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第4页）
还有《备政》：
「夫为政者，譬犹工匠之造屋也。广厦既成，众棁不安，则梁栋为之断折；一物不备，则千柱为之并废。善为屋者，知深棁之不可以不安，故栋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备，故众榱与之共成也。善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阙也。故无物而不备；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其不然者，轻一事之为小，忽而阙焉，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睹一非之为小也。轻而蹈焉，不知众是与之共失也。
夫政之相须，犹輗辖之在车，无輗辖，犹可以小进也。谓之历远而不顿踬者，未之有也。夫为政者，轻一失而不矜之，犹乘无辖之车，安其少进，而不睹其顿踬之患也。夫车之患近，故无不睹焉；国之患远，故无不忽焉。知其体者，夕惕若厉，慎其愆矣。
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而又威之以笃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饥寒切于肌肤，固人情之所难也。其甚又将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矣。贫则仁义之事狭，而怨望之心笃。从政者捐私门，而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光室族，禄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饥寒，离怨于内；朋友离叛，衰（疑作弃。）捐于外，亏仁孝，损名誉。能守之而不易者，万无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将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门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将忘其实，因而下之。不移之士，虽苦身于内，冒谤于外，捐私门之患，毕死力于国；然犹未获见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于沟壑，而犹有遗谤于世也。为之至难，其罚至重，谁能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终也，违清而又惧卒罚之及其身也，故不为昭昭之行，而咸思暗昧之利；奸巧机于内，而虚名逸于外。人主贵其虚名，而不知贱其所以为名也。虚名彰于世，奸实隐于身。人主眩其虚，必有以暗其实矣，故因而贵之，敬而用之，此所谓恶贪而罚于由夷，好清而赏于盗跖也。名实相违，好恶相错，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禄之故也。不知重其禄，非徒失于清也。又将使清分于私，而知周于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茍欺之行，何事而不乱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则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
凡此数事，相须而成，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其余放欺无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载之耳。故明君必须良佐而后致治。非良佐能独治也。必须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犹医也，臣犹针也，法阴阳补泻也。针非人不入，人非针不彻于病。二者既备，而不知阴阳补泻，则无益于疾也，又况逆失之哉！今用针而不存于善术，使所针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疗亦远。良医急于速疗，而不恃针入之无恙也；明君忽于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数篇文章组成《政论》，对于曹魏朝廷风气有很大影响，陆逊所说仅可视为自己的偏见。
待在武昌的太子孙登也不是自我放纵，曾写信请教于骠骑将军、都督西陵的步骘，除了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后，更在回信鼓励规劝：「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凡是主持国家的人，都有打算勤修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日后治理结果多无法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肯克制私情、无法任用贤才的关系。人之常情向来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就是比喻为善是多么因难的事情。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取采纳别人意见，但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裂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被这些所谓忠心之人搞得迷迷糊糊的君王，迷恋于私恩错爱，终使贤明和愚下杂混，奖罚任免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就是私情作祟。圣明的君王往往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也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能够割舍私恩，既然君主没有偏颇错误的任用，臣下就不会持有非分之想。」读着这封遗表的吴王，顿时感动得流出热泪。
十月，明帝改平望观为听讼观，常说:「审理案件，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逢审断重大案件，亲自前往听讼观审。此外他也很重视刑法的制定与完善，诏令陈羣、刘邵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这个的基础就是根源于祖父曹操。
