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第2页）

行为也力求以俭朴作风为人表率，此后士人不敢不以廉洁的操守自我勉励，即便是曹操身边的宠臣，车马服饰也不敢超越制度。曹操曾感叹：「用人能做到这样，使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去年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在留守邺城时曾亲自去见毛玠，拜托他任用自己的亲属，遭到毛玠直言拒绝：「我因为能够恪守职责，才幸而得以免于获罪。现在您所提到的人不合升迁的次第，我不敢奉行您的命令。」连丞相世子都敢拒绝，这消息传出后让所有人都断了请托的念头，专心提升自己的能力求取官职比较实在。

六月，马超虽然遭到击败，余部也没闲着，在蓝田持续给曹军制造麻烦。与张横、段煨等在黄白城击破、斩杀退守的李傕，对当今天子献帝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恩人的梁兴，在冯翊等地抢掠，令各县的官员十分害怕，都想将县府转移到郡府所在地以避兵祸，甚至还有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样还不够，万全之计是迁移到险要的地方去据守。

左冯翊站出来说：「梁兴等已经破散，陷藏逃窜到高山深谷，虽然还有人跟随，大多数是被他胁迫的。现在应当广开招降的途径，宣扬朝廷的威信，据险自守这种作法显然是示弱。」

说话的是郑浑，字文公，河南郡开封县人，东汉名儒郑众的曾孙，与何颙和荀攸合谋刺杀董卓失败的郑泰亲弟。起初到淮南避难，寿春的袁术虽然礼待他，他心知袁术必定会失败，转而投靠担任豫章太守的好友华歆。听闻他的事迹后，曹操征召他担任掾属，历任下蔡县长和邵陵县长，凡是他治理的地区重视生产、发展农耕，治理方式让当地人民富足，甚得民心。更被辟命为丞相掾属，迁任现职左冯翊。

这时情况是梁兴率众攻击各县，各县无法抵抗十分惧怕，都逃到左冯翊的治所高陵。郑浑反对移将治所到别处据险防守的提议，认为这是向他示弱，反而应该劝降他的部众，令他们自动瓦解。

于是一方面修筑城墙，一方面又以招募百姓攻击叛民，获得叛民的财物和妇女，十分之七赏赐给夺取者，使得百姓大为高兴，愿意主动加入追捕叛民的行列。另一方面失去妻子的叛民，为了保全家人，赶紧回来请求投降。这样两手策略之下，叛军既无法攻下高陵，陷入被动的部众逐渐土崩瓦解；得知状况后，郑浑派遣有威望的官员和百姓分别到山谷去宣传朝廷的旨意，出来投降的人络绎不绝，继而命令各县官员各回治县，安抚投降的百姓。一连串的策略让叛军恐惧万分，不得已退守鄜城。

在邺城收到叛乱消息的曹操，命令坐镇长安的护军将军夏侯渊，率领部队与张合协助郑浑前往鄜城征讨，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城下交战中斩杀梁兴，余党全部遭到平定。

九月，献帝下诏封诸子为王：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如果是过去皇权至上的时代，诸大臣甚至各郡太守都要上表，以示祝贺；可是现在，不要说祝贺，身边连个可以信任的大臣都没有，刘协心里该想：这是多么让祖先蒙羞啊！

秣陵，或是该说是建业。自从去年接受张纮建议从吴郡迁移来此后，一直打算在这个长江沿岸的地方，建一个更有气势的城池。与众人商议之后，决定以舍弃烧制砖，改以背后的石山所产石材为建材，建筑城池，命名为『石头城』，完工之时，改秣陵为建业，以示在此地肇始建立功业的意涵。

江东得到从北方来的消息：曹操有意再次东征，证实这个消息的寻阳令吕蒙，来到建业劝说在濡须水口的两岸修建营寨。他是怎么证实的呢？先前曹操派庐江人谢奇任蕲春典农，驻扎在自己驻地东北三百多里远的皖城田乡，屡次发动攻击侵扰边境。吕蒙派人诱使他投降，想当然是不会答应，随后找寻皖城营寨的破绽发动袭击逼他退防，他率领的部下扶老携幼，纷纷前来投降，就从他们口中证实这个消息。

