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第1页）
第八章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
第一节概述
一、自然主义
在19世纪中后期，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为标志，自然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迅速增长，科学也因此逐渐在公众中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不但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而且也使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而科学则在这种变革中迅速提升了自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科学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人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各种专业期刊、专业学会组织以及科学会议中得到直观的说明；而科学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影响，人们只需从大学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从牧师到学监”的革命中便可领略一斑。这一首先发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教育世俗化与科学化同步展开的革命，绝不仅仅是大学运转方式或管理模式的变化，而更意味着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到教育目的、教育原理的全面革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由此诞生。此前，科学在大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国教培养教士；现在，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世俗事业提供人才，因此课程设置大大拓宽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科目进入了课堂，并由此开始迅速成为大学教育的中心内容。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大学也几乎同时出现，1866年，巴黎大学在激进的变革中甚至一度解散了神学院。
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其向传统人文文化领域卓有成效的渗透式推进，乃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展开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地质学领域，查尔斯·莱尔（1797—1875）等人证明了地球经历过亿万年演变的事实，驳斥了基督教关于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的观点；在考古学领域，欧洲学者于1858年发现了古代文明留下的工具，将300年来的考古零星发现以及人们对人类远古历史所做的思考推向了**；在生物学领域，在拉马克（1744—1829）等人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等著作所提出的进化论思想更是直接向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爱德华·泰勒（1832—1917）的《人类早期历史之研究》（1867）、《原始文化》（1871）等早期人类学经典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迅速成熟；而经过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到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等人的努力，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则以更快的速度扩展开来……19世纪中后期，几条不同的科学探寻和思索的路线，正逐步交会于一点，这一相交点将大大改变人对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人对自己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看法。种种事实表明，基督教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来自科学的越来越严峻的冲击，这种冲击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都要比前两个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纯哲学挑战来得更火力十足，更难以招架。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在传统基督教文化体系遭遇科学挑战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主义的文化取向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
在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是孔德最早明确地将“科学阶段”——“实证阶段”置于人类理论认识和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认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实证主义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寻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流行于世；它不仅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科学”做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科学方法论层面也提出了诸多具体的规范性要求。孔德的思想虽然在发表之初受到尚在高峰平台运行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抑制，其对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之主导性的影响力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才真正广泛扩散开来，但其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笼仍然因其代表着17世纪以来形形色色崇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着的那种科学主义倾向开始进入**，而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发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证主义哲学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进入现代阶段的鲜明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所开启的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中空前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取向，直接在自然科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然一切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推敲与检验方能站得住脚，那么文学艺术受到自然科学影响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一种不可规避的必然结果。