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品味（第1页）

人生品味

哲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1]

感谢安徽的同志们的邀请，很荣幸参加以哲学会议形式祝贺薛华老师七十寿辰的活动。

丁怀超总编辑在开幕词中讲，“我们在这里做一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工作”，我深有同感。哲学确实是一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在《论语》中，孔子被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实，好的哲学家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好的哲学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我们的会议名称是“走向哲学：问题与体系”，它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永恒的，是不能指望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的，而特定的哲学体系则总是暂时的，是要被超越的。用暂时的体系来回答永恒的问题，就是虽知其不可，但依然要为之。

回答永恒的哲学问题可以说是暂时的哲学体系的一种理想，它是理想与现实问题这个大问题的一个体现。实际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本身就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哲学问题有各种各样，但最基本的问题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上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基本问题，正是因为它构成了理想和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通过强调人与“超越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来强调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强调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

对于人类来说，理想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理想也是不可以不追求的。这方面我的理解受了康德和哈贝马斯的影响，也受了对介绍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作出重要贡献的薛华老师的影响。康德把理念的“范导性”与范畴的“构成性”区分开来。借用“范导性”和“构成性”这对概念，我们可以说：理想是范导性的，但对范导性的东西的预设，则对于我们的生活作为人类生活来说具有构成性意义。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日常语言交往活动有一些虚拟的理想性的预设；在我们进入最简单的日常交往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带着对一些虚拟性的、理解性的前提的预设，如对话各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各自表达的可理解性，言语行动不同种类的有效性之得到相应种类的理由的支持，等等。这些理想性的预设不可能完全兑现，但若不作这些理想性的预设，交往关系就建立不起来，交往活动就开展不起来。

理想有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在人与世界的终极关系这最高层面来说，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也有不同类型。雅斯贝斯所强调的“超越性”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态。根据一个通常的说法，可以用“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来刻画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其实，上面提到的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可以列入“内在超越”的范畴：在每个特殊语境中，就已经包含了超越该语境的普遍主张。与西方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外在超越传统相比，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在超越传统在启蒙的时代、世俗化的时代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个传统中，不容易发生“上帝死了”的悲观和绝望。但是，这个传统在现代社会也面临明显的挑战：在传统世界观瓦解的情况下，这种传统中的“内在性”更容易压倒“超越性”，物质欲望更容易完全取代精神追求。

于是有人提出要用“外在超越”的古代版本（宗教）和现代版本（法律）来补充“内在超越”。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超越”特点作出系统梳理并高度评价的汤一介先生，也认为必须在发扬内在超越传统以提升自我、超凡入圣的同时，发扬外在超越传统以建立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补充也有很大局限：不仅两种传统的融合有内在的困难，而且外在超越的传统本身在西方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值得重视。人们曾经用集西方性和反西方性于一身的特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与此类似地，我们或许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融“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于一体的特点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在的中国人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主张用人间社会的努力来消解天国和人间的分裂，就此而言它是倾向于内在超越传统的，但同时它又主张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结合起来，主张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人性改造，就此而言它是倾向于外在超越传统的。受哈贝马斯近来一些论述的启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对于在一个合乎道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来说，“为什么要讲道德”这个问题在提出来以前就已经得到了解决。一方面，因“外在超越”的现代困境而导致的虚无主义问题需要用此世的努力来克服；另一方面，因“内在超越”的现代困境而导致的“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问题需要用外在环境的改造来解决。

但与此同时，对马克思所理解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我们也要作一些新的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体验经济。在消费主义时代，商品不仅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亦即依赖于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理解而实现的价值。“理解”因而不仅是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历史的主体的基本存在形式，而且是人作为经济的主体、消费的主体的基本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所从事的解释世界的作用，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读书人，而且老百姓；不仅作为官员和公民，而且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们怎么思想，怎么理解，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将是什么样的。

