩序（moralorder）的概念绝不是剧作家的发现。它一定是那个时代一般严肃的观点传入文学传统中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在找到这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因此得以加深其本来所发源的思潮。于是道德秩序的景象深深印在古典文明的思潮之中。
当伟大的社会崩溃之后，欧洲便进入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消逝了。但是，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的概念却受到斯多葛（Stoics）哲学的尊敬。比如，莱基（Lecky）在他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ofEuropeanMorals）中告诉我们：“塞尼卡（Seneca）认为神通过一条无情的命运法则决定所有事物，对于命运法则，他有决定权，但他自己也必须服从。”然而斯多葛哲学影响中世纪思想最深的还是从罗马法中产生出来散布各地的秩序观念。我们再引用莱基的一段话来说明：“罗马的立法从两个方面讲都是哲学的产儿。首先，它根据哲学的模式而制定，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适应现存社会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它确立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原则，并力求符合这些原则。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直接从斯多葛学派借鉴而来。尽管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欧洲的广大区域实际上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法律秩序的感知依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民族记忆之中。西方教会的存在则是帝国统治传统的活生生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文明上这种法律的烙印并不是几句应该渗透行为之中的明智箴言，而是一个明确清晰的系统观点。这个系统界定了社会有机体的详细结构与周密运行方式的法律义务。这里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它不是一些绝妙的格言，而是将事物放置在正确位置上并保持在那的确定程序。中世纪在秩序感方面在西欧的知识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训练，当然在实践方面可能还有所欠缺，但是这种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这显然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彻彻底底理性主义者的时期。正是无政府状态加速形成了一个连贯系统的观念，正如现代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刺激了“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6]这一明智观念的产生一样。
但是对于科学而言，除开事物秩序的观念之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我们只需用一句话就能指出，经院逻辑和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将清楚精确的思想习惯深深植入欧洲人的心中。即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了以后，这种习惯依然一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寻求精确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始终坚持不变的可贵习惯。伽利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收获的不仅仅是他那本《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他那清晰的思想和善于分析的头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然而，我认为我依然没有说出中世纪思想对于科学运动的形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我指的是那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认为每一个细微的事件都能以一种完全确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在一起，联系方式也体现了普遍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们难以置信的工作将会没有希望。这个出自本能的信念，生动地存在于推动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前，即秘密是存在的，秘密也是可以被揭穿的。这一信念又是如何生动地植入欧洲人的心中的呢？
当我们将欧洲思想的状态与其他自成体系的文明的倾向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它的唯一来源，即中世纪对神的理性之坚决主张。神的理性被视为兼具耶和华的个人能量与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个细节都受到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对自然的研究只能证实对理性的信念。请记住，我不是在说少数个体明确表达的信念，我所指的是从数百年未受质疑的信念中产生出来的烙印在欧洲人头脑中的深刻印象。我的意思是说，这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格调，而不仅仅是信条的文字。
在亚洲，关于神的观念要么太武断，要么太远离人性，因此不会对思维的本能习惯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认为，任何确定的事物可能都来自于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发出的命令，或者从一些远离人性的、不可思议的事物根源中产生。他们对这种观念与那些认为神明具有像人一样可理解的理性的观念相比，信心上显然是不足的。我并不是说欧洲人相信自然的理性这一点已经合乎逻辑的证明，或者说甚至在它们自己的宗教体系中就得到了证明。我唯一的关注点是要理解这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给出的解释是在近代科学理论发展出来之前，人们对于科学就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从中世纪理论中衍生出来的。
但是科学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本身抱有积极的兴趣。
