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3页）
1。清儒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无定。
刘师培指出，周末诸子源远流分，但无非各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固最崇家法，宋明讲学也必称先师。清儒则不同，治学虽多专门名家，但究其学术渊源，“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流别分合无定，卓然自成特色。例如，清初浙学为盛，但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得自金华先哲之传，复兼采礼制以矫空疏，是其学“合异为同”。传黄宗羲学者数十人，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而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是其学复“析同为异”。同样，戴震受学江永，曲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兼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故成皖派汉学之祖。而其弟子各得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诸人传其数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音韵训诂之学；凌廷堪诸人传其礼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源远则流分。庄存与治公羊，其兄子绶申传其学而复言钟鼎古文；绶申之侄刘逢禄、宋翔凤治公羊黜古文，翔复从张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始抵于成。龚自珍少问段玉裁六书之学，后从刘逢禄复喜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近常州学派。戴望授《毛诗》于陈涣，受公羊于宋翔凤，又笃嗜颜、李之学，而搜辑明季佚事又与全邵同。足见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学术派别，一样体现了多元合分的统一。刘师培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都未能道及清学的此一特色，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此他撰《近儒学术系统论》[48]，以申其说。
2。清学南北异趋。
20世纪初年，西方传来的“地理环境决定”[49]论正风行一时。国粹派也注意吸纳此一理论，借以考察清学。他们强调因地理条件的差异，清学有南北之分，其趋不一。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的东南地区，多平原水乡，其民佚丽，士人喜文词，博学多问，好浏览而少纪纲，易趋摭拾之学，以校勘见长。故惠栋吴派兴于斯。章太炎说，吴派特色在“好博而尊闻”，“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刘师培也谓，惠栋诸人执注说理，随文演释，扶植微学有补苴罅漏之功，但富于引申，寡于裁断，终不脱摭拾之学[50]；相反，皖南多山，其民勤苦卓厉，其治经亦深邃，故戴震皖派起于斯。章太炎认为，“综形名，任裁断”[51]是其特色，而与吴派异趋。“地理环境决定”论将外部自然环境说成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不科学的。但是注意到地理条件差异对于社会学术文化分布与发展的影响，仍具有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国粹派并未将地理因素绝对化，他们曾明确指出地理条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是与社会的交通与开放程度成反比[52]。惟其如此，他们自觉到不同地区间学术交流与趋同又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清儒学无常师，对清学南北异趋的特点，更不能作僵直、机械的理解，而忽略了其南北交汇的一面。刘师培认为，南北学交汇始于嘉道之际。包世臣诸人倡今文经学，是南学输入北方之证；而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的先后出现，则是北学南下的标志。由是南北学都经历了各自的衍化：“要而论之，南方学派析为三：炫博聘词者为一派，摭拾校勘者为一派，倡微言大义者为一派；北方学者析为二派：训物正名者为一派，格物穷理者为一派”[53]。探讨清代学术的地区分布，是现代学者肯定的课题。国粹派的上述具体结论是否科学，可不置论；但他们既注意到了清学的地理区分，而又能避免将其凝固化，此种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3。“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
章太炎将清学与汉代比较，以为除了今文经学派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54]。刘师培则将之与明儒相较，指出“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55]”。要言之，国粹派视“求是”为清学的又一大特色。这与梁启超强调清儒的精神只在“为学问而学问”一点[56]，异曲同工。
（三）论清学的成就与弱点
国粹派对清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它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新高峰：“（清学）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其著作等身褒然成家著录于国史儒林文苑传者，以数十百计焉，前代所未有也。”[57]但具体讲，清学的主要成就又被概括为三：