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文化思想家和美学家泰纳（1828—1893），他第一个站出来系统而全面地把科学主义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其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便是在孔德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的产物。事实上，文学受一定的时代、环境、民族等外部因素影响的认识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并不鲜见，浪漫主义时代的斯达尔夫人乃至更早的启蒙思想家们早就对此做出过很多论述。泰纳的独到之处在于避开了零散的、印象式的或就事论事的论述，跳出了狭窄的文学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立场重新观照、把握事理材料，形成了逻辑清晰、条理严谨的思想体系。作为一颗将艺术与科学嫁接生长出的理论果实，“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堪称科学主义在西方美学与文论中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而这一胜利则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学的诞生，即与哲学、社会、文化领域科学主义思潮的空前高涨相适应，就有了在科学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在涉足文坛之初，左拉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文化的潮流——风是朝着科学的方向吹的，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对事实和事物的精确研究中去。在此后推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展开的过程中，作为始终站在风口浪尖的领军人物，他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指斥此前法国文坛流行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经由左拉的推动，科学主义成了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成了自然主义作家将自己与传统作家相区别的标牌。自然主义文学主动地从当代科学主义风潮中汲取精神营养，从理论到创作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
简括地说，所谓“自然主义文学”，是指19世纪50年代在法国酝酿，于60年代在左拉的率领下正式以“文学运动”的方式展开，并在19世纪末迅速逸出法国国界向整个世界文坛蔓延开去，直到20世纪初叶才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衰落的文学革命。作为在整整两代作家那里产生过广泛、深刻影响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在诗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本构成等层面都对西方文学传统成功地实施了“革命性爆破”，并由此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其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起点。在与同时代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唯美主义文学风尚相互影响、共同存在的文学空间中，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以其比象征主义的“硬朗”、比唯美主义的“沉实”特点确立了自身的历史“主导性”地位。质言之，与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文化结构开始迅速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相契合，文学自然主义实际上乃是西方现代文学的最初表现形态。
自然主义文学的发源地是法国。在左拉主导的自然主义文学以火爆的“运动”形式震撼法兰西文坛之前，福楼拜在1857年就写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包法利夫人》，而其以“一个青年的故事”为副题的《情感教育》（1869）则历来被西方评论家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圣经”。另外，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两兄弟1865年出版的《杰米妮·拉赛朵》也被公认为是经典的自然主义开山之作。19世纪60年代末，左拉连续推出《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娜·费拉》（1868）。这两部小说（尤其是第一部）在文坛及社会上引发的剧烈反应，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正式拉开了序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左拉都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人物。就创作实绩而言，其1871年至1893年写下的、由20部长篇所构成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无论是从宏大的规模还是就自然主义艺术特质的体现，均无人堪出其右。就理论建树来说，影响整个世界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规范，基本上都是由他提出和表达的。
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推进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莫泊桑（1850—1893）、于斯曼（1843—1907）等为核心成员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组织“梅塘集团”，得名于他们定期聚会的场所——左拉在巴黎郊区“梅塘”的别墅。在“梅塘集团”核心成员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集《梅塘晚会》（1880）发表后，莫泊桑因其中的《羊脂球》受到好评而扬名文坛。在此后短短的10年间，他创作了300多个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一生》（1883）写女主人公约娜从对生活与爱情充满热望到不断幻灭的一生，小说显然在内容上受《包法利夫人》的影响。《俊友》（1885）则描述外省青年杜洛阿靠漂亮潇洒的外表，以女性为阶梯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批判了人欲横流的巴黎上流社会。
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展开，表现得最复杂、最分散，同时也最火爆——火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激进冲动的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期，德国文坛自然主义文学社团蜂起，自然主义文学期刊如林，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专著迭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德国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心：以康拉德（1846—1927）等人为代表的慕尼黑中心和以霍普特曼（1862—1946）等人为代表的柏林中心。其中霍普特曼乃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日出之前》（1889）描写了酒精中毒和遗传导致的爱情悲剧，此剧在柏林“自由剧场”演出时引起轰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世界性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在自然主义旗帜下尝试创作抒情诗的国度。
