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内核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三大原理02（第2页）
陶行知的“社会”范畴是一个与其“生活”范畴有着内在联系的概念。他的“生活”范畴主要是指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与之相应，他的“社会”也主要是指人民大众的生活组织（场所）。人民大众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场所）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其生活实践。他们在这种组织（场所）里，相互之间发生作用，通过生活与生活的摩擦以及生活的变化和斗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断地加以改进，从而共同得到提高。
在某种意义上，陶行知倡导“工学团”“文化细胞”“文化网”等，都是其“社会”范畴的具体体现。什么叫做“工学团”？“工学团”是陶行知自创的一个名词。依他的解释：“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66]“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67]他指出：“工学团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68]他还特别说明：“团不是一个机关，不是一个工学的机关。假使它只是一个工学的机关，那便成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改良学校而不是工学团。团是团体，是力的凝结，力的组织，力的集中，力的共同发挥。”[69]人民大众正是生活在这种团体里，团结起来，集中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抵御敌人的进攻，争取民族民主斗争的胜利。
“文化细胞”是陶行知自创的又一名词。他认为，为了适合大多数人的生活，便利大多数人继续不断地长进，必须创造一种下层文化的组织。这种组织便叫“文化细胞”。他提议，“每一家，每一店铺，每一工厂，每一机关，每一集团组成一个文化细胞。这种细胞里的分子有两种：一种是识字的，另一种是不识字的。我们叫每一个细胞里的识字分子教导不识字分子，说得正确些，我们要叫识字分子取得现代知识精神，连文字一同教给不识字的分子。这样一来，每个文化细胞里的分子都能继续不断地长进。”他还指出：“这种文化细胞在山海工学团范围以内叫做工学队，为工学团最下层之组织单位。俞塘称它为生活教育团，安徽省会称它为普及教育团。有人建议称它为自学团或共学团。”[70]
在“文化细胞”的基础上，陶行知建议形成一个“文化网”。他说：“文化细胞虽是最下层的组织，但是光棍的细胞是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的‘文化细胞’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文化网。”“在都市里，每一铺户里的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组织一个生活教育团，继续不断的共同教学做，便成了一个‘文化细胞’。有了这个‘文化细胞’的组织，这一铺户里的人便可以活到老做到老，教到老学到老。如果一条街上的‘文化细胞’都联了起来，成了一街的文化组织，再进一步，一区的街文化组织都联了起来，成了一区的文化组织，以至全市的文化组织，那便是有了文化网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称它为街文化网、区文化网、市文化网。乡下的可以称为村文化网、乡文化网等。”[71]不难发现，这种“文化细胞”和“文化网”，既是人民大众的生活组织，又是其文化组织，均为陶行知“社会”范畴的具体化。显然，这与杜威的资产阶级的“社会”范畴是截然不同的。
“学校”与“社会”是同一命题（原理）的两个相关范畴。如同谈“生活”必然涉及“教育”一样，谈“社会”也必然关联到“学校”。
那么，陶行知的“学校”范畴有哪些基本含义呢？概括起来，一是指正规的、专门的教育机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学校；一是指人民大众生活的场所（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72]）。从他一贯论述的重心来看，显然更为重视后者。这与杜威也是大不相同的。
当然，陶行知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他的“学校”范畴的含义与杜威没有根本不同。他在1919年的一次题为“新教育”的演讲中指出：“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须把社会上一切的事，拣选他主要的，一件一件地举行起来。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在校外又是一个人。要使他造成共和国民的根基，须在此练习。对于身体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凡国民所不可不晓得的，都要使他晓得，那学校便成为具体而微的社会了。”[73]尽管在讲演中他已指出：“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但从所讲的重心来看，此时的重点是放在前面的，是围绕着“学校即社会”来展开立论的。这里的“社会是大的学校”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后的“社会即学校”，至多只能视为“社会即学校”的萌芽。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通过总结推行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教训，开始对传统的和洋化的“学校”观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学校教育的那一套是无法适应人民大众的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的。应该对旧的“学校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因此，他从推广人民大众教育的目的出发，在充分考虑到人民大众现实处境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即学校”，把人民大众的生活场所，都当成教育的场所，整修社会都一所大学校。这就彻底改造了旧的“学校”观，使其“学校”具有不同于杜威的思想新质。明白了陶行知教育学说中“社会”和“学校”范畴的含义，这就为下面分析“社会即学校”的含义和实质，创造了必要前提。
从“社会即学校”的含义来看，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如同其“生活即教育”一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举其要者，大抵有三：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说，“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74]或者说，“以社会为学校”。“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75]这是“社会即学校”的基本含义。陶行知根据他的“生活即教育”，进一步指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76]。