1。以经学为中坚带动了一系列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新繁荣。
邓实认为，清世经儒其于义疏之外，对于诸经及小学古籍有“四大功、四小功”。所谓“四大功”是：“辨伪经”；“存古书”；“发明微学”；“广求说”。所谓“四小功”是：“驳正旧解”；“创通义例”；“缀拾丛残”；“辩正讹诬”[58]。但他强调，清儒的成就又不仅限于经学本身，更主要还表现为以经学为中坚带动了清代一系列新学术领域的开拓：“学者穷经必先识字，故有训诂之字；识字必先审音，故有音韵之学；今本经文其字体与古本不同，故有校勘之学；校理经文近世字书不足据，则必求之汉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学；又以诸子之书时足证明经文，于是由经学而兼及诸子学；以经之传授源流详于史，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史学；以释经必明古地理，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地理学；以历法出于古经，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天文学；以古人习经先学书计，于是由经学而兼及算学。”[59]总之，清学以经学为宗主，带动了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史学、地理、天文、算学新学的开辟，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2。发展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
国粹派认为，清学即以“求是”为宗，缘是清儒发展了一种“实事求是”科学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方法，尤其可贵。章太炎说：“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60]邓实也说，清儒治学方法“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61]刘师培将清儒考据学所提炼的此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归结为“标例”与“证实”二端。他认为，自汉以降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漫无纲纪；“笃信”则不求真知，尊信好古；学术因是难进。清儒的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所谓“征实”，就是“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62]。这在章太炎则归结为以下六条：“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说：“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63]在国粹派看来，主要由皖派学者所完善的清代考据学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严谨的方法，合乎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具有久远的价值。
3。民主思想的发展。
众所周知，经明末清初社会剧烈震**之后，以顾、黄、王为代表，中国古代反对君主专制朴素的民主思想在清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国粹派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将之视为清学的一份重要遗产加以着意表彰，尤具深意。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64]，以卢梭的《民约论》为范本，试图整理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以助益共和革命的宣传，自然有失牵强附会；但是，仅就该书开列的清代几位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而言，今人所公认的清代富有民主思想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实多已囊括其中。这足以说明作者目光的尖锐。同时，在这些人物中，国粹派尤其突出强调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的思想价值。他们称颂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以为其《明夷待访录》“发明君臣之原理，以提倡人权”[65]，足以与《民约论》并驾齐驱，国人读是书，“足以觉迷而争自由”[66]；称颂唐甄的《潜书》“去君主之威严，发平等之公理”[67]，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垂不朽。戴震的上述二书倡言人性自然论，强调情、欲为人性所固有，力斥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说，发出了要求尊重与发舒人性反封建的强烈呼声。但二书长久不为世人所重，默然无闻。惟国粹派十分看重其价值，视若拱壁。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东原学案》、《理学字义通释》；章太炎的《释戴》；马叙伦的《论性》；邓实的《国学今论》等撰述，对此都反复申论。国学保存会不仅出版了二书，且在《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上刊有广告写道：“（二书）皆发明公理，确宗汉诂，尽扫去宋儒合理论势，以势为理之谬见。我国自宋以来盛倡名分之说，以犯理即犯分。君主利用其说以制天下，祸中生民盖数百年矣。自二书出，始决藩篱，独申公论，舍名分而论是非，舍势而论理。其解理字也，以为理生于欲，情得及其平，是为循理，与西国民主制公好恶于民而倡人类平等之说相合……凡宋儒意见拘墟之说足以误国害民者，咸扫**廓清，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二书之价值，其排专制主言共和，盖与卢梭之《民约论》、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并垂天壤者也。”这里虽然仍不免牵强，但戴书的反封建意义首先主要是由国粹派倡明的事实，却是值得重视的。他们上述对清儒民主思想的彰扬，既是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时也即是对清学的有力的肯定。
