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中关于教育的经典阐释（第1页）
第二节教育哲学史中关于教育的经典阐释
学习目标
领悟经典的教育阐释，建立起对教育的个体化认识。
如前所述，哲学对某一主题的探讨是与日俱新的，在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解答。这就意味着，对一个问题的追问，不是如历史研究一样只需要弄清楚一个时间点在某个社会空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要将以往对于同一问题的主要解答方式作为思考之基础。所以有“哲学就是哲学史”之说法。在我们对教育进行定义之前，应该回到传统中对于教育的不同界定。
一、《中庸》论教育：教育即循性修道
《中庸》是中国教育哲学的第一著作。《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中庸》在《礼记》中最初并没有突出的地位，随着唐宋之际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乃至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和《大学》一起同《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命题的主要内容。《中庸》被儒家“发掘”出来，事实上是为了应对禅宗在世界及人生意义解释力方面的挑战：《中庸》先是为佛学家所重视，借融合《中庸》扩张势力，而后又被儒家道学接过来掩去佛学的名头而扩张儒学的影响。总而言之，《中庸》作为儒家教育著作中的教育哲学著作是有其理由的，一如其涵括的天命心性的哲学味道和中庸致和的思辨取向[12]。
《中庸》认为教育即“循性修道”。《中庸》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3]，这是从“教”的前提角度提出了“教”从何而来和“教”的根据。天赋予人的禀赋是“性”，遵循天性而行动称为“道”，从道入手，修饰品节，这就是教化。这里可以看出思孟学派的核心思想，子思门人传及孟子，孟子就发展出了“存心养性”“修身立命”的性善论的教育学说。即人先天具备善端，后天的教育就是要扩充和完善这种善端。《中庸》承接孔子认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就是能够做到中庸，即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有分寸，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教育和学习是达到这一道德水准的手段。做到中庸或中和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条件是“诚心”，即“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4]。以诚心明白事理就是天性，从内在天性出发才能认识外部世界（后来为心学所强调）；由明白事理而能诚心，通过外部世界的求索以及接受教育才能做到诚心（后来为理学所强调）。《中庸》还提出了著名的学、问、思、辨、行的“为学次序”。“循性”之“性”为天所命定，后来的理学就将这种“性”发展为“天命之性”即“天理”（相对的是人的浑浊的“气质之性”），儒学就因由崇信天理而普及成为儒教。
《中庸》作为教育哲学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其着力点在“教育形式”。按照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教育内容好比语文、数学等各学科知识，而教育形式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关照的对象（当然，教育内容也有其“形式”问题，比如教育内容的选择、编排、呈现等）。教育形式主要指教育的本质、方法、手段、过程设计、实践艺术——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理论学科，它的使命中的重点不是直接进行哲学教育（否则就成了哲学通识），而在于对这种“教育形式”的哲学探讨。《中庸》即以“道不远人”、心诚则灵这样的思想，将教育理解为“儒学内容”的“自我修为”，将“学习”提到“教育本体”的层面上。尽管儒学如《论语》《孟子》都有相关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论述，显然都是一般教育理论层面的。所以，《中庸》相对于哲学和教育的一般理论而言，更是教育哲学。也难怪佛学会吸纳它而“为我所用”。
对于教育的理解还有文化上的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总体上是行重于知、学重于教的。[15]而且，中国古代使用“教”字本来就和今天不同，相对于使别人学习，“教”更是君子贤人自己修业进德的一种方式，教是学的一种方式（所谓教学相长）。所以，《中庸》中教育即循性修道，不谈教而只言学，原因即在这里。
二、柏拉图论教育：教育是理想社会的工具
柏拉图的著作较多，其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在社会观上很推崇斯巴达的社会制度——原始的共产主义，因此，写了专著《理想国》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理想国》是最早的乌托邦思想的集中反映。在柏拉图理想的国家中，将神的最优创造物——人，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军人和劳动者。其中，哲学家是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神用金子做成的，拥有智慧和理性。军人是奴隶主国家的保卫者、社会秩序的维持者，是神用银子做成的，拥有勇敢和意志。劳动者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是神用铜铁做成的，具有节制的品质。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奴隶不属于以上三个等级，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三个等级的人应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国家才能维护正常的运转。另外，“正义”是这三个等级的人所共有的品质，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可越级行事，否则，社会就会处于混乱不堪的境地。显然，这是为奴隶主贵族专制制造的理论依据。[16]
在《法律篇》中对教育的论述主要是通过文艺教育的争论来展开的。文艺教育需要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创作，但什么是好的必须由教育者来判断，而不是由受教育者来判断，更不能屈从于大多数观众的举手表决。文艺教育要“弘扬主旋律”，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形成“旋律”和“和声”，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合唱队”。[17]总之，在文艺教育方面，柏拉图推行的是一种“音乐贤人政体”，主张由有鉴赏力的人来指定优良与低劣的艺术标准，绝不赞同体现自由主义色彩的、由观众决定的艺术标准，对此，柏拉图将之贬为“邪恶的剧场政府”。如果结合《理想国》的相关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表面上以真理为名，实质上是一个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规训过程，他假定了一些人（哲学王）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高人一等，具有洞察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善的能力，从而天然地获得了教育者的地位和权力，对普通百姓实行强制教育，在观念和行动上使国家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缺乏自我，使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学校或者军队（这来自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不同的是，《法律篇》里面谈教育问题主要是想突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理想国》里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者本身来实施教育，两者的区别体现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教育学家语录
