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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图和航海技术
我们太熟悉地图了，以至于想象一个没有地图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代里依据地图旅行的观念近乎异想天开，就像我们今天设想用数学方程式来穿越太空一样。
古巴比伦人是极优秀的几何学家，他们可以对整个王国进行土地清册调查（该调查作于公元前3800年，或摩西出生前2400年），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曾经刻有他们的土地轮廓的黏土块，不过以我们对“地图”的定义，很难称这些黏土块为地图。埃及人为了从他们的附属者那里榨干每一分税款，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显示了他们已经掌握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实用数学知识。但至今未在任何一个王公的墓葬中找到现代意义上的地图。
希腊人作为古代世界中最有好奇心、最爱追问的民族，写了无数有关地理学的文章，但据我们所知，还几乎没有和他们的地图有关的文字。在希腊一些大商业中心似乎曾经有过刻着航行最佳路线的铜块，如果一个商人想要从地中海东部航行到西部就得参照它。可没有一块铜块被发掘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亚历山大大帝比其任何前人和许多后人走过的路程都要长，他一定具有某种“地理观念”，因为他有一批特殊的“步测者”——一群走在军队前面的人，他们负责测量这些不知疲倦的马其顿人在寻找印度黄金的路途上所走过的路程。不过对于我们可以理解的那种正规地图，他们哪怕连一块残片、一根线条都没留下来。
罗马人为了抢劫（他们是最了不起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抢劫者”，此种境况直到欧洲殖民时代开始时又有所恢复）行走四方，四海为家，到处修路，到处收税，到处都有被他们绞死、钉死的人，到处都有他们的庙宇和游泳池的遗址，他们似乎可以管理一个世界帝国而用不着依靠一张与之媲美的地图。的确，他们的作家和演讲家非常频繁地提及他们的地图，且向我们保证这些地图都是非常精确而又完全可靠的。但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张罗马地图（如果我们不算公元2世纪的一张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古代罗马规划图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粗糙而拙劣，以致这张地图除了满足当代人对历史的好奇心外，无任何价值。
地图的演变
历史学家都知道普定格地图，因为这是由一个叫康纳德·普定格的奥古斯堡镇书记员的名字而来，他最早有了用印刷术传播地图的想法，而印刷术由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靠近法德边境，在南锡以东。该城自古以来即为战略要地，于1262年成为自治城市，1681年被法国占领，1871年又归于德国统治之下，法国于1919年收回该城）的谷登堡（1937年—1968年，德国印刷工人，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马萨林圣经》被认为是用这种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本书籍）刚刚发明。不幸的是，普定格没有这份地图的原件。他用的手抄地图是一张13世纪时对3世纪原件的复制品，在这几千年中，老鼠已经啃噬掉许多重要的细微之处。
即便如此，该地图的大致轮廓无疑是来自罗马时代的原件，而且如果那是罗马人的最佳作品，他们还要从中学习很多。我会在此复制一张他们的作品，让你自己做出判断。在对该图进行漫长而耐心的一段研究之后，你会慢慢开始了解罗马地理学家的观念是怎样的，你也会明白，作为一份对一位罗马将军向英国或黑海行进的旅行文件的最后阐释，从这个意大利细面条形的“世界”到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对于中世纪的地图，无须任何特别评论我们即可跳过。教会对所有“无用的科学探索”大皱眉头。通向天堂的路线要比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最短的路线重要得多，地图仅仅成为了引人发笑的图画，它们充斥着无头的怪物（可怜的因纽特人在皮衣中缩成一团，直到他们的脑袋让人看不见，他们是这些荒诞观念的起源）、喘粗气的独角兽、喷水的鲸、鹰头马身的有翅怪兽、北海巨妖、美人鱼、狮身鹫首的怪兽以及世界上其他被恐惧与迷信迷惑的居民。耶路撒冷当然显示成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是终极界线，没人能渴望超越它们。苏格兰是一座孤岛，而巴别塔（在《旧约全书》中希腊的一座城市[现在被认为是巴比伦]，当建筑者们不能理解彼此之间的语言时，巴别塔建筑被迫中断了）有巴黎市中心的10倍大。
相对于中世纪绘图家的这些作品，波利尼西亚人编制的地图（他们把整个世界画作类似幼儿园里孩子的作品，但这些地图使用极为方便，非常准确）是真正出于航海家智慧的杰作。更不用说同时代的阿拉伯和中国人的作品了，然而它们反而被当作可鄙的异教徒被排斥在外。直到15世纪末，航海最终被提升至科学层面，地图绘制才有了真正的进步。