在国粹派看来，清学的长处中同时即倚伏着自己的短处。清代学术固以“求是”为宗，因而锤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但“用世之念汨于无形”[68]，即淡忘了经世致用的责任，其末流更不能不陷于破碎与空疏。他们指出，清儒“学鲜实用”，为汉学者“攗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为宋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谈，固陋寡闻，闭聪塞明”[69]。清学以反对宋明理学空疏和倡实用兴，终因重蹈覆辙，无实无用衰。这应是公允之论。
宋明理学弊极而清学兴。但清初顾炎武诸人虽惩宋、明空疏而倡经世之学，却无分汉、宋。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大炽，清学壁垒森严，宋学愈无颜色。然是时有方苞、姚范、刘大魁为首的桐城派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且主“因文见道”，创为古文义法，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与汉学相抗。道光初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不遗余力，更标志着汉宋学之争趋于激化。方书批评汉学饾饤破碎，“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名为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固然中其肯棨；但其出发点却在维护道统，欲挽宋明理学于既倒，故于戴震肯定情、欲，批评宋儒“以理杀人”的论点，攻击尤力，以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这决定了方书从根本上陷入了荒谬。
如前所述，国粹派于戴震皖派有很高的评价，自不赞成桐城派的攻击。陈去病说：“桐城者空谭义理，俚浅不根，浮光掠影，如痴人说梦呓语满纸。”[71]刘师培在《东原学案》中重申戴氏情、欲之说“最便于民”，认为方东树诸人的攻击无异于蚍蜉撼大树：“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72]。但说理最充分的当数章太炎。他指出，方书以汉学为破碎。认疏弃宋儒为败俗，不知顾炎武诸人多志节过人，足见“学之碎无害于人之躬行”。宋儒之学既未能超越经学，人们乐群经而厌理学自有其合理性；必以疏弃宋儒为非，汉儒大抵放道而行，其时并无所谓宋儒当作何解释呢？章太炎强调，清代政俗腐败，乃“建夷秉政之为”即清朝政权倒行逆施的结果，清廷不去，即便程、朱再世也无济于事，如何能归咎于汉学！应当说，章太炎尤其能从批判清朝专制政治的角度出发，反驳方东树诸人妄图重振理学、强化道统之谬，是有说服力的。但他于对方关于汉学破碎无益民生不无尖锐的批评，仅仅将之推诿于末流的“转趣奇邪”[73]，以为与正统汉学自身无涉，回应却不免乏力。同时，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他们于究竟当如何看待汉、宋学关系，都缺少必要的说明，实际上是重汉学而轻宋学。惟其如此，邓实在这方面的见解就愈显可贵。他认为，汉、宋学多有其弊，也各有其“真”即自身的价值：“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不可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能复兴之。是则汉学、宋学之真也”[74]。邓实以明公理、倡民权和严夷夏大防、倡死节复仇主义分别概括汉、宋学之“真”，自然并不恰当；但是，肯定汉宋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两大高峰，各有其精华与糟粕的见解却是正确的。因此，重要的在于，他既反对存门户之见，倡汉宋对立；也反对无谓的汉宋调和说，而强调舍短取长，充分吸收了二者的精华都能裨益现实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不仅是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国粹派论清学的时代亮度，而且事实上也是提示了一种正确处理汉宋学关系的积极思路。
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崛起，邓实归结为四种原因：第一，惠、戴之学须先通音韵为难，不若微言大义之学，“可以涉猎口耳而得”；第二，正统汉学出于明物训诂，朴质无文，而今文词意华妙为士所喜；第三，“道咸时海内渐多故，汉学方以破碎无用见讥于时”，而今文经使学者得“借以诩言经世”；第四，文学之士便以附庸风雅[76]。这里第三条最具尖锐性。今文经学派兴起于乾嘉之际，不是偶然的。从单纯的学术角度看，固然有文士厌倦正统汉学繁苛无文，以及旧有经学领域既被正统派开辟殆尽，后起者不得不另辟新径等动因；但这些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动因植根于其时清代社会的深刻变动。嘉庆元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延续了九年之久，已预示着所谓“康乾盛世”早成过眼烟云。由是清朝统治盛极而衰，迅速陷入了“衰世”。其时它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窘境：内有人民反抗此起彼伏，外有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频频扣关。在此种情况下，沉湎于故纸堆中的正统汉学家固然一筹莫展；一些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清廷文网渐疏的条件下，转而藉多有“奇异可怪之论”的今文经学倡经世致用，即缘经术饰政论，谋求变革，便成了合乎逻辑的事情。