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消除知识与社会二分法（第1页）
第五节消除“知识与社会”二分法
传统的科学哲学坚持“科学与社会的二分法”，但后现代科学哲学认为，社会的认知的二分法已经过时。认知的与社会的、技术的与相关于职业的、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区分，都在实验室中不断地变得模糊并被重新描绘。而且，在社会领域与技术或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本身也是科学商谈的一个主题：今天在社会领域中生产的知识论断可能就是明天技术上的科学发现，反之亦然。[1]
一、在数学与社会之间的都灵模式
P。厄尼斯特（PaulEr）在《社会建构主义作为数学哲学》（SostructivismasaPhilosophyofMathematiy，NY：StateUyofNewYorkPress，1998:235）中曾经提到所谓的都灵模式，P．都灵（PaulDowling）以福柯等人的著作为基础，提供了一个数学实践的内涵丰富的模式。[2]他用知识的作用模式的方式将以社会为基础的数学实践区分为四个领域。其中包括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创造出来的语境；再语境化，即数学知识被选择出来并被转化为教育目的语境，例如教材文本的写作；再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学习者所接受的语境；运用，即数学知识被利用或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语境。他还区分了数学知识在实践中的社会空间。其中包括学术空间，即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空间，即中小学等；工作空间，即经济活动；大众空间，即消费者和国民活动。[3]
对于都灵模式，我们查到了P。都灵的论文《数学的语境化：走向理论谱系》（ThetextualisingofMathematics：TowardsaTheoreticalMap），该文载于M。哈里斯（M。Harris）编辑的《中学、数学和社会工作》（SatidWork，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Press，1991）。但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这篇论文，但却找到了P。都灵的新著《数学教育的社会学：从数学难题到教材》（TheSoaticsEduaticalMyths，PedagogicTexts，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Press，1998）。这部著述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数学的难解之谜”（MathematicalMyths）；“从难解之谜到教材”（JugglingPotsas）；“社会学和教育以及能力的生产”（Sociology，EdudtheProduof“Ability”）；“学校教科书分析：某些经验的先例”（TheAnalysisofSchoolTexts：SomeEmpiritets）；“走向描述语言：某些理论的先例”（TuageofDeseTheoretitets）；“建构的描述和社会活动的理论”（structiveDesandSocialActivityTheory）；“经验型教材的导论”（AnIntrodupiricalText）；“代数学的教材化”（TheTextualizingofAlgebra）；“教材生产的种类”（GenresofProdu）；“教材的定型及其社会认可”（SettingandthePubliain）；“对教师的质疑”（IheTeacher）；“传播与重建的平衡”（DisturbiablishingEquilibrium）。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P。都灵更加详细地论证了都灵模式的运行结构。
总的说来，该图概括了集体的或主观数学知识与个人的数学知识是如何在学术背景和教育背景之间交替变化的循环过程中彼此再创造的。这既是一个创造循环又是一个再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现存的数学知识得到了再生产，新知识加入到了已接受的数学知识的表达体系中。[4]
二、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角色网络理论
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B。拉图尔、M。卡隆和J。劳早年曾提出过角色网络理论。角色建构网络理论用角色范畴来替代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在角色建构网络理论中，角色不仅指称人类，还包括非人类的存在。非人类角色就是指在形成网络活动中的非人类的构成要素如自然物、人工物、制度规范和社会环境等。人类性角色和非人类性角色在建构网络的活动中的地位是对称的，非人类性角色在建构网络活动种发挥着与人类角色同样的主体功能。例如，卡隆（Michel）在《转换社会学的某些因素——扇贝的放养与圣·波瑞克湾的渔业》著名论文中，就把科学家、渔民和扇贝都看作是制造事件的角色：“问题的起点是三个研究者从远东回来，发现日本为了使扇贝免于食肉动物的伤害而用放养技术繁殖扇贝，因此他们希望在法国的圣·波瑞克湾也用这种方法繁殖扇贝。这就导致其他角色也出现在这个故事之中：渔民想增加扇贝的产量，但不知道相关知识；科学家想增加有关扇贝的知识，但他们不了解扇贝的习性；扇贝想繁殖和生存，但面临过度捕捞和食肉动物的侵害。因此，我们必须形成同盟以便互相获益。”[5]这样，扇贝就成为与科学家和渔民具有同等地位的角色。我们以为，尽管主客体转换为角色有淡化人类身份的主体地位的嫌疑，但是，这种转化有助于抵消主体与客体在本体论上的不对称性，有助于彰显客体特别是社会制度等人工物的主体特性[6]，有助于把客体的能动作用发挥出来，尤其有助于消解把人类角色区分为主角与配角，或“自我”与“他者”。
但是，角色网络理论也有问题，A。芬伯格就曾经嘲讽地说：“这样的描述是有问题的，行为者网络理论还有更多的困难问题……在知道人类本质和它的潜能之前，我们已经在谈论它们了。因此，新网络本体论应用一种严格的操作主义，它在决定性的强硬意义上，禁止对网络组织没有效果的数据的引入。”[7]
鉴此，拉图尔又从角色网络理论走向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论，也就是他所说的“双向运动（doublemove）”或“正反馈循环”：“科学的内部越大、越硬、越纯粹，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处于（科学的）更远的外部。如果你处于实验室的内部，正是由于这种反馈作用，你看不到公共关系，看不到政治，看不到伦理问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律师；你将看到科学孤立于社会之外。但是这种孤立状态只有在另外一些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忙于招徕投资者、唤起人们的兴趣并说服他们的时候才能存在。纯粹的科学家犹如无助的雏鸟，而成鸟正忙于筑巢和喂养他们。正是因为韦斯特或者老板在科学外部的积极活动，那些小家伙或者合作者才能如此安然地工作于纯粹科学的内部。如果我们把内外两方面分开，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穿越技术科学的旅程。在每个交叉路口，我们都将不知道应该去追随谁。[8]