因为那时土耳其人控制着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所以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被完全阻断了，在开放的海洋上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突然间变得十分必要。这意味着旧的航行机制——靠最近的大陆上的教堂灯塔航行或靠岸边的狗吠声航行——结束了。一连几星期不依靠任何东西——除了天空和海水——来寻找穿越海洋的航线的重要性使得那时的航海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
埃及人似乎去过克里特岛（希腊东南海的一个岛屿，位于地中海北部，它的迈诺斯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克里特岛先后被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岛上居民在1908年宣布与现代的希腊结成联盟），但不会比那更远，且那时到这个大岛的拜访也不过是个凑巧而非精心计划的探索之旅的结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其实是“教堂灯塔航海家”，尽管有几次他们做出了非常出色的事情，甚至一直前行到了刚果河和西里群岛。但那时他们无疑得尽量贴近海岸，并在夜晚把船拴系在干燥的陆地上以防被吹到海上，作为中世纪的商人，他们离不开地中海，离不开北海和波罗的海，他们看不到遥远山脉的日子不会超过几天。
如果他们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寻找最近的陆地是唯一的想法，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总是带上几只鸽子，他们懂得鸽子会选择到达最近的干燥陆地的最短途径，当他们搞不清该怎么走时，他们就放飞一只鸽子并观察它的飞行方向，然后他们就循着鸟儿的方向前行，直到他们看见了山顶并到达最近的港口，再问问他们凑巧所在的方位是什么地方。
当然在中世纪即便普通人也要比我们今人更加熟悉星星。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他们缺少当今以印刷的年鉴和日历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因此较为聪明的船长可以依据北极星和诸星座设定他们的航程。但在北方地区，天空经常阴云密布，星星也不再有多大帮助了。如果不是于13世纪上半叶后不久传入欧洲的一种外国发明，航海就会一直是件痛苦且代价高昂的事，只能靠上帝或靠猜想（主要靠后者），但指南针的起源与历史仍被深深地神秘地隐藏着，我这里告诉你的只是一个猜测而非确凿的事实。
成吉思汗在13世纪上半叶统治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比其之前存在过的任何国家都要大（该帝国从黄海一直延伸至波罗的海，于1480年前一直囊括俄罗斯），当他穿越辽阔的中亚沙漠地带，向欧洲这块肥肉进发时，他似乎随身携带着某种指南工具。当地中海的航海者第一次看见这种“魔鬼亵渎神明的发明”（教会人士如此称呼）时，没人知道这个东西不久就将他们的航船带到世界的尽头。
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性的指南工具的发明，似乎都有着类似的模糊起源，某个从雅法（以色列中西部的古城，位于地中海沿岸中，是一座腓尼基古城，公元6世纪被以色列人占领，后来先后受阿拉伯人[636]、十字军[12世纪]和奥斯曼土耳其人[16世纪]统治，雅法主要居住的曾是阿拉伯人，直到1948年以色列宣告成立。自从1950年起，该城成为特拉维夫—雅法的一部分）或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东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地中海的一个海湾法马古斯塔湾，在亚克落入萨尔森人后成为基督徒们的难民中心）回来的人很可能随身携带一个指南针，他从波斯的一个商人处购得，而这个商人告诉他自己是从一个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里搞到的。谣言在水边码头区的酒馆里传开。其他人想看看这个被撒旦施过魔法的有趣的小指针，无论你在哪儿，它都会告诉你哪里是北。当然他们不会相信这东西是真的。然而，他们会叫他们的朋友下次从东方回来也给他们捎一个。他们甚至向他们的朋友付钱，六个月过后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指南针。这个东西还真有效！那么每人都必须有个指南针了。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位于叙利亚西部，史前时代就有人居住，在罗马统时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士每那（今称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爱琴海的伊兹密尔海湾。在青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伊兹密尔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的商人收到更多的指南针的订单。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工匠开始自己伪造指南针。一夜之间我们在欧洲各处都听到了有关指南针的谈论。不出几年，这种玻璃封装的小金属盒子成了普通物件，没人认为值得为它写一本有关这个长久以来就被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工具书了。
