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荣辱观问题的当代语境和本土特色11（第1页）

重视荣辱观问题的当代语境和本土特色[11]

胡锦涛同志在政协讲话中所提出的荣辱观问题，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问题。以英国为例，不仅保守派，而且自由派人士和左翼人士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和文化嬗变以后的社会风气感到忧心忡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达伦道夫在一本写于1990年的小册子中抱怨：“贪婪、欺诈、只考虑眼前，这些现象过于频繁地代替了节俭、诚实和长远打算，更不要说为他人打算。”著名的左翼人士豪布斯邦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以更尖锐的语气警告，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说：“用我们的祖父祖母的标准、用我们年轻时的标准，我们都是不文明的。”历来把伦理道德看做私人生活问题的英国工党，也转而重视社会的基本价值。布莱尔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开拓基地》的书，用类似于保守党“回到基本价值去”的口吻，提出要“重新主张一些基本的东西”（在英语中这句话与“开拓基地”是一语双关的表达）。在这本书的前言，布莱尔写道：“回到真实的我们去，回到我们的信念去，这不仅对于工党，而且对于我们的国家，都将是一段健康的旅程……是非之别是有的，优劣之别是有的，这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对这些语言感到不自在，却已经成了时髦。”布莱尔在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工党在1997年结束长期在野、入主唐宁街，与布莱尔和他领导的工党转而重视伦理道德问题不无联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讨论荣辱观问题，同样也要重视这个问题的当代语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思想解放，也包括在价值观和荣辱观上的拨乱反正。针对计划经济和极“左”政治下形成的一些扭曲观念，“致富光荣”的观念非但不再受到压制和批判，而且成为舆论宣传的口号，甚至成了理论论证的主题。其实，即使认为中国传统不利于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认为对发财致富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这样一个传统，一旦取消压制，自然会重新发扬光大。与有关“光荣”的观念转变类似的，还有在什么是“聪明”、什么是“能干”、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老实”、什么是“节俭”、什么是“帅”“酷”等问题上的观念变化。其中“聪明”“能干”“成功”以前也是褒义词，但现在标准变了。“帅”“酷”是新的褒义词，标准当然也是新的。而“老实”“节俭”，则从褒义词变成了褒贬不一的用词，其衡量标准当然也有些不同了。有褒贬毕竟还是有是非、有荣辱的，尽管是非界限和荣辱标准发生很大变化。对那些“痞子文学”“无厘头电影”“身体写作”来说，甚至对个别“先锋派”“大制作”来说，是非之分、荣辱之别则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有时候，这些“逃避崇高”的文化现象，还被人们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标签，用这个标签不仅为它提供理论解释，而且为它提供价值辩护。

荣辱观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如果说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借口是反对启蒙以来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话语统治的话，中国的“痞子”和“无厘头”的借口，则是瓦解鲁迅曾经解剖过的“面子”观念和痛斥过的“做戏的虚无党”。中国人传统的“面子”观念的确有问题，现代的“做戏的虚无党”也确实可恶，但反对“面子”观念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既可以是合乎道德的真诚，也可以是反对道德的无耻。在无视、混淆甚至颠倒荣辱界限的时候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这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强调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特别要重视的一个社会现象。

当然，把无耻当做真诚，以反对“做戏的虚无党”的名义甘做“不做戏的虚无党”，并不能说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法律约束和宗教禁劝的作用要小些。尽管“见死不救”“趁乱哄抢”之类的痛心报道屡见报端，尽管“笑贫不笑娼”的丑陋传统和“换妻俱乐部”的荒唐时髦同时并存，但包括荣辱观在内的基本的健康的世俗伦理，在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和平的、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能“感动中国”的，仍然是那些为亲人、为邻居、为集体、为祖国奉献爱心、甚至牺牲生命的人们。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质朴的道德资源，当然需要提炼和升华，但首先需要大力保护。我们既要大力表彰优秀党员、模范教师、荣誉军人、革命烈士，也要诚心敬重那些仍然保持着健全常识、坚守着基本道德的普通民众，包括那些可爱的年轻人，那些在完成学业以后回到乡村改变家乡命运的农家子弟，那些奔赴农村无偿支教、在网上为民工子弟和山区孩子征集图书的城市青年，那些相约于周末到风景区去清除垃圾、携手到献血站无偿献血的青年朋友。发掘和用好这些当代中国的本土道德资源，是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在民众心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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