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任何丑恶的东西，他能如嫌恶臭不自觉地加以谴责，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8。
总之，柏拉图在其哲学观、认识论、人性论和社会政治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教育理论体系，重点强**育的政治意义，主张国家控制教育。教育应当由国家负责办理，由国家进行严格的控制，教育的内容应根据国家的利益来规定。教育是改造人性的手段，通过适当的教育，可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教育就是建立和巩固“理想国”的工具，是一种决定个人在社会中位置和使其接受这种位置的方法。
三、老庄论教育：教育即回归“本真”
老聃与庄周都没有纯粹的教育哲学论述，其教育思想是用一种现代术语对其教育观点的抽离和演绎。用现代术语表达，即教育即回归“本真”或教育即“本真人”的培养。具体观点如下。
“本真人”直接就是老聃的“教育目标”。“修之于身，其德乃真”[18]，唯有以道修身，身化于道，他的德才会真实，便从异化了的“私、妄、昧”的“俗人”“众人”“百姓”，向“公、正、明”的真人——真正的人复归，成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9]的宇宙中居四大之一的人（天人合一的人），并“修之于天下”，由真人而圣人。
教育回归本真换句话说就是“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自然，就是宇宙万事万物最根本的总的规律，总的特征。自然，就是它自己就是这样（自己如此），它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如此），它究竟就是这样（究竟如此），不受外力的影响，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不能分析解释，不能追问究竟。自然是最高的准则，是最根本的终极的规律。自然，是道的最根本、最高、最本质的本性。而“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效法自然，即效法自然的客观规律。在教育领域内，就是一切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唯教育规律是从。
老子提倡俭啬、朴素。“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1]“俭，故能广。”“俭”为老子三宝之一，可见其分量的重要。“以俭为宝，心俭不奢，心俭自足，心俭自广，心俭自乐，知足常富而不辱，知止常安而不殆，以俭养德，心不贪求，自得其乐，而不乐欲人之所乐。”“心俭欲寡，虚静自致。”“治人事天，莫若啬。”[22]因此，开展勤俭节约教育，艰苦创业，亦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
老子提倡涤除玄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因此，老子告诫我们育人要从根本处，即人的心灵入手。有道是：育书先育人，育人先育心。加强心灵的自我革命，转“私”为“公”，转“妄”为“正”，转“昧”为“明”。涤除者，去私除妄也。“善为道者，要涤之除之，务使无私无妄，心无染污，一私不留，一妄不存，一尘不染，一相不着，心灵纯美，心光发现，乃能‘玄鉴’无遗，无所遁形。”加强人的心灵革命，这是德育，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一切教育的切入处、基本点。转“私、妄、昧”为“公、正、明”，转“假、恶、丑”为“真、善、美”，教育使命完成矣！
庄子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理论，认为“道”之于人即是“德”，亦即是人性。道本自然、虚静，故而人性也自然、天放。何谓“天放”？简言之，“天放”就是顺应天性的意思。庄子又说：“性者，生之质也。”[23]可见，人性是自然素朴、不受文饰的，是因顺天道、不待师教的。所以，庄子的人性论可称之为“自然人性论”。依此理论，仁、义、名、位、利、欲都是人为的、后天的，因而不能将它们视为人的本性。
大体说来，庄子的“真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独特品格。
一是恬淡而虚静。庄子一生过着贫困的生活，以庄子自己为原型的理想真人，在品格上也是生活恬淡而灵魂安宁，《天道》篇写道：“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这都是强调真人的虚静品格。
二是安时而处顺。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24]可见，在庄子的眼中，生与死犹如太阳朝升暮落一样自然，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哀。故真人也视“天地为室”“以死生为一条”，而对死生、毁誉、成败、美丑皆能安之若命，泰然处之。从根本上说，安时处顺就是“无为”，就是纯任自然，就是“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25]。
三是无情又无己。真人“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何谓“无情”？无情并非无感情，真人也会“喜怒通四时”。无情只是“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26]。简言之，真人是绝弃了情欲之情而因任着天性之情的人。真人“无情”，故能不因情伤性；“无己”，故能不因己束性。无情又无己，则“形如槁木，心若死”，如是则能养性，能全性。
四是逍遥以自适。若真人之逍遥则心无所待——无待于青山绿水，无待于形康体寿，无待于功名利禄，怡然神旷，悠然自得，如“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27]，“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28]，“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29]。这是一种无任何负累的、人与天（道）完全融为一体的绝对自由的境界。
四、卢梭论教育：教育即“自然人”与“爱国者”之培养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卢梭认为教育应该适应并为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准备条件，不是以人为的方式干涉他们的自由，教育应该脱离社会文化的樊笼。卢梭为人熟知的话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0]在卢梭看来，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31]人的自然本性（天性）是自由，他后来的不自由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卢梭设想的教育对象，那个爱弥儿，到12岁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书，他从来不背诵课文、寓言。读书是孩子们在童年时期遭遇的最大的灾难。儿童的发展方向由他们的天性（自由）来决定，不是由教育者的成人来决定。卢梭曾说：“自由是最大的善。那就是我的基本准则，把它应用于儿童和童年，而且所有的教育原则皆来自于它。”[32]在性善论的前提下，教育的原则、方法必须遵从善良的自然要求，顺从儿童的自由本性。即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
教育学家语录
远虑！使我们不停地做我们力不能及的事情，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种种痛苦的真正根源。像人这样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简直是发了疯！这种发疯的做法之所以更加有害，是因为它将随着人的年龄而日益增多，使老年人都是那样地猜疑、忧愁和悭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