当初因为秦朝法律严苛繁多，百姓动不动就会犯法，导致天下人心不满，日后陈胜、吴广因为延误期限，想到如果赶到也是死罪，萌生不如一搏的想法，没想到揭竿而起导致秦朝大厦颓圮。高祖刘邦入关中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害及盗取财物给予和罪行相应的刑罚，成为获取民心的一大关键。
汉朝成立之后，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的高祖，令萧何参照秦律「取其宜于者，作律九章」。九章律是在李悝的《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加上《户律》、《兴律》、《厩律》，共九章故称《九章律》。
法律条文随着时间增加是可以想象的，仅到了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文书判例堆满房间，连主管刑狱的人都无法全部看完，就会变成有法跟没有法是一样的，甚至同一个罪行，不管想要轻判、重判，都有判例可以找到，法律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
即使如此，到了明帝时代，律有六十篇，令有三百余篇，「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两万六千两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愈难。」可见即使经由祖父曹操的努力，法条的增加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让明帝下定要加以改革的决心。
于是下令命陈群、刘劭等参考汉律，制定新的法律法令。这次共编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总计一百八十余篇。以《新律》最为重要，是曹魏政权的基本法典，通称『魏律』。
《新律》共十八篇分别是：刑名、盗律、劫略、贼律、诈律、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兴擅、乏留、惊事、偿赃、户律、捕律、杂律、免坐。
魏律的特别、或者说与秦律、汉律不同在哪？贯彻明帝重视刑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重要性，强调刑罚务必以宽大简化为要务。
其一、将《法经》中总则和序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总则』的性质和地位突显出来，并且使之名副其实，日后修订只能从序例下手，总则是不可更动的，举例来说如果以这个方式制《九章律》，就永远是九章，不能增加任何一章，只能修改序例。
其二、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也将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中；进一步取消汉律的宫刑，缩小族刑的连坐范围，将法定刑罚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共七种。
十一月，历经两年半终于完成的曹魏宗庙，终于在洛阳竣工了，下令迎奉曹腾、曹嵩、曹操、曹丕等四代入内祭祀。
明帝喜迎祖先入宗庙的喜悦时，西域大月氏王波调派使者来朝拜，进献珍奇礼物，大喜的明帝于是封波调为大月氏王。波调这个人，不仅文武兼通，为人英明，年少时继承大月氏国，统领大月氏继续先人的辉煌。冷眼看待汉朝末年天下大乱的群雄纷争，企图于混乱中伺机谋取最大利益，一直等到曹魏统一北方、明帝即位后，才上表臣服，可见其心思之深沈，不亚于中原群雄。
十二月，诸葛亮把相府、军营迁移到街亭附近南山下的平原上，在当初刘备登基的沔阳县修建汉城，在成固县修建乐城。成固距离沔阳偏西北约二千一百余里，街亭又在成固西北约九百多里之处，很显然诸葛亮希望以汉城、乐城成犄角之势，作为防御曹魏入侵的前线，自己所在成为北伐的前线。
在成都的后主，应该是对赵云最有感情的人：曾两次救出了幼年时期的刘禅。一次是长阪坡之战，刘备在逃亡过程中，丢下妻子和儿女，两个女儿都被曹操帐下虎豹骑统领曹纯掳走，刘禅及甘夫人幸亏有他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第二次是孙权趁刘备入川时派遣船队迎接孙夫人回吴，想趁机带走刘禅。幸好刘备临走前任命他担任留营司马，驻守公安，当时刘备的家眷及孙夫人等都待在公安。会有此举是因为孙夫人向来骄横跋扈，刘备才让他掌管内事，获知孙夫人携带刘禅离开，他与张飞及时追赶在江面上将刘禅截回。
后主于是下《诏谥赵云》：
「云昔从先帝，功绩既着。朕以幼冲，涉途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他遗有两个儿子，长子赵统继承爵位。
持续遭到迁移的雍丘王曹植，再度被明帝迁徙，这次是往前往东阿，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离家乡谯县只有南行九百多里的路程，说是返乡也不为过，或许是侄子释出的善意吧？不管怎样，都得上《转封东阿王谢表》表达谢意：
「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壅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
曹植在此说出虽为皇族，所过生活与乞丐、流民无异，生活之困难、处境之艰辛，如果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查知才是，更希望明帝能够对曹家叔伯兄弟能够有所宽限。
等到东阿之后，又写《迁都赋》：
「序曰：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览干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纷混沌而未分，与禽兽乎无别。蠡蜊而食蔬，摭皮毛以自蔽。」
这时明帝想起叔叔曹植之前对于边事的建议，于是回《答东阿王论边事诏》：
「制诏。览省来书，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圣祖皇考，复见孤弃。武宣皇后，复即玄官。重此哀茕，五内伤剥。又以眇身，暗于从政。是故二寇未诛，黔首元元各不得所，虽复兢兢坐而待旦，惧无云益。王侠辅帝室，朕深赖焉，何乃谦卑，自同三监？知吴蜀未枭，而海内虚耗为忧，又虚边将，或非其人。诸所开喻，朕敬听之，高谋良策，思闻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