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而为 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第1页）

顺势而为：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传统政治家最忌讳的事情。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239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240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

当然，生气归生气，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办。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将与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情形报告内阁和朝廷后，其情形与靳云鹏所说大致相似。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清廷如果不能承认共和的话，那就不要耽搁工夫进行什么谈判了，言下之意有谈判决裂的意思。唐绍仪当然不愿意谈判决裂，所以他答应向北京请示，希望朝廷能够同意回到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由国民大会去决定未来国体政体，对于朝廷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废弃的方案，唐绍仪此时旧话重提，实际上是将球踢给了袁世凯踢给了朝廷。但是朝廷在随后几天都没有任何表示，袁世凯和他的内阁也就没有办法。12月25日，清廷绕开国民大会这个话题，指示袁世凯可以办理国会选举，并且同意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可以酌量变通，这似乎要用国会办法去冲淡去抵销唐绍仪提出的国民大会办法。

朝廷的方案当然无法满足南方的要求，当然也就无法化解危机重建和平，更不要说继续维护君宪主义了。所以到了第二天（12月26日）御前会议时，袁世凯只好宣布南方革命党人的要求，并对变通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选举区等问题提交了自己的建议。这显然没有正面回应唐绍仪的建议。于是又过了一天（12月27日），唐绍仪再电袁世凯，强调民军坚持共和，请朝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并撤退汉阳、汉口兵队，以示相见以诚。

唐绍仪的紧迫感是因为南方的形势在急剧地变化着，孙中山的到来为南北和谈注入了新因素。然而唐绍仪的着急是没有用的，没有朝廷的决定，谁也作不了这个主。28日，袁世凯将唐绍仪的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明白表示南方革命军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请求，隆裕皇太后这次倒是有了爽快的答复，很快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明白告诉袁世凯，君主民主，我与皇帝无所容心，并不懂得，袁世凯可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召集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隆裕皇太后终于作出重大政治让步，然而能否由此挽救时局，拯救朝廷，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孙中山的到来，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将要建立的消息，终于使清廷内部的强硬派再也硬不起来了。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内阁，报告南方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

唐绍仪的报告引起了袁世凯内阁政治危机，内阁当即召开全体会议，以南方坚持共和，和议难以进行为由，议决总辞职。这当然也是对朝廷迟迟不就君主民主给予明白表态的软性抗议。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凯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总辞职的请求，朝廷这时感到恐慌了，感到真的离开了袁世凯，可能更加玩不转，于是在诚恳慰留的同时，也爽快批准了袁世凯的建议，责成他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并命袁世凯将此意迅即电示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伍廷芳，显然是希望民军能够接受这个方案，一起去拟定选举办法，协定施行，并请唐绍仪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便让清廷度过这次政治危机。

袁世凯内阁代转的清廷电令是当天（12月28日）夜里送达唐绍仪之手的，唐绍仪迅即约定伍廷芳于第二天（12月29日）举行会谈。会谈伊始，唐绍仪解释了朝廷的意思，表示朝廷已同意南北协商召集国民会议，然后由这个会议去决定未来的国体和政体。就停战及国民会议或者说临时国会等问题，唐绍仪和伍廷芳进行了讨论。或许是因为唐绍仪发自内心已经认定即便召集国民大会也必然是通过实行共和的方案，既然要实行共和的方案，就必然要让清帝退位，于是唐绍仪的谈判不是怎样挽救清廷，而是与伍廷芳一起讨论了退位后的清帝待遇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两人商量了几个会议条件，这些条件不是让这个国民会议去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实际上已先期认定中国必然走上民主共和，于是由此去约束清廷的行动。这种谈判已经不是双方相互妥协，而只是善后，是清廷必须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安排，必须配合行动的善后。清廷其实已从对等的一方变成屈从的角色，成为一个令人可怜的对象而不再是对手。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南方革命党人确实不太在意清廷了，甚至也不太在意袁世凯了。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第三次会谈的同一天，十七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每省一票，投票结果是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另外一张票投给了黄兴。

孙中山的当选当然是辛亥年的最大事件，这一下子将南北纠缠不清的问题快刀斩了乱麻，将南方的革命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第三者，可有可无。因为十七个省份的独立和投票选举，不管怎么说已使清廷失去了合法性，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黎元洪、黄兴等人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假如袁世凯不接着做，南北僵持一段时间，或南方找准机会北伐，直捣黄龙；或清廷重新振作，利用剩下来的几个省份，找准机会南征。总而言之，清廷如果誓不和平退位，中国就将立马陷入南北朝对峙之中，袁世凯的价值就在这非常微妙的环节中。所以孙中山当选后尚未就职前，立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强调之所以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主要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构，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我孙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孙中山在这份电报结尾，呼吁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可望。241孙中山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要袁世凯遵守承诺，早日劝退清帝，那么我孙文还会遵守黎元洪、黄兴等人的承诺，将大总统之位交给你袁世凯。

南北之间的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了，清廷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用孙中山的话说，南北之间继续谈判，已非议和，只是一种善后安排，盖清廷必须完全服从民军，服从南京临时政府。242

