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的密码（第2页）

周朝传到第十代国王厉王的时候，家底已经十分薄弱了。这时候外族入侵、侯国内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变得很空虚。偏偏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挥金如土，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

周厉王为了继续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决定增加赋税。可立什么名目来征税呢?他想不出来，该收的税都收了。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历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实行“专利”。即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市民百姓，只要他们采山上的药，砍山上的柴，捕捞河湖里的鱼虾，射猎山林的鸟兽，都必须依法纳税。还有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是一种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的办法，不仅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就是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进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对。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负责实行“专利”。

实行专利后，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顿时怨声四起，例如，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

莫我肯顾。

逝将去汝，

适彼乐土。

意思是说，大田鼠啊大田鼠，不要再吃我的黍（指粮食）。多年来我纵惯着你，而你却对我们毫不眷顾。我们要离开你了，到那充满自由的乐土去。这表明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情绪。

老百姓们怨恨周厉王，都纷纷咒骂他。大臣召伯虎看到形势严重，就跑到周厉王面前恳求说：“王上，百姓们实在难以忍受了，‘专利’法再不废除，就要出大乱子啦!”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派了很多密探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议论“专利”，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的满腹牢骚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熟人在街上见了，也只是简单地递个眼色，然后走开。整个京城寂然无声，犹如一座坟场。

厉王却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沾沾自喜对召公说：“你看，百姓现在还有怨言吗?”召公听了，对厉王说；“强把百姓们的嘴堵住，已使他们的怨声变成怨气了。不过，以臣之见，把水堵住，一旦决口，危险更大，所以治水的方法是疏通河道；治民也是这个道理，应该广开言路。大王怎么可以以严刑苛法，堵塞言路呢?”厉王仍然不听劝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实行残暴的统治。

终于，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堵塞的洪水终于决口了!都城里的小贵族、小商人、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冲向王宫，去找厉王算账。起初厉王还想用王师来镇压，可王师中全是些平民百姓。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掺和进去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周厉王只好带了一些随从，偷偷溜出了王宫。临走前把太子靖托付给了召伯虎。然后就逃奔到了蠡地（今山西霍县）。

愤怒的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那里肯罢休，决定找太子去抵罪，他们得知太子被藏在大臣召伯虎家里，于是就包围了召公的家，勒令召公交出太子。召公心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把太子交出，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曾向天子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如若交出，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我不交出太子，人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了起义群众，这才使太子躲过这场灾难。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就率领部队开到镐京城。这卫武公又叫共伯和。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本来是前来平叛的，可是当他来到王都，起义群众已经散去，于是他就率领部队，驻到了王宫里。

厉王外逃，不敢回来，太子虽活着，但一来年幼，不能主事，二来他是找了替身才逃了命的，现在暴动刚平，还不能暴露真相。于是召公提议，国事暂由共伯和代理，其他大臣一致同意，共伯和虽然是代理，但实际上行的是天子之职，所以这一年被称作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年代可以查考。

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

共伯和执政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共伯和时期。转眼14年过去了，逃亡在外的周厉王死了，太子靖也已经在召公家里长大成人了。召伯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天上朝后，他就对共伯和及众大臣讲了真相，大家见太子还活着，一致同意立他为天子，共伯和知道自己不是周室正宗，而且众怒难犯，也就顺水推舟，亲自到召伯虎家把太子靖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不久，他就又回到原来的封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像这样温柔地交接政权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文中说：

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封建贵族制度解体之后，政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帝王本无种”。封建的政权是依血统来分配和传袭的。不生在贵族之门的庶人，轮不到这些“宝座”，看不到这些“神器”。没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选他的血统，也没有人在出生之后能改变他的血统，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会去觊觎此位。正如生而为女的不会想变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贵族制度解体之后，人人得而为皇帝了，换一句话说，政权成了个可以夺取的对象了。在秦末的时候，封建初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既新鲜而又生动，所以太史公在史记里借了项羽之口，还要写下这一笔有声有色的口号。这口号是划时代的。从项羽这样一说，争夺政权的事也就没有停止过。政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一个宝贝。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

可是不幸的，封建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中国却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争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夺来夺去，以暴易暴，总是极少数人统治着其他的人民，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转移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我们不像英国，杀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也又抬了一些头，最后竟变了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在传统中国是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一派人物。但只要做主子的如果让人民感到，人民就始终会“抑之”、“举止”。“损之”。历史上许多民变，往离不开老五这“天之道”的轮回。