所以今文经的复苏不是两汉公案的简单重提，它是现实的政治变动影响经术变动的产物。邓实指出道咸时海内多故，学者讥汉学破碎，借今文以言经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遗憾的是，他未能自觉地强调和突出这一点；相反，不仅所提的其他三条均为负面的意义，而且即此“诩（夸张）言经世”一句，也仍不乏讥讽之意。在国粹派中，章太炎的见解更趋绝对。邓实、刘师培诸人尚肯定今文经学派的出现是对汉学末流破碎无用的一种反拨；他则不同，不仅强调后者无非借今文以便文士，而且认为正是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流“转趣奇邪”本身败坏了汉学：“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77]，这就是说，今文经学本身即是汉学的末流。这样，从整体上看，国粹派对今文经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都缺少应有的重视，自然也不可能对其作出积极的评价。
何以如此呢？将这简单归咎于国粹派的今古文门户之见，并不恰当。就其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国粹派固然是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但具体讲又是扬州学派（刘师培）、浙中学派（章太炎）、岭南学派（邓实、黄节）的绪余风云际会的结果。扬州、岭南学派主今古会通，最少门户之见。刘师培承家学渊源，为前者的殿军；邓实、黄节则同为后者殿军简朝亮入室弟子。他们都各自继承了学派的传统，主今古兼采。浙中学派守古文壁垒最严，章太炎为其后劲，今古门户之见也稍显。但此期的章太炎与辛亥后不同，虽不喜公羊，于今文经并未全盘否定。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以门户之见论定，不若指出国粹派的以下两点失误更恰当：其一，未能把握清中叶政治变动与经术变动的内在联系。今文经学派缘经学饰政论，其目的重在经世而非“求是”；故其倡微言大义，附会经文乃是应有之义。梁启超因之承认“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国粹派未能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味看重汉学“以求是为宗”，自然斥今文家“转趣奇邪”，称之为能言之成理却无能持之有故的“虚诬派”，而予以贬斥了；其二，受自己民族主义的论学原则的制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粹派终难忘情于对清儒作道德化的批评。他们认为，宋明儒者虽迂滞固执不足应变，但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颇存婞直之风。相形之下，清儒不免黯然失色。章太炎说：“宋、明诸儒多迂介，而清儒多权谲”[78]，刘师培也以为“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79]。此种有失偏颇的断语，自然只能视作国粹派提倡民族气节而又激于排满义愤的过激之论；但它毕竟影响了国粹派对今文经学派的观感。因为后者多是些功名无成的士人，为行经世之志，多入幕府代督抚筹划，魏源、包世臣等人就是为此。因此他们在国粹派眼里，往往成了以经术弋荣利，藉经世动公卿，甚至夷为食客而不知耻的无聊文人，而遭鄙视。
从总体上看，国粹派论清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表现为三：其一，他们对清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特色、成就与弊端的概括与判断，合乎历史实际；其二，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国粹派推崇惠栋的吴派、戴震的皖派为汉学中坚，高山仰止。但也指出，前者信古过深，难免曲为之原；肯定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最精，也不影响批评作者不脱门户之见，“故讹误实多”，“不足为千古定论”[81]。至于章太炎不为本师讳，更是人所共知的难能之举；其三，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国粹派不看重清代理学，对与汉学为难的桐城派批评尤多；但他们并不否定桐城诸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曾国藩是国粹派斥为“民贼”者，他们却称赞他能融合古文、汉学为一，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堂庑。同样，国粹派不看重今文经学派，但并未全然抹杀其价值。例如，刘师培就曾指出，从庄存与到戴望，今文经学派“特立成一家之言”，即“为微言大义学”[82]。章太炎稍存门户之见，但也肯定戴望述《公羊》有师法；王闿运并注五经，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83]。如果我们注意到国粹派既是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而且在现实中他们正与康有为诸人展开的激烈的今古文争，复与革命和立宪尖锐的政治对立互为表里，那么我们就应当肯定，其论清学（“本朝”学术史）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怎样难能可贵的了。
当然，国粹派论清学仍不脱自身的局限。其最明显的一大缺憾，便是对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崛起其及经世思潮的发展未予应有的关注和作积极的评价。这样，他们实际上既将于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以深刻影响的清中期学术的重大变动刊落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其论清学便不能不因之顿然减色。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恰恰是缘此而增色（尽管这与其本人从属今文经学派不无关系）。因之，我们又须承认，国粹派论清学终究未能尽脱非理性的情志的制约。