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让孙权对他更加信任。吕蒙与成当、宋定、徐顾三人的军营离得很近。三人先后辞世，留下的子弟年幼，没有办法接续他们的职务，孙权想把他们的部队合并给吕蒙掌管。遭到他坚决推辞。写书指出徐顾等三人勤于职事，忠于江东，不能因为年幼废黜他们的子弟，否则将会丧失人心。连续三次上书，才让孙权听从他的意见。日后更请来老师精心辅导三人子弟，传为美谈。

对于这个情形遭到其他将领们反驳：「上岸攻击敌军，洗洗脚就上船了，要营寨有什么用？」吕蒙却说：「军事有顺利之时，也有失利之时，不会百战百胜，如果敌人突然出现，步骑兵紧紧逼迫，连水边也到不了的话，还能上船吗？」孙权认可点了点头说：「说的对！」下令修筑营寨为『濡须坞』。

十月，果然不出吕蒙所料，曹操准备提号称四十万军东征。为了保障荆州一线的防务，让曹仁再行征南将军，假节，屯驻樊城，担当镇守荆州之重任。

出征江东前谏议大夫董昭上书：「应该探究古代的制度建置分封五等爵位。」曹操说：「建设五等爵位的是圣人，又不是做大臣的所能制定的，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董昭说：「自古以来，大臣辅佐天下的，谁也没有建立过像今天您这样的功绩。即使有您这样的功绩的，也没有长久居于臣子的地位的。现今明公您为自己德行上尚有缺陷，未达到尽善之境而感觉羞愧，为能保守名誉节操，没有更大的责任而快乐，德行的美好超过了伊尹、周公，达到了至善至美的极致。然而太甲、周成王那样的君主未必可以再次遇到，现在百姓难于教化，更甚于殷代、周代，处在大臣的地位上，让别人在大事上怀疑自己，实在是不可以不重新加以思虑啊。」

停顿后继续说：「明公您虽然威信德行超越前代，又深明法度，如果不能在此时奠定根基，为子孙万世考虑，还是没有做到彻底啊。奠定基础的根本在于地和人，应该在这两方面逐渐有所建立，以便自我保障和护卫。明公您忠诚的节操已经脱颖显露出来，天子的威仪也显现在容颜上，当年耿弇在床下对光武帝说的‘天下无比重要，不可被他姓之人得到的话，朱英对春申君说的‘处在不可预期的时代，奉事不可期望的主人，怎么可以没有出于意外的人呢’的话，却无法听到。董昭我受您的恩惠非比寻常，所以不敢不如实讲出。」要说董昭想要借此上位，其实也说的通，因为在入曹营前，已经为曹操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能够更上一层楼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拒绝才是。

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对大臣的九种赏赐，有车马、衣服、乐器、武士、弓矢等，这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应该是早有准备，董昭这个进言，只是顺水推舟的作用而已，应该也是想满朝都是自己的人，不会有人反对才是。不过还是出了意外，一向曹操最为信任的尚书令荀彧得知后，从许都上书反驳：「曹公原来是为了拯救朝廷，安定天下而发起义兵的，怀有忠贞的诚心，严守退让的实意。君子以德爱人，不应当这样。」甚至董昭还写信给荀彧解释《议丞相进爵九锡与荀彧书》：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泰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自以为众人都会赞成的事情，遭到迎头一盆冷水，收到信后虽然罢议董昭的建言，即使如此也惹怒了曹操。不管如何，大军还是按照原订计划从邺城出征了。

荀彧难道不知道董昭所说，背后代表了曹操真正的意向？聪明如他自然清楚，更清楚如果出言阻止会有什么后果，两人的关系却不是这时才开始变化。建安九年，荀彧就对董昭建议的恢复天下九州岛建制加以反驳，因为如果实行，冀州牧的管辖之地将会大大增加，这时曹操刚刚辞掉兖州牧改任冀州，这意图不言可喻。

建安十二年时，又上表朝廷《请增封荀彧表》：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侥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覆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覆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虽然由荀攸代为来回拒绝十多次，才放弃增封，但是感受到荀彧藉由不愿接受增加俸禄，表示忠于汉朝的意志。

出征孙权之际，曹操上表《留荀彧表》：

「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重臣！德洽华夏，既停车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