2005年，拉图尔又在他的《重组社会：角色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theSotrodutoAetwork-Theory）一书中进一步反思了角色网络理论，提出了“重组社会”的革命性主张。他说：“ANT曾经被混同于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批判‘宏大叙事’、‘欧洲中心主义’或‘同质性’标准。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拆散、解构和去中心并不是ANT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ANT所要超越的问题。成为ANT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为组建和重组社会而建构新的制度、新的程序、新的概念。”[9]
综上所述，拉图尔等人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既反对现代性思想中的绝对主义“独断”，也反对后现代思想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解构战略”，而是一种强调“共建”与“重建”的公共理性，因而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社会建设的实践活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三、在技术与社会之间“批判理论”
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A。芬博格（Andrew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颇有代表性，我们曾经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的“转向技术”一章做过专门研究。
从当时的研究看，芬博格的基本思路就是试图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同后现代的角色网络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整合起来，其代表作就是他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他认为：“构成主义因此是对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性’事物的最终拒绝，是对那种认为在效率原则下维持统治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技术合理性这种幻想的拒绝。但是大多数构成主义的研究太局限于技术发展特殊的案例上，以至于缺乏对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的认识，而正是在这种社会内容中，这些案例才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正是因为构成主义的高涨与不断增长的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反抗是如此密切相关，这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它加强了对立的思维。福柯和构成主义都关注是什么使得‘系统’是一个系统，关注多种多样的方法，系统正是通过这些方法把人类整合进他们的社会再生产的技术条件中去的。这种探讨提出了被马尔库塞忽视的战略上的可能性。”[10]按照这条思路，芬博格重点讨论了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认为，重要行动者不仅仅是发明者和工程师，而且还包括管理者、工人、政府代理人、消费者、用户，及与技术相关的所有人。网络必定与人们所创造的事物的结构有关，它反过来又为他们进一步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11]
自《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1995年问世以来，十几年过去了；距离笔者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也过去了5年。我们关心的是，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芬博格的思想究竟怎样了？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进入21世纪芬博格又推出了两部著述。
2010年出版的《理性与经验之间：技术与现代性文集》（BetweenReasonandExperience：EssaysinTeodernity，Mass：MITPress，c2010）刊出了芬博格的9篇主要论文，既有旧作也有新篇，全部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超越敌托邦”[12]（BeyondDystopia）[13]；第二部分名为“批判的建构主义”[14]（structivism）；第三部分名为“现代性与合理性”[15]（ModernityandRationality）。维纳（BrianWynne）在该文集的前言中对芬博格的思想做出了总结性的判断，认为芬博格有关科学、技术与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其所倡导的建构论分析产生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
2012年刚刚出版的新著《因特网的重现：一种批判的案例研究》（ReiheIicalCaseStudies，Boston：SensePublishers，c2012）也是芬博格与多位作者的合著，也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名为“代码与交往”（duni），主要内容是芬博格撰写的导论（Introdu：TowardaCriticalTheoryoftheI）。第二部分名为“游戏与网络学校”（PlayandSline），包括“理性化的游戏：数字游戏的批判理论”（RationalizingPlay：ACriticalTheitalGaming，SaraM。GrimesandAndrewFeenberg）；“可选择的理性化与矛盾的未来”（AlterionalisationsandAmbivaleicalHistoryofOion，EdwardHamiltonandAndrewFeenberg）。第三部分名为“公民自己的网络”（Theter），包括“遭遇监督：一种现象学考察”（ExperiengSurveillanenologiFriesen，AndrewFeenberg，GraceSmith，andShannonLowe）；“奴役主义：因特网时代的生活世界与政治学”（Subactivism：LifeolititheAgeoftheI，MariaBakardjieva）；“社会正义寻租：青年社会的技术政治学”（HagforSocialJustice：ThePoliticsurativeTeilberry）。这些内容，芬博格在导论中做了这样的概述，本文集不仅仅是技术的批判理论的一系列经验检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思考是新媒体学界逐渐走向把交往技术理解为符号与器物、技术与经验、结果与活动、强制与引导的复杂过程。