英国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有乔治·吉辛（1857—1903）和乔治·莫尔（1852—1933）。后者的《伊斯特·沃特斯》（1894）是英国较为典型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但哈代19世纪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或许更能代表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位一再声称“艺术只关乎现象”的作家之最负盛名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1891），常常因其所关涉的“遗传”“灾变”“命运”等重要的自然主义叙事元素在西方评论家那里得到自然主义向度的阐说。与浪漫主义文学革命乃至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形有些相似，在素以理性著称的英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并没有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以火爆的形式出现，而是体现为相对平和的样态。静水流深，可能正是因为这份平和，自然主义在英国的展开没有像在法、德那般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少了些他们那里的大起大落：在20世纪初叶毛姆（1874—1965）、贝内特（1867—1931）等人的小说创作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出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涓涓细流绵延不绝。尽管左拉的思想与创作被译介到英国，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推进不无作用，但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不能完全说是外来的。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英、法两国在19世纪下半期是欧洲两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文化情形而言，构成自然主义文学重要渊源的两样东西英国一样都不缺：进化论，法国有拉马克，英国有声威更著的达尔文；实证论，法国有孔德，英国有斯宾塞，后者在英语国家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如美国）要远胜过前者。
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意大利，由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G。维尔加（1840—1922）等人所主导的“真实主义”文学运动，完全是法国自然主义的变种或翻版。另外，写出了《父亲》（1887）与《朱丽小姐》（1888）等自然主义剧作经典的瑞典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创作出自然主义剧作范本《群鬼》（1881）的挪威大作家易卜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文风陡转公开宣称皈依自然主义的西班牙大作家B。加尔多斯（1843—1920）、因长篇小说《肉食者》（1886）而被称为“比利时的左拉”的C。勒蒙尼耶（1844—1913）……著名作家和经典文本的广泛存在，意味着自然主义至少在叙事领域实乃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坛的主流。
19世纪末，以保罗·布尔热（1852—1935）的《当代心理学论文集》（1883—1885）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心理学原理》（1890）为标志的现代心理学新成果，开始对文坛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而同时，经由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等人的阐发正迅速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尼采学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文化情景直接造成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衰微或蜕变。由此，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两个世纪之交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
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二阶段大致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在这个阶段，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具有这几方面特点。首先，从地域上看，自然主义从欧洲开始向亚洲、美洲广泛传播，美国作为新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心取代了法国在第一个时期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自然主义在欧洲进入衰落期之后，却在20世纪初叶的美洲和亚洲进入了巅峰期。其次，从体裁上看，继续承接上一时期末段（19世纪80年代）从小说领域向戏剧领域拓进的声威，巴黎的“自由剧院”、柏林的“自由舞台”、伦敦的“独立剧院”等专门上演自然主义戏剧的实验剧院纷纷建立，90年代新剧院运动的成功是自然主义的成功；实验戏剧的“小剧场运动”更是方兴未艾，自然主义在推动西方戏剧革新与发展方面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最后，从内涵上看，自然主义自觉汲取这一时期心理学领域最新成果的影响，由原先主要强调生理学视角转向生理学、心理学视角并重，并由此大力借鉴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由原先主要以实证主义为理论依托转向实证主义和尼采哲学并重，并在美国形成了杰克·伦敦（1876—1916）为代表的“意志型”自然主义的新范式。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带有更加强烈的印象主义风格，而且在各种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学元素糅合加入之后，自然主义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异”中有所放大。
在美洲大陆，自然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改造，使得此前一直难以形成自身特点、在创作和理论上均乏善可陈的美国文学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自然主义在美国文学中有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的《街头女郎梅季》（1893）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的创作颇受左拉影响，其小说《麦克提格》（1899）把主人公的悲剧归咎于生理缺陷，《凡陀弗与兽性》（1914）则描写了动物本性导致人物堕落的故事；杰克·伦敦的作品是浪漫冒险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狗的小说”系列中，将自然主义强调的遗传和环境因素借由狗的形象渲染得淋漓尽致。而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因《嘉丽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等经典自然主义小说的发表，成为公认的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魁首。一大批自然主义作家的出现，表征着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坛的崛起。而1930年，自然主义倾向浓重的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为美国文学赢得了首个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美国文学已经站到世界文学最前列的标志。