目的是请求献帝派尚书令荀彧到谯县来慰劳军队。到达后借口将他留下，继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份，持符节，参预丞相府的军事。为什么还要特意给荀彧这些官衔，就要从比较原有官职与新职之间的差别，才能知道他的用意。

侍中，上起列侯、下至郎中的加官。「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加此官者可出入宫廷，担任皇帝侍从。侍中任务很杂，分掌乘舆服物（包括『虎子』即溺器在内）。汉武帝以此为近臣加官。《齐职仪》：「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就是说侍中是皇帝近臣，掌管皇帝的车、轿、衣服、器物等，甚至还负责给皇帝端尿盆。也会参与朝事，因此官因身居君侧，常备顾问应对，地位渐趋贵重。

侍中无定员，多由名儒或贵戚子弟担任。《汉官六种》：皇帝见诸侯王、列侯起，侍中称曰：「皇帝为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

武帝时因侍中莽何罗图谋行刺，开始让侍中出居宫外。王莽执政时又恢复旧制，东汉章帝时复出外。秦、汉侍中员额无定。

光禄大夫呢？大夫为皇帝近臣，分为中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无固定员数，亦无固定职务，依皇帝诏命行事。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为掌议论之官，大夫中以光禄大夫最显要。之后九卿等高官多由光禄大夫升迁上来。

尚书令呢？尚书原为秦官，为少府属官，负责管理少府档案和文书，汉沿置，职权不大。

到汉武帝以内廷分外廷权，以少府宦者典事尚书，称为中书谒者，实际任务是传达皇帝命令给丞相，从元帝、成帝以后，遂涉及国家政治中枢。尚书权力很大，由于是内廷职务，没有脱离少府序列，品级不高。朝廷重臣秉权者，以录尚书事为名。武帝用宦者，改置中书谒者令，张安世、五鹿充宗等都担任过尚书令。汉武帝置四尚书，尚书令这时还不是尚书台的长官，《汉官名秩》记载的皇帝赏赐中，尚书郎、尚书丞赏赐钱比尚书令多，『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权限应该还是汉武帝时期中书谒者范围，只是中书令的谒者，负责宣读诏书。成帝时还是起用士人担任，职掌章奏文书，作为天子近臣，日后职权渐重，光武帝为防止臣下专权，避免王莽的情事再度发生，亲总吏职，下令将政务中枢由三公府移入宫中，让尚书协助处理，人称「事归台阁，政由上出」。政务均归尚书台，主官尚书令在制度上属于少府，秩仅千石，实际直接对皇帝负责，总揽事权。

自此三公成为有名无实的虚职，尚书成为职掌枢机的重任。日后逐渐侵夺九卿之职掌，从汉明帝以后，行录尚书事之制度，就算是位列三公，也必须带录尚书事，才能得知、参与国政。尚书权力日益庞大，分曹治事，以尚书令为首，权力很大，但由于是内廷职务，尚未完全脱离少府序列，品级不高。朝廷重臣秉其它职权者，可以「录尚书事」为名掌实权。

可见荀彧原先任职的尚书令，品级不高却是枢机重任，光禄大夫是谏议职、侍中为加官职，等于是把他从献帝身边给调开，剥夺参与政事的职权，换句话说就此离开许都朝廷中心。当初迎奉献帝来到后，挟天子以令天下，身兼录尚书事，就是尚书台的事务要向他报告，荀彧担任的尚书令，就是曹操放在尚书台的代表，以实行他的意志。由于长年在外征战，荀彧就成为当时的汉朝的实际执政者（最少在曹操控制及遵从许都命令的时是如此），荀彧担任的尚书令权力很大。

曹操将朝廷与献帝都交给荀彧负责，自己则在外征战，对他的信任一时无二；反对进位国公后，等于是挡了自己扩展权力的道路，信任在权力前面，变得不值一文。为什么荀彧反对？汉朝也是有许多封国，如多年前一口气取消了八个封国，但是这些都是刘氏皇族担任的。

想要进位国公的想法，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荀彧这边，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曹操和皇帝之间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旦封了魏公，就会建立一个独立公国，公国和大汉王朝变成是国与国的关系，不再是从属中央的地方。当然大汉王朝是宗主国，公国是宗主国册封的邦国，但是相较郡县与中央的关系可就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