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伦敦和巴黎都破防了十月月票加更14（第1页）

夜已深，巴黎的街灯在雨雾中晕出一圈圈昏黄的光晕，像未干的墨迹洇在宣纸上。圣殿街区的石板路泛着湿漉漉的反光，脚步声稀疏，唯有风卷着报纸残页在巷口打转。那家真实的“金太阳”咖啡馆却还未打烊，门缝里漏出一线暖光，仿佛这座城市尚未闭眼的一只眼睛。

店主让-吕克正擦拭柜台，动作缓慢而专注。他今年六十二岁，在这间咖啡馆做了四十年伙计，从父亲手中接过钥匙那天起，就再没离开过。墙上那块新换的木牌??“欢迎讨论一切，包括真理”??是他亲手刷的漆，字写得歪斜却坚定。他知道，这块牌子若放在十年前，怕是当晚就会被人砸碎；可如今，它就挂在那里，没人反对，也没人嘲笑，反倒成了附近学生、记者和退休教师每日必来的理由。

门铃轻响，一个披着旧斗篷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帽檐压得很低，脸上刻着风霜与熬夜留下的痕迹，手里紧紧攥着一本翻得卷边的《良言》。让-吕克认得他??不是常客，但来过几次，每次都不说话，只点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坐到打烊。

“还是老样子？”让-吕克问。

男人点头，摘下帽子，露出一头灰白相间的短发。他坐下时，肩胛骨硌在椅背上，像是背负了太久的东西终于得以暂歇。

“他们说你在卖剧本。”男人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让-吕克一怔：“谁？”

“外面的人。说你这儿能买到《咖啡馆》的印刷本，莫泊桑和索雷尔签过字的。”

让-吕克摇头：“没有的事。剧院那边控得很严，连抄本都算侵权。我这儿只有报纸剪辑，还有人手写的台词片段……你要的话，可以看看。”

他从柜台下取出一只铁盒，打开后递过去。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页，有些是《共和国报》的剧评，有些是观众听戏后凭记忆记下的对白，字迹各异，纸张不一，却都被仔细分类、编号，甚至用红笔标出了“关键段落”。

男人翻动纸页，手指微微发抖。当他看到自己曾在舞台上说出的那句“真正的自信是什么”，停住了。那一刻，他的呼吸变得沉重，仿佛重新站在了聚光灯下，面对数千双眼睛，听见那些沉默中的震耳欲聋。

“你是‘饶舌的雅克’？”让-吕克终于意识到。

男人没否认，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让-吕克瞪大了眼睛。他当然看过演出，也读过报道，知道这个角色由一位无名演员扮演，据说是为了保持“平民感”，索雷尔特意不让其露脸、不给署名。坊间传言，那人本就是个流浪汉，被导演从街头捡回来的。

“您……您真是他？”让-吕克的声音几乎颤抖，“我老婆说，您那句‘我们今天是不是第八等级’，让她哭了半宿。”

男人苦笑了一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烫得眯了眼，却不放下。

“我不是什么演员。”他低声说，“我叫安托万?杜布瓦，以前在里昂纺织厂做工。后来罢工失败，工厂关门，我流落到巴黎，睡过桥洞，讨过饭。索雷尔先生在塞纳河边遇见我，听我说了一晚上的话??关于工资、关于孩子生病没钱治、关于警察怎么把工会领袖拖进警局再没出来……他说，这些话不该烂在肚子里，该上舞台。”

让-吕克听得入神，忘了擦杯子。

“他问我愿不愿意演。我说我不识字，不会说话，只会骂娘。他说：‘那就骂，骂真话就行。’”

安托万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的雨幕中。

“我演了七十三场。每一场，我都觉得自己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复活。那些台词，哪一句不是真的？老兵的儿子死在战场上，稽查官踩着皮靴进来收税，小女孩塞给我一块面包……这些事，我都见过，我都经历过。”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可最让我难过的，不是台上的苦难，而是台下的反应。第一周演出后，有位穿貂皮大衣的女人走到后台，哭着说她‘从未意识到底层如此痛苦’，然后给了我一百法郎，说‘拿去吃顿好的’。我拒绝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她把我当成展品，当成她良心安慰的工具。她看完悲剧，买了心安，转身继续过她的日子。”

让-吕克沉默许久，才轻声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演？”

“因为我看见了别的。”安托万抬起头，“我看见大学生偷偷抄台词传给同学；我看见工人散场后聚在街角争论政策；我看见一位老教士在第三排坐了五场，最后对我说：‘孩子，你说得对，教会欠人民太多。’我还收到一封信，来自阿尔萨斯的一个村子，一个小女孩写道：‘爸爸看完戏后，第一次抱了我，他说对不起，以前总喝酒打人，现在想改。’”

他的眼里有了光：“只要有一个灵魂被触动，我就还得站上去。”

两人陷入静默。雨声渐密，敲打着玻璃窗，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问。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人冲了进来，浑身湿透，怀里紧紧护着一份报纸。他是附近师范学院的学生，名叫卢西安，近来几乎每天傍晚都会来此读书。

“出事了！”他喘着气，将报纸拍在桌上，“《费加罗报》今早刊登了议会辩论记录！财政部长公开批评《咖啡馆》‘煽动民粹’‘歪曲历史’，要求文化部重新审查索雷尔的出版资格！”

让-吕克倒吸一口冷气。安托万却只是冷笑：“来了。”

“不止，”卢西安压低声音，“更糟的是，《法兰西行动报》虽然之前表态支持，但今天社论突然转向，说‘艺术自由应有边界’，暗示索雷尔‘受外国思想影响过深’……这是要给他扣红帽子！”

安托万缓缓合上铁盒，手指在盒盖上敲了三下，节奏如同“维耶勒”的前奏。

“他们怕了。”他说，“当一部戏能让部长失眠，让报纸变脸，说明它戳到了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