自然主义文学在亚洲大陆的显赫成就，则主要体现在迅速崛起的日本文学之中。自然主义对日本文坛的改造，使原先很长时间一直停滞不前的日本文学在20世纪初迅速进入现代阶段。
文学是人学，但文学对人的认识与表现却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一般来说，前自然主义文学对人进行审视的视点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层面。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经济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得到了广泛展示，但其更为深层的一些本质却尚未得到挖掘。作家们受时代影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们对人审视的视点当然主要集中在人的社会性、阶级（阶层）性上。从文学的底蕴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及社会的人所进行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此相适应，社会问题，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前自然主义作家为揭示当前社会关系不完善的基本主题通用的和决定性的题材。从单纯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中挣脱出来，自然主义作家进一步把视线集中到个体的人的感性生命本身。自然主义作家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学同以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相契合，忽视了人类一部分被隐蔽、被排除的现实——人类的肉体。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感到新的文学应该立即如实地将人身上被忽视的东西揭示出来，以弥补传统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不足。在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进化论、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启发下，自然主义作家获得了一种崭新的人的观念，并因此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人的描写。如果说前自然主义作家往往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为武器，主要是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描写社会和社会的人；到了自然主义，作家们则拿起了科学的武器，转而强调从生理学、遗传学乃至病理学的角度来观察、描写作为生物而受生理本能和遗传基因影响的人。文学自然主义的底蕴在于生理学的解剖，自然主义作家把视线进一步集中到单个的、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向着人这一文学主体的更深处大踏步地挺进。
人是本能的载体，这是自然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左拉的《黛莱丝·拉甘》（1867）很早就为后起的自然主义作家创制了样板。在很多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人之本能的类于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解剖。在阴暗黑湿、暴烈盲目的心理背景之下，炙热的权欲、难御的嗜虐、疯狂的肉体需求构成了一幅幅“人兽”的图画；而尤其是肉欲，则更为自然主义作家所看重。人的生理变化与春情、性觉醒与性冷淡、**的和谐与不协调、亢奋的满足与色之饥饿、同性恋与**乃至怀孕与生育，所有这些都无一不在自然主义作家观察与表现的范围之内。以莫泊桑《俊友》中的杜洛阿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主义作家因引进对人生理本能的解剖而大大加强了人物描写的深度。作为野心家，杜洛阿和拉斯蒂涅可谓是一对同胞兄弟。但只要略加比较，我们便可很容易地看出他们的同中之异。同样年轻漂亮、聪明机灵，同样是以猎取与控制上流社会贵妇而达到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看到的只是野心、贪欲和谋略，而在杜洛阿身上却还看到了对其野心、贪欲和谋略有所影响、有所推动、有所刺激的生理要求和冲动。杜洛阿不仅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而且还是一个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他一出场就带有肉欲化身的特点。在他身上，甚为发达的感觉是对女人的感觉，最为热衷的兴趣是对女人的兴趣，他在漂亮女人面前潜在的意向往往就是肉体上的占有。掩卷沉思，出现在我们大脑屏幕上的拉斯蒂涅是一个因意志过分坚硬而有些脸色苍白的斗士型野心家，而杜洛阿则更是一个肉欲炽烈、寻欢作乐的野心家兼**棍。就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杜洛阿比拉斯蒂涅更圆满、更丰实，也更栩栩如生、真实可信。这种艺术效果上的差异，尽管与两位作家的艺术禀赋有关，但最根本的却是莫泊桑在人物刻画中增添了传统文学中所不具有或不明显具有的新成分——对人物自然生理本能的刻意挖掘。
新的人学观念使自然主义作家对人所进行的审视和表现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质，这直接引发叙事观念与叙事艺术的革新。由是，自然主义叙事文本的建构便形成了迥然有别于既往的特征。
首先，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其次，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传统文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主题的明晰性开始动摇，代之而来的则是宏大空蒙的人性主题或命运主题。在如此宏大空蒙的主题框架之下，意象开始取代原先观念体系所派生出来的具体叙事意图（即具体的观念性主题），居于作品的中心。这正是现代主义叙事作品主旨隐遁而意象弥漫的开端。
再次，在自然主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情节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而琐碎凌乱的细节则缤纷绽放。细节的缤纷绽放，决定了叙事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谋求摆脱统辖传统叙事文本的“必然性”逻辑，而在“偶然性”中寻求出路。在西方传统文学叙事中的“必然性”原则向现代主义叙事的“偶然性”原则的现代转型中，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乃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最后，自然主义小说和戏剧的结构格局呈现为一种“断片的联缀”。自然主义的“断片联缀式”结构的“可间断性”在现代主义那里完全开放，就变成了一种频率很高的“跳跃性”。从自然主义开始，西方传统叙事文本中的那种“时间性结构”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空间性结构”模式所取代。从观念统摄之下的严密、严整的有机整体，到心理活动的随意漫游、自由穿插，在文学文本结构从线性历史时间向瞬时心理空间的转换过程中，自然主义显然是一个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