所以，哲学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对人们的理解的影响，是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其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的更重要、更恰当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解释世界从来就是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解释世界尤其是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不仅因为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而且是因为解释世界就是我们人类之存在的根本形式；不仅因为当我们在从事哲学、从事文化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在进行解释活动，而且因为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消费活动中，我们也在解释世界。哲学指导阶级斗争、社会运动和社会工程等的作用当然重要，但哲学启蒙人心、批判意识形态、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也同样重要；哲学提高那些指导阶级斗争、社会运动和社会工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的作用，更加重要。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仅要强调解释世界的重要性，而且要正视解释世界的困难性。在我们这个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不仅宗教，而且哲学，都无法承担为大众颁布意义的职能。哲学文本还是充满着各种意义（尽管也有各种无意义），哲学家还是在忙于解读和创造意义（尽管也产生着许多无意义），但这些意义能否成为真正的意义，真正有助人们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取决于人们在面对不同哲学体系、包括哲学在内的不同价值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时候，是否接受它们甚至是否关注它们。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无法指望让人们仅仅出于传统的信念或神圣的光环来敬重某一种思想、某一种体系了。哲学要说服人，必须提出实实在在的理由，而这些理由不能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不能离我们时代最有说服力的科学知识太远。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哲学要获得“关注度”“点击率”，就必须与各种哲学以外的活动或价值连在一起。这并不是说哲学的理解活动一无用处，而是说哲学的理解活动改变了形式：不再是高高在上向芸芸众生颁布意义，而是脚踏实地落脚于世俗生活，出入于不同学科、穿梭于专家文化与生活世界之间，也就是致力于在不同科学之间进行沟通，在科学与常识之间进行沟通，在不同领域之间从事翻译和批判活动。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哲学在现代只能满足于专门知识之“替身”和科学与常识之间的“诠释者”或“翻译者”的角色。

当然，哲学是哲学家的活动的产物；哲学的角色说到底要由活生生的哲学家来承担。哲学的作用一旦从天上降到地上，哲学家的耕耘劳作就更忙了。除了读哲学书、想哲学问题以外，哲学家现在也得读大量非哲学书、想大量非哲学问题。永恒的哲学问题已经离不开当下的世俗问题了，暂时的哲学体系当然更不能以玄奥、神秘作为其真理性、高贵性的标志。哲学家已经承担不了精神导师的重任了，但哲学家为履行其诠释者的职能却要比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做更大的努力。说哲学是一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就意味着哲学家要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知道自己的局限，但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在知道自己局限的情况下继续追求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理想目标，要求哲学家必须努力学习以充实自己；不仅学习哲学知识，而且学习科学知识；不仅学习知识，而且学习能力——不仅是独白式诠释的能力，而且是对话式诠释的能力，也就是主体间交往和论辩的能力。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另一面是“知其不足而学之”。只有“知其不足而学之”，才算真正“知其不可而为之”。

今天早餐时，薛华老师谈到司马迁，我想借用司马迁来结束我的发言。早餐时我们谈到生态危机，讲到生态危机与中国建筑的特点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阿房宫，讲到有关阿房宫的历史记载是否真实。薛老师说，即使现在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阿房宫的记载可能是一种虚构，但他也不愿意轻易怀疑司马迁，不愿意轻易怀疑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记载。薛老师对司马迁的这种信任，我深有同感。我不敢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妄下判断，但对作为思想史家的司马迁我佩服之至。《史记·孔子世家》篇末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每次读这段话我都深为感动。司马迁说他对孔夫子这位“至圣”“心向往之”。司马迁虽然承认孔子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能至”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理想的不能至而放弃这个理想，相反，他仍然“心向往之”。这“心向往之”的对象远在一个理想世界，但“向往”之此“心”、此心之“向往”，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发生于我们这个经验世界中的。司马迁对这个不可至的理想的向往并没有使他成为孔子，但这种向往使他成了司马迁，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司马迁。一个超越的理想能起到如此实在的作用，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同样，哲学体系是暂时的，但哲学问题是永恒的。对永恒问题的回答不会使我们的哲学体系成为永恒的体系，但会使我们的体系成为比较有意思的体系，使我们的哲学工作成为比较有意思的工作。

这项有意思的工作薛华老师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他学无分中西、唯真理以求，年届七十依然兴趣盎然，在这里与几代后辈谈笑风生、切磋学问。这种精神，这种风范，为我们后辈学人树了榜样，加了动力，也添了乐趣，使我们在青灯黄卷、谈学论道时不仅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感和知其不足而学之的紧迫感，而且有知其不富不贵而喜之乐之的自豪感和喜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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