三、刘师培史学思想略论
在近代史上，刘师培是一位成败功过分明的人物。在1908年变节前，他不仅是被誉为“东亚一卢骚”著名的革命骁将，而且是公认与章太炎齐名的年轻的国学大师，于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多所建树。既变节之后，在政治上固为人所不齿，身败名裂；在学术上也迅速倒退，暗淡无光。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刘师培前期虎虎有生气的许多思想主张自有其价值在，值得研究。
由刘师培主撰的《国粹学报》发刊辞的“例言”写道：“用理秘文，发掘幽潜，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84]钩深致远，探赜索微，用在志古匡今，箴砭现实。可以说，刘师培（自然也是国粹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史致用。
刘师培通史致用思想的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因素。就前者而言，是出自他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体认。刘师培认为，中国史学肇端于上古史官。在上古，尊人鬼，故崇先例；奉先例为清议，载之文字，其事便是史职。“是则史也，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85]。这即是说，不仅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且官师合一，学用统一，一开始便形成了中国史学及全部学术的特点与优点。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六经》，就是先王的政典，史官的实录。先秦九流并起，共出史官。诸子承《六经》余绪，各成一家之学，即各成一家之史。刘师培“古政出于史官”的见解是否确当，可不置论；但他强调通史致用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却无疑是正确的。从司马迁倡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龚自珍强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足见中国史学主张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刘师培体认这一点，也就是继承了此一优良的传统。
就后者而言，则是时代条件使然。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面临着大变革的前夜，社会急剧变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岌岌可危，激起了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清政府颟顸腐朽，倒行逆施，又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便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在这种情势下，“通古今之变”的古老箴言，自然会如响斯应地凸现在许多通晓经史的志士仁人的脑际，引导他们以史为鉴。章太炎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鉴前史。”[86]正反映了这一点。刘师培既坚信“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作为著名的共和革命党人，他愈加自觉地藉史学助益革命，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前期刘师培借史助益革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论证共和革命的必然性。刘师培指出，从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看，君权不过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上古之时，众生芸芸，无所谓君主也，无所谓臣民也”[87]。后因民起相争，为协调群体计，遂共立君。《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林烝”二字古皆训为众，《尔雅》训君之义凡十字，而“林烝”二字独冠于“天帝皇王”之上，可见“以君为民立为太古最初之义”，“此可破中国以君权为无上者之疑”[88]。不仅如此，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也同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三代之时，君民共主，但主权在民，“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89]。只是在禹传位于启，且改禅让为世袭之后，主客易位，君民共主之世才一变而为君权专制之世，而君祸日炽。君主既为窃国大盗，为避免国人反抗，便力行愚民政策。所以中国群体衰弱的原因，归根结底，“不得不归咎于立君”即封建君主制度本身。据此，刘师培引出结论说：今欲固群强国，“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和建立“共和政府”[90]。共和革命不单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据卢梭民约论，君既由民立，民自能废君。刘师培的上述见解自多牵强附会，但他据进化的历史观和民约论，驳斥君权神授的谬说和论证共和革命的必然性与正义性，仍然是有力的。所以他在《中国民约精义·魏源》中颇有气魄地写道：“今公理大明，古学渐重于世，逆君叛主谅无敢再鼓邪说以惑天下。吾知忠君顺主之说，将有见于后乘，而一扫数千年积辱沉冤者，虽然盖以待乎吾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