“为事物本身”（fortheirownsake）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中世纪的第一个阶段是象征主义时期，那是一个观点百花齐放的时代，也是技术原始的时代。当时和自然打交道的事情很少，除了从自然中挣得一份艰苦的生活，但那时有许多的思想领地亟待开发，包括哲学领地和神学领地。原始艺术能够将那些填充到有思想头脑中的观念符号化。中世纪初期的艺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它的使命超越了艺术本身为达成美学目的而存在的范围，成了藏在自然界内部事物的象征，如此更增强了它的内在品质。在这个象征主义时期，中世纪艺术以自然为媒介活跃起来，但却指向另一个世界。
中世纪早期的环境和科学思想所需要的气氛是全然不同的，为了理解两者之间这种显著的对比，我们可以将意大利6世纪的情况和其16世纪的情况比较一下。在这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天才们一直都在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6世纪之前的三个世纪，尽管基督教的兴起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这段时间历史的主基调仍然是文明的衰落。每一代都丧失一些东西。当我们阅读当时的史籍时，野蛮时代即将来临的阴影萦绕心头而挥之不去。当时也有一些在思想或行为方面很杰出的伟大人物，但总的来说，他们仅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暂时抑制普遍衰落的趋势。6世纪，意大利落到了最低谷。但那一个世纪里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为新欧洲文明的强势崛起奠定基础。查士丁尼（Justinian）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Empire），在三方面决定了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特征。首先，它的军队在贝利萨留斯（Belisarius）和纳尔塞斯（Narses）的指挥下，将意大利从哥特人（Gothic）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这样一来，古代意大利的天才们可以创立一些组织，用以日后保护文化活动的思想。我们不可能不同情哥特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欧洲而言，罗马教廷统治一千年的意义，却远比我们从意大利体制完备的哥特王国中所获取的益处要大得多。
其次，罗马法典的制定树立了法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支配了欧洲的社会思想。法律既是政府的工具，也是约束政府的条件。多亏了查士丁尼时代法学家的贡献，教会法和国家的民法对欧洲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们在欧洲人头脑中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当权者应当是守法的，他们也是执法者，本身应当展现出一种根据理性进行调节的组织系统。6世纪的意大利首先展示了这些观念是如何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中形成的。
最后，在艺术和学术这些非政治领域，君士坦丁堡（ople）也为已经实现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标杆，从而为西欧文化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这一方面是有直接模仿这个标杆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仅仅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而间接受到的启发。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和埃及在希腊早期思想中所起的的作用类似。这两种情形中的实际知识可能对于接受者而言刚刚好，他们所知道的正好够他们了解一种可达到的标准，而又不至于多到被古板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所束缚。因此，在两种情形下，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而且做得更好。谈到欧洲科学思想的兴起，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背后拜占庭文明的影响。6世纪，拜占庭与西方的关系之间曾有过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可以与十五六世纪希腊文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形成对比。16世纪，意大利出现了两位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杰出人物，他们就是圣·本尼迪克特（St。Be）和大格里高利（Gregreat）。提到他们，我们能马上看到希腊曾经出现的科学思想是如何完全陷入衰败的。那时科学的温度是零摄氏度。但是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的毕生工作为欧洲的重建做出了贡献，它保证了重建一个比古代更为卓越有效的科学思想体系。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了，对他们而言，科学只是哲学的分支。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都是重实际的人，他们看中平凡事物的非凡意义，他们将这种重实际的气质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相结合。尤其是因为有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为了实用农学家、圣徒、艺术家和学者的家园。多亏了早期本尼迪克特会的修士都具有实际主义倾向，科学和技术才能结合起来，学术也才与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建立了联系。现代科学源于罗马也源于希腊。罗马的气质诠释了它在思想上动力的收获，这些思想都与实际世界保持紧密联系。
但是修道院与自然界实际的联系之影响，首先在艺术领域表现出来。中世纪后期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科学兴起所必需的最后一种成分也深入到欧洲人的心中，那就是对自然界中的物体与显相本身发生兴趣。某一地区天然植物被雕刻在偏僻地点的后期建筑物上，其目的只在表示以这些熟悉的物体为乐。各种艺术所造成的整体氛围展现出一种对理解周边事物的直接快乐。中世纪晚期装饰雕刻的艺匠，以及乔托（Giotto）、乔叟（Chaucer）、华兹华斯（Wordsworth）、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与当下新英格兰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在这方面都很相近。简单直接的事实一方面是引人关注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出现在科学思想中。