陶行知为什么主张“社会即学校”？这主要是他有鉴于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均不能适应人民大众生活实际的需要，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人民大众的现实处境。也就是说，他是从推广大众教育的目的出发，而提出这一主张的。
他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最大的弊病是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他对于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77]依他之见，无论是“老八股”，还是“洋八股”的学校教育，好比鸟笼一样将学生圈套在狭小的范围里与社会生活隔绝，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无关，是仅仅服务于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特殊学校，只有少数“有钱、有闲、有面子的人才能进去的”。为此，他主张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从“鸟笼里”解放出来，与整个乡村、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相联系，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相联系，打破当时少数统治者对学校的垄断，使教育不再成为“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他提出学校教育之中，有志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中人”，去改造恶浊的旧社会，创造美好的新社会，使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另外，从人民大众的现实处境来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78]并说“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的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所失掉的是鸟笼，而所得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79]
基于上述考虑，陶行知积极从事“社会即学校”的实践，在社会上办各种各样方便人民大众及其子弟的学习场所（如他本人先后创办的民众茶园、自然学园、通信学校、空中学校、工学团、业余学校、旅行团、社会大学，等等）。他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推广大众教育，使人民大众都能有机会学习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时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其力量，取得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一句话，救亡必须启蒙，启蒙为了救亡。
其次，从学校的角度说，“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80]。也就是说，学校要“了解社会的需求”[81]，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服务。
陶行知对脱离人民大众生活实际的学校多有批评。人在《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一文中指出：“一个乡下先生住在一个破庙里教死书，就好比是一只孤鸦。他无意也无暇与农人交接。他教他的书，对农人的一切是不能过问。他所办的学校是与社会隔离。学校不能运用社会的力量以谋进步，社会也没法吸收学校的力量以图改造，双方都失掉互济的效用。这种孤僻的学校，普及了也没有意思。”他主张对这种学校来一个彻底改造，具体做法之一是：“现在假使一切都不改，只把小学生变作小先生，这没有意义的学校便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校，这位孤零零的赘疣的寒酸先生便立刻变成一位村庄中所不可少的有作有为的先生了。比方这个学校原来有三十个学生都变成小先生，便好像是三十根电线接到各村去和他们通起电流来。在这些电线上所通的电流有来也有往。一个个小先生可以把各村的问题、困难带来和先生讨论，又可以把学校里从外面得来的知识与力量带去和农人与不能进学校之小孩讨论。有时大家来他一个总集合，在各村的问题上求他一个总解决。例如总动员救旱灾，除蝗虫，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帝国主义。”[82]如此一来，学校就被彻底改造成一种新型的学校。
当然，陶行知上面说的只是一个改造旧学校的例子，还不能完全反映出他改造旧学校的全部设想。在实际生活中，陶行知对改造旧学校、建设新学校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作了大量的努力。他一生办了各种类型的新学校，如安徽公学、晓庄学校、湘湖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等。在这些学校中，学校与社会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伸张到大自然里，与社会和大自然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
陶行知虽然对传统的学校教育颇为不满，但他对学校的社会功能却从未轻视，甚至可以说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与他对教育的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他把学校的社会功能提到很高的层次上来强调。他一直坚信：学校应当是社会改造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83]他还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布：“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表示：“我们以极诚恳的意思，欢迎全国同胞一齐出来，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发展，督促他进行，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84]从这些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的言词中，可以窥知他对学校（当然这是指新型的人民大众的学校）的社会功能重视到何等程度！
最后，从社会与学校的关系说，“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85]两者互相影响，一道进步。这与陶行知对生活与教育关系的认知是完全相同的，都体现出陶行知教育学说中的辩证思想。