四、在工程与社会之间的“设计哲学”[16]
如果说科学与社会之间还曾经有过井水不犯河水的二元状态，但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源远流长，思想家们对工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阿基米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
近代以来，对工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主要是由工程哲学家进行的。最早的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在牛顿时代被称之为“机械哲学”（meicalphilosophy），在马克思时代被安德鲁·尤尔（AndrewUre，1778～1857）称之为“工厂主哲学”（philosophyofmanufacturers）。[17]
在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技术哲学的奠基人卡普将技术发明解释为设想的物质体现，把技术活动看作是“器官投影”（aion）。在他看来，手是—切人造物的模式和一切工具的原型。因此他把锤子解释为紧握拳头的手臂的仿造物。[18]
在工程师M。艾斯看来，技术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新的物质产品。他对技术活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将发明过程分成三个阶段：（1）通过直觉和灵感产生设想，在这个阶段上，发明家同艺术家一样受到的是创造冲动和创造乐趣的鼓舞，外界对他们的行动并无影响。（2）物化，在这个阶段，设想具体体现为样品，通过它来检验设计构思的可行性，并根据检验结果逐步改进样品。（3）最后一个阶段是发明的应用和传播。[19]
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俄国工程师P。K。恩格迈尔（PeterK．Engelmeier，1855～1941）开始在《丁格勒斯工艺技术杂志》发表论文讨论技术专家（Teiker）的职责问题。在他看来，工程师不仅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且还参与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以及市区经济管理等。[20]
进入20世纪，思想家们开始转向讨论工程的认知问题。1906年，A。都博伊斯—雷芒德在《发明和发明家》一书中进一步整理和发挥了艾斯的思想。他把发明过程同发明的产品区分开来，认为发明活动是心理事件，发明的产品则是它的客观化。[2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弗里德里奇·德索尔（FriedrichDessauer，1881～1963）认为发明过程在于发明家的“内在计算”（innerwout），它使发明者的头脑与一个给解决技术难题设计解决方法的“第四王国”联系起来。正是这种内在计算使现实世界的发明活动成为可能。[22]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为技术的统治之对象的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及，愈来愈完满地推行全球，取昔日习见的世事所俗成的一切而代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在者都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的范围之内分化为一个生产的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由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对象化的功能。”[23]
20世纪末，某些技术哲学家开始寻找技术哲学的新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要求，即技术哲学家的研究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切入技术的思考：工程与哲学的沟通》（ThinkingThroughTeology：ThePathbetweenEngineeringandPhilosophy，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这本书首开技术哲学严肃地对待技术本身的先河。它的目的是（该书的第12页）“详细考察技术哲学领域内的研究方式、重要概念的涵义和基本问题。”技术哲学的适宜的研究方式应该是（该书第267页）“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学习工程语言。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荷兰的Delft技术大学于1998年4月16～18日出版了以《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意在重新考虑技术哲学的本质和目的。这个论文集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对于如何恰当地理解影响人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技术而言，不应局限在技术的“外部”。对技术的哲学研究必须走进技术的“内部”；必须以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为基础，理解工程师是如何设计技术的，如何开发技术的，如何生产技术的。这就意味着，技术哲学必须包括工程设计的哲学。[24]
沿着这条思想，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工程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1994年，L．Bucciarelli就写成了《设计工程师》一书；2000年，L．Bucciarelli在Kroe编辑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发表了《工程设计中的客体和社会器具》一文，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建构主义对工程设计的重要意义；2003年，L．Bucciarelli完成了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工程哲学》，提出了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纽带沟通哲学与工程这两种文化的重要使命。“设计过程是一个社会工程，它的最终产品——器物——是一个社会的建构。参与设计过程的每个人都工作在他自己的对象世界中，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客观世界。技术的器物并不是一个纯然的客体，技术的设计和使用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交汇。例如，一个新的物质诸如AL-MMC就是一个社会建构，它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境况下被有效的定义和使用……在设计过程中，被设计的器物以集体的意义存在，设计者的共同体将其牢记于心并以集体意识的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器物的设计过程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器物。”[25]