那时欧洲人的心理正在准备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科学兴起过程中的许多偶然事件是无须细谈的。比如财富和休闲时间的增长，大学的扩张，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哥白尼，瓦斯科·达·伽马（Vasa），哥伦布（bus），望远镜等。土壤、气候和种子依旧那样，森林也照常生长。在后来的文艺复兴这次历史性的革命中，科学也从未将自己身上源流的印记去掉。这一印记主要成了一个建立在天真信念基础上的反理性运动。科学所缺少的推理能力从希腊理性主义尚存的遗迹——数学那里借来了，其根据为演绎法。科学否定了哲学，换句话说，科学从不在意去证实自己的信念或者去解释自身的意义，对于休谟的驳斥也是淡淡的漠不关心。
当然，这场历史性的革命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当时需要这场革命，不仅仅是需要，而且是正常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世界需要对“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做数世纪的观察。一个人同时做几件事情是艰辛的，但是这件事是在中世纪理性主义狂欢之后人们不得不做的。这是极为明智的反作用，但却不是维护理性的。
那些特意避免走向知识大道的人是会遭受天谴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well）的呼喊回**了几个世纪：“同胞们，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想想你们可能错了。”
科学的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物理学的坚实基础已被打破，生理学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效的知识体，不再是一堆废料。科学思想从前的基础正在变得难以理解。时间、空间、物质、质料、以太、电、机械、机体、形态、结构、模式、功能，都需要重新加以解释。如果你不知道力学是什么而去谈论力学的解释，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是，科学在开启它的现代之旅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派哲学中最薄弱一面的一些观念。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选择。它使得17世纪的物理学和化学能完整地公式化，这种完整性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进展可能因为它们一些不加批判的对片面事实的假定而受到阻碍。如果科学不愿退化成一堆特殊假定组成的大杂烩的话，那么它必须成为哲学式的，必须对自身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本课程的后续几次讲座中，我会追述最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思想所持的宇宙论中某些特殊观念的成败。一般而言，观念的风潮将持续两三代，那就是说，能持续60～100年的时间。也有一些持续时间较短的思潮，它们只是依附在主流的表面。因此，我们将发现，欧洲观点的变化缓慢影响了往后的几个世纪。然而，某种固定的科学的宇宙论却一直贯穿始终地存在着，这种宇宙论预先假设了一个终极事实：一种不能化约的、原始的物质确定存在，或者是一种以流体的形态穿梭于空间之中的质料确定存在。这种质料本身是无意识的、无价值的、无目的性的，它是什么就展现什么，根据外在关系加给它的固定规则来行动，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从自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我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这种假定。同时，我也对这个假定提出挑战，认为它完全不适于目前我们已经达到的科学状况。如果适当加以解释，它并没有错。如果我们将自身局限于某些类型的事实，而从产生事物的全部环境中抽象出来，那么唯物主义的假设就能完美地表述这些事实。但是当我们超出了上述抽象结论的范围时，或者是我们的感官更细致一些，或者是要求理解思维的意义和连贯性，这种理论体系就立即瓦解了。正因为这种理论体系的有效范围很窄，才促成了它在方法论上的极高成就。因为它把注意力导向在当时知识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几类需要加以研究的事实。
这种理论体系的成功对于许多流行的欧洲思想是不利的。历史性的革命是反理性主义的。因为经院学派的理性主义在接触到原始事实时，要求做大幅度的修正。但是在笛卡尔（Descartes）和他的继承者手中，哲学的复兴由于接受了表面意义上科学的宇宙论，而在其发展中完全蒙上了一层色彩。他们根本观念的成功使得科学家有理由拒绝把这些观念当成理性探讨的结果来加以修正，任何哲学都不得不在某种方式之下全盘接受它们，同时科学的例证也在其他的思想领域产生了影响。因此，这场历史性的革命被夸大了，以至于将哲学在协调方法论的各种抽象结论方面可能起的作用都排除了。思想是抽象的，而对抽象的偏执利用是理智的主要缺陷，这一缺陷在回到具体经验时也没有得到完全的修正。因为毕竟，你只需考虑那些局限在特定范围内的具体经验。有两种方式可以澄清这些观念：一种是通过身体的感官做客观公正的观察，但是观察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我们很难超越一个抽象方式的理论体系，如果这个抽象方式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获得成功。另一种方式是将稳固建立在我们各种经验基础上的抽象方式的理论体系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法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满足保罗·萨皮所提到的意大利经院派神职人员的要求，他们要求运用理性。理性的信念就是相信事物的终极本质是聚集在一种没有任何武断的和谐之中。这种信念也认为，我们所找到的事物的基础将不仅是一些武断的神秘物。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使得科学得以成长，然而这只是深刻信念中的一个特例。这种信念不能用任何归纳概括来证明，它来源于对事物本质的直接观察，这些事物就是我们自身当前直接经验的显示。这种信念与我们形影不离。体验这种信念就会发现以下几点：我们作为自身而存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的经验尽管模糊而支离破碎，但却说明了现实最深处；事物的细节必须放在整个事物的系统之中，才能见其本来面目；这个系统包含逻辑理性的和谐和美学境界的和谐；逻辑的和谐在宇宙中仅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必然性而存在，美学的和谐则在宇宙中作为一种生动活泼的理想而存在，并把宇宙走向更细腻、更微妙的未来所经历的断裂过程连接起来。
[1]指西班牙的阿尔瓦公爵在镇压尼德兰反抗运动时曾经大屠杀。——译注
[2]指耶稣降生。
[3]参照剑桥2011年英文版，原文中的everydetainedoce应为everydetailedoce。——译注
[4]应为PaoloSarpi（1552—1623）。——译注
[5]在基督教神学中，指个人脱离罪恶而进入恩典的过程。——译注
[6]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协约国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最终没能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