陶行知认为，传统“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是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我们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他特别强调道：“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86]
就两者关系而言，“学校不能运用社会的力量以谋进步，社会也没法吸收学校的力量以图改造”，这样一来，“双方都失掉互济的效用”。[87]这种学校和社会当然都应改造，只有改造了它们本身，它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相互推促，共同前进。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呢？陶行知也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指出：“应当有社会好学校的观点，整个社会是学校的观点，整个社会是学校，学校不过是一课堂。……并且对于大的社会，才能有民主的贡献。而学校本身就可以成为民主的温床，培养出人才的幼苗。”
总之，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教育的范围；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这些就是“社会即学校”的基本含义。
关于“社会即学校”的实质。作为“生活即教育”的自然延伸，“社会即学校”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与“生活即教育”一样，“社会即学校”也经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乃至曲解。下面结合有关议论，作点简略分析。
其一，陶行知是要取消学校，让教育倒退到学校出现以前的原始落后状态去吗？
“社会即学校”如果从字面上讲，当然是“社会就是学校”的意思。有人据此认定陶行知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忽视了学校与社会的差异，没有看出学校教育的特殊性，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显然，这是一种误解。陶行知这一主张的本意，是强调学校与社会具有某种深刻的、内在同一性或一致性，社会离不开学校，学校也不能脱离社会，绝无将两者等同起来，进而取消学校的意思。
前面说过，对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原理，不能仅仅根据其字面上的意思就下断语，而应根据他当时提出、形成、实施这些主张的历史条件、时代特点的他本人的论述做出全面、准确、客观的分析。这一基本原则对于考察“社会即学校”也是完全适合的。
应该看到，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日益走向殖民地化的时代。民族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洋化的学校教育，都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脱离人民大众，这就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且还起着相反的阻碍作用。正是针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弊端，从推广大众教育的目的出发，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人民大众的现实处境，陶行知才提出“社会即学校”的。
事实上，陶行知本人是明确反对以社会等同学校，取消学校的。他在1940年8月10日至潘畏三信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说到师范教育时说：“现在师范学校虽有缺点，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不是取消。说得更正确点的话，我们应该就学校这种特殊机构予过去的师范教育以改造。过去我们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便是这个意思。”并指出：“说我们是在企图取消学校教育了（这是带有一种挑拨性的话），而这绝非我们的本意。”[88]纵观陶行知一生，他都在不停地办学校。遍览他的所有言论，也找不出他主张取消学校的片言只语，所以，如果说这种说法不是曲解，那就是误解，均应得到澄清。
其二，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与杜威“学校即社会”是“一脉相承”吗？
有人根据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是对杜威“学校即社会”直接改造而来这一点，断言“社会即学校”与“学校即社会”仍然是“一脉相承”，相去不远。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
必须指出，“社会即学校”虽然是陶行知对杜威“学校即社会”直接改造的结果，但它更是陶行知在反传统教育同洋化教育的斗争中，从推广大众教育的目的出发，考虑到人民大众的现实处境而提出的。也就是说，前者只是“流”，而后者才是“源”。“源”“流”不辨，已属欠妥，倒“流”为“源”，更不应该。
实际上，这两个命题所包含的思想，也是根本不同的。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把学校作为社会的雏形，用陶行知的比喻说，这不过是在一个大鸟笼里搁上些假山石和花草树木罢了，学生依然被囚于鸟笼之中而不得解放，而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则是把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打通，把学校办成一座大学校，使“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89]如果说，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不自然的、虚伪的和无力量的”教育，那么，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就是真正的“创造的教育。”[90]
总之，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既不是要取消学校，让教育倒退到学校出现以前的原始落后状态中去，也不是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一脉相承，它的实质就是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社会和学校的联系，创办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学校，培养出适合社会各方面需要的人才，更好地为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服务。
（三）生活教育原理之三——“教学做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