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由工程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如科学与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外，技术与工程也有着各自的规定性。R。J。史密斯在比较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关系时说道：“科学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工程师的任务是改造世界。科学家使经过验证和系统化了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更加丰富，工程师则运用这种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工程主要是把基础建立在物理学、化学、数学以及它们所延展到的材料科学、固体和流体力学、热力学、传导和速度变化的过程以及系统分析上……和科学家不同，工程师不是自由选择使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必须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他的解答一定要满足一些相互矛盾的要求。通常，要讲究效能就要花费钱；要安全就会增添复杂性，改善特性就会增加重量。工程上的解答是最优解，这种考虑了许多因素的最终的解是十分合乎需要的。它既满足规定的性能指标，又可能是最便宜的。在给定的重量限度之内，它可能是最可靠的，对满足某些安全要求来说，它可能是最简单的；或者对所给定的费用而言，它可能是效率最高的。在许多工程技术问题中，社会价值是重要的。”[26]
大卫·R。雷耶斯·格拉也认为，工程是把通过学习、经验以及实践所获得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加以选择地应用到开辟合理使用天然材料和自然力的途径上来为人类谋福利的专业的总称……与科学家不同，工程师的工作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相反，科学家的兴趣却在于研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至于这种研究的实际应用，他们是不怎么关心的……工程作为一种专业，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当时，工程师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事运河、拦河坝、宫殿、庙宇、道路以及其他设施的建造，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后来，工程师们也在军事方面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负责修建堡垒和制造兵器等。新材料和新工艺使工程师成为富有经验的专门人才，从而工程这种职业也越来越重要起来。[27]
但更为重要的是，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A。阿西莫夫在谈到“工程设计哲学”时曾经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工程设计过程的社会性质[28]。（1）需要——设计必须反映个人或社会的需要，这些需要可以用文化中的技术因素来满足。（2）实际的可实现性——设计的对象是物质产品或服务项目。这些对象是实际上可以实现的。（3）经济上值得——设计所描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必须对消费者有某种效用，它的效用要等于或超过为使它对消费者有用而付出的直接费用之总和。（4）资金可行性——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工作必须是财政上负担得起的。（5）最优性。必须在可供选用的设计概念中选出最佳方案，必须在选定设计概念的各种表现形式中，选出最佳的表现形式。（6）设计标准——选优是依据设计标准，设计标准代表设计者对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及设计者本人所作的价值判断的综合考虑，这些判断可能互相冲突。（7）结构——设计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指出了设计项目的纵向结构）。（8）设计过程——设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这说明了每个设计步骤的横向结构）。（9）分课题——在考虑解决设计课题时，会发现下一层次的分课题。原课题的解决，取决于分课题的解决。（10）减少不确定性——设计是处理信息的过程，它使一项设计由成败不定向确定转化。（11）证据的经济价值——情报和情报加工所用费用的多少，必须与它们提供的证明设计成功与否的资料价值大小相符合。（12）决策的依据——只要对设计项目（或子项目）的失败确信无疑，就要停止这个项目。如果确信，设计方案足以保证下阶段要利用的资源可以合理利用，就要把设计项目继续下去。（13）最少承诺——在设计过程的任何阶段上，当解决设计问题的时候，承诺会限制将来的设计决策，所以，不要超出对执行眼前的解决方案必不可少的承诺。这样，才能保证在解决设计有最大的自由。（14）交流——一项设计是对设计对象的描述和对其生产过程的规定，因此，只有用适当的交流方式来表达才行。[29]
布西亚瑞利（L．Bucciarelli）曾从对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总结：每个设计者或设计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各有着自己独特的仪器、参考文本、标准硬件、特殊工具、供应商目录、产品规范、规则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世界。[30]但是，在设计者以及设计过程中，存在着可以共享的文化价值。虽然设计者存在于不同的世界，都有一个共享的信念系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使得它良性运行的。[31]因此，设计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必不可少。这是因为，除了最为简单的设计工程外，参与整个工程的任何一个设计方案的设计人员由于他们的工作领域和工程系统的特点有所不同，有着不同的职责，而且，更为经常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发现、诉求和建议也会和其他人不一样。在某些层面他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目标，在另一些层面他们的兴趣又存在冲突。结果，谈判和协商就显得极有必要以使他们的努力形成合力。这样，设计就成了一个社会过程。如果，我们就此作罢，倒也不很成问题。真正使得问题复杂化及让设计成为高难度挑战的是每一位设计人员对设计对象有着不同的看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