关于指南针的历史就说这么多，它一直被神秘所紧紧包围。但对于指南针自身而言，自从第一个敏感的指针引导了第一个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潟湖（潟xì，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封闭形成的湖，也指珊瑚环礁所围成的水域。）到达了尼罗河三角洲至今，我们关于指南针的知识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我们已经发现地球上除了少数几处以外，指针都不是指向正北，它不是稍稍偏西就是稍稍偏东——该偏差技术上称之为“磁差”。这是因为磁场中的北极和南极与我们行星上的北极和南极不符，磁北极与磁南极相距地理上的北极与南极有几百英里。磁北极位于布西亚半岛，这是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岛屿，詹姆斯·罗斯于1831年最早发现了它；磁南极位于南纬73°东经156°。
因此一个船长在出海时仅有一个指南针自然是不够的，他必须同时具备一份世界上不同地区磁差的图表。然而这与航海科学有关，而本书不是航海学手册，航海学是一门极为困难而复杂的学科，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说清的，如果你能很好地记住指南针在13、14世纪进入欧洲，它在使航海学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上有巨大贡献，且其不是一种测算运气的工具，也不是什么复杂而无望的计算——这将远远超越多数人的理智范围，那就够了。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你他的航行方向是正北、北偏东还是偏东北，东北偏北、东北偏东还是另外32个“通用方位”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有指南针来显示。至于剩下的事情，中世纪的船长只用两样别的工具就能帮助他找到他位于海洋的哪一部分。
首先是测深索。测深索几乎与船只一样古老。它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显示海水的深度，如果有一张标记海水不同深度的图表，测深索就会给出人们所在的这个海域的一些表征。
然后还有测速器。测速器原本是一小块木头，将它从船首扔下，然后近距离观察它要用多长时间越过船尾。而从船尾到船头的船长距离自然已知，轮船渡过某特定地点所需的时间自然就可以计算出来，这就会显示（大约）每小时轮船会航行多少英里。
木质测速器逐渐被测速线所取代，测速线是一根细长但非常结实的绳子，尾部有一块三角形的木头。之前这根绳子就被若干“绳结”分成很多段，每段长度皆特定而等同，一名船员将其抛入船下，同时另一名船员开始用沙漏计时，当所有沙子流过沙漏（当然事先这段时间长度已知，两或三分钟），将测速线拖回来，数一数在沙子从一个球形容器流向另一个球形容器的过程中，有多少个绳结从手中滑过，之后一个简单的计算会显示轮船的航行速度是多少，或像船员所习惯说的“多少个绳结”。
但即使船长知道了他的船的速度和他所航行的大致方向，洋流、水和风也会使他的哪怕最精确的计算变得不准确。结果一次普通的航海——即便在指南针引进很长时间后——仍旧是一项冒险的事业。该问题的理论研究者们意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旧式教堂灯塔的代替品。
教堂灯塔导航
我这样说绝非为了风趣。教堂灯塔、高耸的沙丘顶上的树、堤防上的风车、看家狗的吠叫声在航海领域内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固定点，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不会改变自身位置。给定一个这样的“固定点”，船员就可以做出自己的推算。“我必须向东航行”，他会自言自语，同时想起刚才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或“为了到达我要去的地方，向西或向南或向北航行”。而且那时的数学家（顺便说一下，他们都是在信息不充足和设备无效的情况下，仍能在其专业领域做到最好的聪明人）非常清楚这种状况的症结何在。他们必须在大自然中找到“固定点”，以代替人工的“固定点”。
这些科学家在哥伦布之前的两个世纪（我之所以提及他的名字，是因为1492年是个众人皆知的年份）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但即使到了无线通信、水下讯号的机械齿轮舵手“铁麦克”（指机械齿轮操舵装置）刚刚使不少老舵手失去了工作的时代，这项研究还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