对于南方的变化，袁世凯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当他还在落实南北第三次和谈成果，为南北双方撤军进行动员时，南方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甚至直到12月29日即孙中山电告他当选大总统，不得不勉为其难暂时承乏时，好像袁世凯都还蒙在鼓里，所以他的代表唐绍仪在第二天（30日）依然还和伍廷芳谈谈撤军，谈怎样召集国民会议，在哪里召集国民会议，并拟定了四条办法。然而，也就在这一天（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理由是已经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国民会议已经失去意义。还是在这一天（12月30日），袁世凯电告唐绍仪，承认第三次议和协议，又电告否认第四次议和会议所议办法。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唐绍仪与伍廷芳于12月31日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明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袁世凯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议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唐绍仪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指示后，以为自己与伍廷芳所议条款不被袁世凯内阁认可，而袁世凯要他设法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又无法做得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于是遂与北方议和代表十三人联名于12月31日致电袁世凯内阁请辞。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等人的辞职电报后，竟然以唐绍仪职权所限，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而唐与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前与他袁世凯商量，遽行签订，逾越职权，因而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唐绍仪，所以此后南北之间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件，就请你伍代表廷芳先生与本大臣袁世凯直接电报联系，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南北分歧。243袁世凯以撤销唐绍仪代表职务为代价，从根本上否认了先前南北所达成的协议，从而使南北和谈突然陷入僵局，濒临破产。

按照过去的说法，袁世凯此时突然变卦，是因为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当选大总统的办法堵塞了袁世凯的总统道路，粉碎了袁世凯的总统梦。这个说法在后来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被妖魔化之后确实很动人很动听，其实在当时，袁世凯大约还真的不是这样想，而是另有原因在。这个原因就是清廷还没有退位，他个人还有重大责任，南方的立宪党人也就是赵凤昌、张謇等那些老朋友以及革命党人中的黄兴等人，都还会遵守而且有把握让孙中山遵守革命党人先前的承诺，只要袁世凯将清帝和平退位，大总统还是要移交给袁世凯的。这既是赵凤昌等人与孙中山达成的妥协与谅解，也是黄兴等人坚持的结果。据说当孙中山被定为大总统时，黄兴就拿出顾忠琛与廖宇春所订那五条秘密协定，并确认孙中山到时候不会让国内外失望，不会在政治上失信。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非袁莫属”是一个国内外公认的定论，不会因孙中山这个偶然因素而改变。而且说真话，孙中山非常可怜，他只是在这场被规范的戏剧中充当一个白脸的角色，他往后的功能主要是以强硬的姿态去逼清廷就范。换言之，他的这种强硬其实就是配合着袁世凯的红脸，让袁世凯继续在清廷那里充当好人、忠臣的角色。所以袁世凯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变动中，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不论是他的政治同盟者、追随者，还是他的政治反对派，除了极个别的宗社党之外，几乎一致肯定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这就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

对于袁世凯出任新中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甚至可以说他最初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轮到他这个并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老革命家。244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复杂的中国问题趋于简单，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清廷这个三角关系，假如袁世凯如约逼退了清廷，那么孙中山就会如约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怎样让袁世凯顺利而不受伤地逼退清廷，这就是政治智慧。

在孙中山就职第二天（1月2日），袁世凯直接致电伍廷芳，决定再延缓停战期限十五天。而就在这一天，北洋系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十五名将领致电袁世凯内阁，发誓要维护君主立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共和。对于南京方面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袁世凯始终不愿表态，不置一词，甚至到了1月4日，他依然义正词严致电伍廷芳，指责南方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单方面决定了国体政体。他指出，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你伍廷芳和南方确认，现在大家正在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现在你们突然在南京宣布成立什么政府，甚至宣布什么驱逐满清政府，这些言辞与举动显然都违背了南北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245应该承认，袁世凯的这些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双方就国民会议等问题已有共识，北方即朝廷并没有就此断然拒绝，现在突然出现了新政府，确实有点让袁世凯恼火，相信袁世凯这通脾气不是装的。

孙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古代圣贤也一再告诫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应该说袁世凯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尽管他在那之后两个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受命于危难之中，确实想救大清王朝于既倒。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之后，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廷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廷在最关键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与谈判之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民族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246

所以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47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袁世凯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作的分析也是真诚的，隆裕皇太后听了之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只能默默垂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皇太后答应按照袁世凯的建议，尽早召开御前会议去决定大清国的未来和命运。她同时也请求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撂挑子，不能放下他们孤儿寡母不管。隆裕皇太后把他们母子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她相信只要袁世凯想办法，一定会让他们母子体面有尊严地存在。

这大约是袁世凯第一次向朝廷表明自己已经从先前的君宪主义上动摇了，他个人此时已经开始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场上了。这个转变当然很痛苦很痛心，但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只是袁世凯的转变可能还是比较肤浅，只能算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因而他的转变虽然有助于和平解决当时的政治军事纷争，却又为民国之后的政治纷争留下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